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春樵的小说《麦子熟了》（《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是一部有关进城的乡下人的情爱悲剧的小说。小说设置了具有诗化特征的“麦子”意象，来指涉整个进城的乡下人。

小说《麦子熟了》中的主意象—“麦子”，是由小说中的人物组合而成的。小说虽然主要是写麦叶的故事，但通过她连带着也写了比她大的姐姐麦穗和比她小的妹妹麦苗的故事。三个来自乡下的打工女的名字——麦叶、麦穗和麦苗，汇聚在一起，就是“麦子”。麦子是北方的农作物，许春樵利用人名做成的象征和隐喻，将三个女人的人生放大到了整个来自北方的乡下女人的身上；再通过麦穗、麦叶与耿田之“田”的关系，将隐喻放到了来自北方乡下的所有男女的身上。其方法类似于鲁迅在《药》中由“华老栓”“夏瑜”以及“药”而构成“华夏”和“治疗华夏”的意象差不多。

小说的题目是“麦子熟了”，但是，通读整篇小说，麦子无论是作为自然意象还是作为人文意象，都不是成熟在田野上，而是在南方的城市里，工厂中。所以，“麦子熟了”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意象，它所指涉的是有关从乡村进入城市和工厂打工男女的道德文化冲突和生命状态的想象。带有泥土和诗歌韵味的“麦子”，作为符号，时时唤醒着作家对于乡土社会的童年记忆和浓情厚意，以及与工业化文明相对立的乡土道德体验。在麦子残酷的“成熟”过程中，既渗透着作家对于乡土道德在现代化冲击下走向崩溃的忧虑和哀叹，也是小说主人公和作家能够坚持的精神力量的来源。虽然麦子作为自然物在小说中并没有真正出现，但它却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在文字中萦绕回环，从未离场，创生着小说的诗意。叙事文学作为文学也是需要有诗意的，《麦子熟了》的诗意渗透在叙述中，浸润在文字里，洋溢在人物的命运中。

二

身体关怀是现代人道主义叙事的普遍价值目标。小说《麦子熟了》就从人道主义出发，讲述了打工男女（尤其是打工女）的性苦闷，形成了对于打工男女道德生活的普遍性想象。

小说《麦子熟了》的主体部分讲述的是打工女的性苦闷。麦叶、麦穗、麦苗因为贫穷离开她们熟悉的乡下到陌生的南方城市去打工。她们离开了乡土，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独自在工厂里、在工地上打工挣钱。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她们的劳累需要亲人的安慰，她们的孤独需要爱人倾诉，身处危境的她们更需要强有力的男人的保护。小说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孤独中的乡下女人们的身体苦闷和精神焦虑，以及在环境的压力下身体欲望和精神焦虑的澎湃。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能够给她们提供身体满足和精神抚慰的男性，都可以成为她们的“白马王子”。工头王瘸子、摩托司机老耿，甚至陌生的男人，都成为了她们心中的偶像。作家通过麦叶与老耿之间的欲说还休的“调情”，麦苗最终为王瘸子包养，以及麦穗对麦叶的吃醋，突出了身体欲望对于这些打工女的身体和精神折磨。男人对于她们来说，很多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尽管金钱也很重要），而实在是为身体的抚慰渴望所左右。作家对于打工男女身体欲望的书写，是反激式的。麦叶自身性爱救济途径的中断，麦穗的直言不讳的性话语，邻居打工妹的夜半歌声，瘸子老王的包养诺言，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诡而又心知肚明的生活环境，都激发着和凸显着主人公麦叶的性欲望的热度。作家充分展示着他的老道的写实主义手法，在麦叶的犹豫不决的情欲，和叙述的放纵与约束的张力中，在平静的叙述中饱和着其文本的欲望情热。在这样的书写中，我似乎看到了莫泊桑《娜娜》中所使用的一般性的手法和功力。

而在思想层面，当麦苗被包养，麦穗与丈夫以外的男人鬼混，麦叶与老耿调情的时候，作家给我们的表面结论似乎是：乡下古朴的道德观念在这些女人身体欲望的蛊惑下分崩离析了。但是，我却在许春樵的叙述中，看到了他对于这些身在异乡的乡下女人的同情和宽恕。许春樵的有关乡下女人性苦闷的叙述的意义在于，他通过对麦穗自由流淌的性欲望和被麦叶咬牙切齿压抑着的性欲望，表现了打工女的身体困境。作家将这些身在异乡的打工女作为活生生的人去讲述她们。他的叙述洋溢着人本、人道的情怀。

