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曾将人类生命的历史比喻成一条河流。它其实也可以用来比喻2017年中国的社会结构。

2017年，中国社会这条河非常平稳，缓缓而行，没有泛起太多的波澜。尽管有雾气笼罩，且从上游所挟带的泥沙、废弃物也让河流显得有些浑浊，其间还酝酿着一些变化，但我们大致还是知道它的情况，它的走向。

有哲学家说，过去是用来怀念的，不是用来回去的。说得很对。事实上，在这一年里，我发现很多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心理模式：不要说“过去”，即使是“现在”，发生了之后在心理上就变成了“过去”，只想快速遗忘。我们已经培养了一种把“现在”看成短暂易逝或易碎，并望着“前方”或“未来”的能力，只是，这样做时，在期待中又疑虑重重。

但从来就没有一个预先形成，在那儿等待我们的“前方”或“未来”。它们是现在的人，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机会创造出来的。关键只在于，谁有这样的资源和机会。

本文想梳理一下2017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化，并展望或说预测2018年的大致面貌。我注意到了一些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

从土地到房子

按照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理论，我们要了解社会，需要一点“社会学的想象力”。但这一年来其实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或者说，很多东西很直观，不需要想象。

社会结构的演化，大致可以在人口、阶层、社会心理、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等维度上去考察。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农村户籍人口58973万人。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新阶段。

尽管一年来，我们还没有获得关于城镇和农村人口的最新统计，但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的逐年上升完全可以判断，城市人口肯定是在大大增加，农村人口肯定在大量减少。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则减少了1373万人，城市化率为57.35%。我们据此判断， 2017年，中国新增的城镇人口和减少的乡村人口离这两个数字也不会太远。

而新增的人口，呈现出一种向大城市及周围城市集中的明显趋势。一线城市及周边、省会城市对经济、人口的吸附能力非常明显。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的那一波房价的暴涨，先是从一线城市发端，继而，蔓延到二线城市。在一、二线城市通过限购、限售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冰封”了楼市后，资本、恐慌外溢到三、四线城市这些所谓的“价值洼地”，推动其房价暴涨，实现了“涨价去库存”的不可思议的奇迹。站在2017年的终点，我回头看了一下，在一些一、二、三线城市，这一两年来，房价已经翻倍了。

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一线城市上涨到一定幅度，限购、限售，冰封→资金往二线城市、不限购的城市→二线城市、不限购的城市房价上涨→上涨到一定幅度，限购、限售，冰封→资金往三线城市、不限购城市……最终的到达地，似乎是“价值最洼地”六线县城。

这是填平房价不平衡的客观后果。不过它当然也有影响人口分布和用房子来划分阶层的意思。我注意到，在这种现象中，人们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从对高房价的怨气变成对买不起房上不起车的恐慌，以及在无能为力中，通过想象房价会暴跌，对于现状的压抑性接受。但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房子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了一个人的阶层地位。

于是在这些背景下，困惑中国几千年的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已经具有了新的涵义，变成了土地之上的房子问题，或者说，是房子所对应的福利、资源、财富、机会等问题。这个转变不是突然之间形成，但它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

那么在现有的高房价下，在它本身就是一个风险而又不能捅破泡沫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办法是有的。我们看到了租售同权的出现，看到了2017年租房市场的一些打造。这些都能把房价问题转换成“租房”这个完全是次一级的问题。虽然，房租或许会在2018年以后成为一个新问题。

这是2017年社会结构变化中，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点—它一定是2018年及以后一些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新的变化

前面说过，2017年中国社会结构并没有什么波澜。我指的当然是浮出社会表层的重要事件，不是指社会结构内部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社会演化有自身的规律，也受到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影响。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看，其原子化程度在加深，而且，每个社会原子之间的心理距离在2017年加大了—甚至出现一些过度的心理防御，以及暴力链条的传递。这意味着道德底线的下降和突破。

我们从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比如像灾难事件在社会交媒体上并没有成为一个关注的话题；比如“教科书式老赖”和其女儿的表现；比如幼儿园虐童事件。社会结构的腐蚀是在继续的。

