韦星

2017年12月，出差旅途中的一家酒店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打开电脑，登录稿件系统，查询过去一年究竟写过什么稿。

目的是回忆和梳理过去一年的经历和遭遇。我发现我去了全国13个省份，一年在外时间超过三分之一，接触了大量南来北往的人，感受着他们的激动、愤怒、高兴、失落和平静，也在奔波中收获别人的冷落、拒斥、质疑、理解与支持。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否通过查阅过往文章来完成对往昔的梳理与回忆？能否勾勒出过去一年里，自己接触的这些事所发生的共同逻辑？这样，让我更好提炼出2017年我所认为的关键词或年度表情。

遗憾，这基本很难。我为此焦虑好几天。恍然间，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件很幸福的事！对新闻人而言，“没什么事儿”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事，但“No news is good news”对个体、家庭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个可以说得上幸福的年份。

带着希望上路

2017年1月，我的采访起步于广东，当时是做关于普通中国人对新一年期许和希望的选题。我采访了创业者、公司普通职员，我发现平静的年份更替背后，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潜存着一种暗示，那就是：不好的那些终于过去了，我又一次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人很奇怪，对自然界的自然更替和轮回，当被赋予“新年”时，一切就又让人自信满满、神清气爽，人们带着梦想和希望，乐观上路。

不过，当新年逐渐远去，工作和生活的跌跌爬爬，又将人们拉回本位，让他们正视现实。这以后，他们开始坦然面对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意外之事。

比如广西河池市政府“变心”—市政府决定从金城江搬迁到宜州，这引发当地官民的关注，但和普通市民、商人的絮絮叨叨不一样，官方保持着公开姿态时的沉默。但不影响我在采访上的突破和对真实“官意”的了解与把握。

所以，对这些向我倾心表达的人，我心存感激：他们或是我的校友，或是《南风窗》的忠实读者。也因为如此，采访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从没有绝望过，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帮助我，如果没有人帮助我，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对人，那个人或许正等待我前去采访呢？

心怀这种信念，冥冥之中，感受和触摸到它的存在，所以我总能带着希望上路。这一点，和我所接触的诸多受访对象一样，即便他们暂时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顿，但片刻消沉后，他们说服自己，迎接挑战。他们也因此不断影响和激励着我—

何芳是一位在深圳流水线作业的外来务工者。记得2017年年初，为采访外来工归途的困境，我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深圳，然后打了个长途的士跑去采访她，但下车时已是凌晨12点30分。当时，她和她舅舅就这样在路边的一家大排档等我。

风从大排档的帐篷外灌了进去。见到笑嘻嘻的何芳，以及那个倦意爬上眉眼的她的舅舅，我内心充满愧疚—“这得是个多大的采访呀？”内心里，我不断骂自己。但他们一笑置之，恬淡而轻松。可所有写在他们脸上的轻松，最终都成了刻在我内心里的一道道疤痕，很深，沉甸甸的。那一晚，我重新审视自我，检讨往昔，也重新审视底层社会。

人民的主流

曾一度，我对底层人有不一样的看法。这种突变，源于我所接触的底层社会和传统教育上灌输的“人民群众”的形象，有些出入。在教科书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忠厚老实的。

但从校园走出来后，我们接触到的，不完全是这样。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多变、自私、嫉妒、市侩和滑头。

因此，类似针对农民和小市民标签化的批评，逐渐出现在一些社会精英群体笔下。底层社会固然有些可恶的人，但精英群体类似情况也不少。从传播角度来说，人在接受信息时，倾向于倾听和认可刺耳批评声，认为这才是真理。

当这种批评声反复出现在自己视野和耳边时，就使我们对一个群体形成可怕的思维定势。慢慢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站队，并加入到在语言和行为上，不断加害于某个群体中的一份子。

后来，不断深入接触，我对社会底层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认知，这种认知即便在我工作上遇到他们“不配合”，甚至“加害”时，我都没有愤怒。因为看问题还要全面，认识和评价一个群体，也得看整体。

在这个问题上，对个别官员的看法，我并不认同。有个已经辞职的官员曾经说贫困户不懂感恩，有“我是穷人我怕谁”之类现象。

我们知道，老百姓本就是复杂多元群体，现实中，一些老百姓确也呈现让人愤怒的一面，但如果把个别老百姓的劣根性在公开场合放大，他的下属还可以更好对待老百姓吗？

高层一直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人民中还有些“不优秀、有缺点的人民”，而是因为如果领导不提出这样的主张，政策施行很可能被基层干部曲解和打折，进而误伤到绝大多数的好的人民。

所以，“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保护弱者”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应该是社会精英所极力倡导和遵循的底线，只有这样，阶层之间的弥合力才会越来越强大，并最终形成力推社会发展的巨大合力。这样，大家才都是安全的，我们的社会、大家的子孙也才有幸福可言。

收获幸福感

过去一年，在广西、湖北、云南、山东、河南等13个省中行走、采访、书写，最大的收获是各地迥异的人文风情。但迥异的背后，也有共同的标签，那就是善良的民众。这和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戾气并不一样。

我认为，互联网下的这种感觉更真实、可靠，因为它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村社会，存在于一个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里。

身处舆论漩涡，有时，我也会搜寻些“热点”题材调查。但随着调查深入，我渐渐不敢开口说话，不敢动笔书写。因为，一个急剧变迁的行业中，自媒体公号四处开花，人心浮躁，以至于反轉新闻不断。

但稍微深入调查和核实，你就发现：很多极端事件的背后，大都是主要信息被隐瞒或削弱的结果。

比如农民歌唱家朱之文，早前，他被描述成一个“因出名、富有，永不知足的村民天天喊着他捐款，且村民借了他一百多万元，无人归还”。这样，朱楼村村民，就在万千网民的唾沫中，长期浸泡着。

我采访发现，借朱之文钱的，就是他哥哥、姐姐和堂兄弟，可他家族内部的烦恼却让他所在的整个朱楼村村民背黑锅—无论这是他有意还是无意的玩笑话，确也伤害到绝大多数村民。

这事，采访前，我应有个常识：通常，他会四处借钱给村民吗？遗憾的是，我没有了这个常识，只在实地采访中，经村民指点，这个一度被情绪所掩盖的常识，才抬起头来，回到现实中。

过去，我一度认为，强调常识主要是针对大众，但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强调常识不只针对普通人，有时候，常识对所谓的社会精英群体而言，是更为重要，因为人一旦离开他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土壤，思维就容易短路，甚至使得精英不如大众的大概率事件得以出现。

因为互联网是面哈哈镜，它放大我们对某个事件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也在这种放大中，被哈哈镜的先入为主占据了主体思维，挤占我们对现实的客观理性认知。

当然，不断放大的互联网，也有好处：它让“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地，也难以出现伤害民生的极端事件。采访中，面对那些拿智能手机联通上下的民众，我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因“天高皇帝远”才遭遇恶政的现象和抱怨了。这是可喜变化。

但和乡村社会基层民众比，城市安全指数则成为很多中产最为焦虑的痛点，他们花高价钱，让孩子到贵族幼儿园上学。他们花高价雇请保姆，希望孩子得到更好呵护。但一起起极端案例的发生，终于迫使他们明白：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买来安全感……

为此，他们恨不得自己多长几双眼睛，其中一双留在子女活动的场域里，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幼儿园的视频监控，依赖电梯里的视频监控，依赖各种各样的“天眼”帮忙盯梢—而且，还要祈祷关键时刻，这些视频监控不会坏掉。

走过2017，普通的老百姓有笑也有泪，辛苦劳作，忍受苦痛，也有了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获得感。在路上，我们怀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