关注打工男女的“性福”，是当代社会新闻焦点问题；讲述打工男女的欲望故事，以达到对于底层生活境遇的揭示，也是当代一般底层叙述的惯用策略。《麦子熟了》虽然一开始甚至大部分都在叙述打工女的性苦闷，但是，这部小说却并不是所谓的非虚构社会纪实，它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将笔触切入了由性苦闷而引发的深度的精神焦虑和抚慰渴望。许春樵是有着理论素养的作家。他在《麦子熟了》中所持有的有关身體欲望的基本观念是“灵肉一体”的认识。他对于性爱的道德界定，并不在乎外在的社会道德戒律，而在于灵魂和肉体契合的新理性主义伦理。这种道德对于特殊情境下的身体放纵，比如麦苗、麦穗等人在远离亲人和丈夫的环境下所发生的身体抚慰行为，持宽容和同情的态度。虽然麦穗、麦苗违背了传统的婚姻道德，但是，作品的叙述者并没有明显的谴责，甚至还通过麦穗的话语和行为论证了她们人性伦理上的身体满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有人说，小说是爱情的事业。爱情，尤其是性爱，在小说的叙述中是具有诱惑力的。许春樵把麦穗、麦叶、麦苗、耿田，以及其他的打工男女的性事及其悲剧，讲述得张弛有度，滋味十足。尽管《麦子熟了》在这一阶段，充满了艺术的设计感，但是，它依然基本保持着非虚构的水准上。

三

在《麦子熟了》中，许春樵主要关心的是打工男女的身体渴望，但麦叶这个形象却将其叙述引向了精神关怀。作家为了一个理想，而塑造了麦叶这个道德乌托邦的形象，并让她成为打工男女道德生活的普遍性想象中的例外。麦叶一方面是打工仔的一员，同时，她又是打工仔中的一个独特个体。她与被集体表述的打工仔，在文化道德等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她又非常的不同。她是一个被关怀的性苦闷者，同时，又是一个精神至上主义者。麦叶是一个精神乌托邦，作家在精神的层面给予了她另一种关怀。

我自始至终认为，许春樵是有着道德理想主义①的道德洁癖的。在《麦子熟了》中就表现在对主人公麦叶“名誉”的保护性叙述。麦叶太苦了，丈夫不懂得她，工作又是如此的劳苦，其他的女人都知道无论是为了钱还是不为了钱都要找机会安抚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她在身体极度焦渴的情况下，面对着一个强壮又懂得自己的万人迷男人老耿，却犹犹豫豫止于最后一分钟。在作品中，虽然麦叶曾把自己灌醉，要把自己交给男人老耿，但老耿却没有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在这样的情节中，老耿与其说是止于自己的情感和理性，不如说是成全了麦叶的精神和道德信念。作家真的很是残忍，他利用麦叶的身体欲望和道德信念之间的冲突，安排了一系列的硬的和软的诱惑，来考验或者锻炼主人公麦叶。在这一系列虚虚实实的冲击中，作家铺展了他的叙述张力，赚足了读者的阅读情趣，却把我们的主人公麦叶折磨得死去活来。endprint

在小说的语境中，麦叶假如放荡一下的话，我认为是符合人性的，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也是无损于她作为好女人的声誉的。但是，作者却让麦叶一直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哪怕最后使得她一无所获。在小说的叙述中，麦叶可以说一直就是一个祭台上的牺牲。她以她活生生的肉体疼痛传达着许春樵对源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婚姻道德观念的褒扬的价值立场。当然，假定如此的话，后面麦叶作为无辜者遭受误会的叙述“包袱”也就抖得不像小说中那么有效果了。换句话说，作家就是要将麦叶塑造成一个在肉体痛苦上翻滚的使徒，以为小说后续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蓄足力量，为后续的误会叙事的悲剧性搭好垫脚石。麦叶的身体放纵是自然常理，但是，小说家的责任并不在于揭示生活常识，而在于通过人物或情节传达自己的理念。

《麦子熟了》本是一部有关打工女的性苦闷的小说，但许春樵最终将打工女性苦闷叙事演绎成了一部爱情小说。在对麦叶与老耿这两个人的交往的叙述中，作家自始至终压制着男女主人公的情欲的宣泄，或者说，利用情欲的书写及其压制，来反衬他们的精神爱恋。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②许春樵通过麦叶的性苦闷写出了她的精神苦闷和作为人的灵魂焦虑。不管后来耿田是否死亡，她都在精神上获得了缓解释放，由性苦闷而结识了耿田这个同样期待着精神爱恋的打工仔，而将她的精神引渡到了神的境界。

许春樵相对于广泛存在的打工族性生活的新闻性叙述的高超之处在于，他将常见的社会焦点中的性聚焦，提升到了精神的关注和灵魂的关怀。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神庙，没有至圣的神一样。③许春樵笔下的麦叶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神就祭奉在麦叶的肉身上。

至此，许春樵也将麦叶塑造成了一个与几乎所有打工男女不同的独特个体，使得她超出了一般的符号的描述能力之外，也就是说，使得她超出了一般的有关打工男女生活的想象之外，一个另类的符号，一个反击有关打工男女惯常想象的符号。有人可能说，许春樵小说中的麦叶形象，概念化了，理想化了。我认为，虽然非虚构让人感受了对于社会现实的逼真写实的艺术魅力，但是，小说作为一种艺术，作家的道德理想和艺术想象一定有它的文本的合法性，麦叶这个形象的塑造依然在小说学的范畴之内的。许春樵通过麦叶这个理想主义的形象，展示了他的道德理想，也使得他的小说更像艺术而不是生活写实。理想主义的麦子的形象，是许春樵的思想术之一个方面。