还可以看到，这一腐蚀已经蔓延到中产阶层这个结构层面。它导致了精致的利己主义实际上已经变得粗鄙；岁月静好的生活也建筑在一种自我想象之中。中产的分化在加剧，群体内部的心理竞争也越激烈。中产的中下层群体已经能够体验到足够的社会痛点。

就是說，在“农民工”之类词汇所代表的阶层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没有议题设置能力后，中产社会圈层已然成为社会结构各种问题的承受地。这是风险的标志，但其实也是“社会承受能力”因为抬高了阶层，在各种矛盾冲击中并没有降低的标志。

中产阶层更多地关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没有办法和这两个场域隔离。所以，我们发现，2017年，社会结构受政治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风险模式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这一模式至今未变。可以看到，风险其实来自于经济结构而不是社会结构，只是，它若出现很大的问题，会对社会结构有冲击，从而带来双重的破坏力而已。

那么，从影响社会结构演变的因素上来说，思路并不复杂。

從政治结构上说，它可以在强化权威，自我把控和整合社会结构后，对经济结构进行影响和控制。这是消除风险和实现伟大目标的路径。这是从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在2017年非常明显。经济结构是必须具有可控制性的。这是一个一直发生的现实。所谓的让市场自我调控，从来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神话。

而这也意味着，资本要服务于整个社会和经济目标的需要。这一点，是一些一直成为大众热点话题的民营企业家某些行为选择和语言表达的背景。过去一直讲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话题，在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新版本。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强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样的趋势。这一趋势目前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在2018年，我们将看得更清楚。

社会心理

我注意到，在2016年大行其道的直播，已经没有那么引人瞩目，各路网红也因为“时尚之后就是low”这个规律而开始减弱自带的250瓦光环。我曾经说过它是沉闷社会背景下人们心理上的出口，现在，这个出口已经不是人山人海，意味着社会心理背景已经有了新的指向。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我想说，沉闷的社会背景中，已经开始显出一些烦闷心理的迹象了。

一个社会要开始产生烦闷心理，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人口多数已经解决温饱，但尚达不到“有房有车”的水准。换句话说，大致介于贫穷的农业社会和高度工业化的富裕社会之间。

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是没有多少心理能量用在别的事情上的，只要生存的根基还可以维持，他们在心理上就会死死地抓住现实。对于现状，他们已经成功地采取了“认命”的心理策略。而已经成为“人生赢家”的人，也不可能产生烦闷。他们可能有不安全感，但内心有秩序感，似乎能控制现实。他们的自我，在对比中好像是成功的。

产生烦闷的，是那些已经解决温饱，但在追求更好生活中受挫，没有一个价值感的出口的心灵。

第二个条件是社会高度原子化，人们孤独，而又感受到彼此的心理竞争。

第三个条件就是在现实中感受到自我的受挫，而且，娱乐、装X都仍然掩饰不了这样的体验，现有的一切仍不足以成为心理的出口。

这个条件目前只是初步出现模糊的轮廓。我们存在足够的消除烦闷心理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资源。

第四个条件就是社会经济变化使人们想快速遗忘现实。在沉闷中找娱乐等出口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想遗忘现实，在心理上往并没有明确预期的未来上赶过去，正是有一点烦闷的折射。

无论是沉闷还是烦闷，社会结构本身并没有方向感，其心理能量消耗在个人的情绪和一堆社会原子的互动中，跟存在憧憬，甚至焦急的社会心理背景的社会结构都有所不同。它的方向感需要政治结构的赋予和强化。所以，宏伟目标的提出，以及把心理能量引导到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尤为重要。

我们可以预期，2018年，各种社会心理会继续存在，期待，憧憬，激动，焦虑，沉闷，烦闷，将复杂地共存，但有些心理会强化其比例，在社会表层中表现出来，而有些则会减弱成为不起眼的背景。但无论怎样，它都是社会结构演化到了哪一种状态的重要特征，我们对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其状态的判断正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二。

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一种良性的演化机制，即秩序强有力的存在，以及价值观对它的粘合。而各种问题，则会影响到它的表现。但很多时候，社会是在解决问题中进步的。让我们对2018年抱持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