而在艺术上，她的存在正与她所处的欲望化的环境形成一种既彼此勾连又彼此冲突的叙述张力。对立反激的叙述，在古典主义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许春樵的叙述在乌托邦形象的设置上也有着一般古典主义叙述的风格。

四

小说不同于社会纪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自有自己的情节（人物命运）的设计。许春樵在麦叶命运的设计中，并不止于身体焦虑与辛苦坚守的纠缠，他几乎突然地转换了场景，并在场景的转换中，让一场“误会”近乎必然地发生了。正是这场“误会”直接导致了情节走向的变化，原有叙述意义的被击穿及新的意义获得建构。

小说叙述中“误会”桥段的设计，是文学叙述中转换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的常见的把戏。它在文学叙述中非常常见，也非常俗套，它几乎是一个固定的戏剧模式。从小说学上来说，误会意在通过其的形成和解释，以推动情节的发展，好把故事讲下去，好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讲得有趣味。假如单纯从“误会”的设计上来说，《麦子熟了》也显得非常的平常，它沿袭了常见的情节小说的叙述程式。但是，误会桥段在文学叙述中虽然是常见模式，但是却常用常新。最关键是，要看这样的技术性的设计，能否从俗套中翻转新的意外路径，传达出新颖的思想或感悟。

“误会”，在现实主义叙述中，常常是一个可以化解的结扣。丁西林的话剧就经常利用“误会”造成幽默与讽刺。但是古老的希腊悲剧中，“误会”却是天命的现实显现。《俄狄浦斯王》就是一场由神操纵的“误会”。在这场所谓的“误会”中，俄狄浦斯和他的父亲母亲，都无可奈何地充当了命运的牺牲品。在《麦子熟了》中，有关麦叶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有关对于她的误会却同样带有所谓的“必然性”或“宿命论”。

当麦叶在许春樵的保护性叙述之下，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发乎情止乎礼且守身如玉的道德楷模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坏了！这个女人悲剧了”。就如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正在把一条链子系到枪的撞针上。”我这是出于现代小说閱读所形成的直觉。在一种普遍的现代悲剧的叙述逻辑里，善良必然暗示着善良者的悲剧的到来，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许春樵不会依照着传统的因果善报逻辑，一路走下去将她塑造成一个节妇，并让她善终，从而造就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显然，作家之所以将麦叶的道德形象在她的痛苦的坚守中高高垫起，其意就在于增加她在后来叙述中作为悲剧人物的悲剧性。果然，在小说的叙述中，我所预期中的“误会”如期到来。打工女人中最清白的麦叶，却在姐姐麦穗的闺中戏言中被丈夫“误会”为出轨。不但自己遭受毒打，而且她真心爱着的清白无辜的男人老耿，也被她丈夫杀死了。一场传说中的情欲故事，导致了血案的发生。

在许春樵将“误会“搬到《麦子熟了》的语境中的时候，还不仅仅在于揭示一个善恶悖反的现实道德的荒谬，而在于作家可能早就洞穿了所谓“误会”的命运把戏，用一场所谓的“误会”来阐明，乡下人进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它的整体性的道德“污名”及其所造成的悲剧。麦叶所遭遇的“误会”，是一种关于道德生活的普遍性的想象之下的强迫性的认知，它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人云亦云。

在一种有关打工男女性苦闷和性混乱的整体的定性之下，其中一些独立的个体，也难免被污名。在逻辑上，整体包含个体，整体的属性决定了个体的属性定位。体现在符号上，一种关于群体道德状况的符号描述，它的覆盖面，是普遍性的；而这种普遍的铺盖必然伴随着话语的暴力，以及对于个体例外的牺牲。在这样的普遍性认知（定性）之下，谁又能独善其身呢？就是有能够独善其身的人，也难逃被覆盖的命运。当整个社会甚至包括知识界，都认为所有的打工男女都存在性苦闷，以及性混乱（包括临时夫妻，包养等），“打工男女”就成为了描述这种道德状况的符号。身为打工男女之一员的麦叶难道能够例外吗？！当然不能。麦叶丈夫桂生对麦叶的误会，殴打，虐待，以及对同样执着精神之恋的老耿的杀害，表面看就是一个愚夫的无知和颟顸，其实，他自有他的逻辑。桂生为什么就轻易相信了谣言了呢？人们可能说，谣言杀人。其实他也没有捉奸拿双，而他之所以相信了麦穗的谣言，还是基于一种普遍性的认知所做出的判断。别人都是如此，他的妻子当然也不会例外。这正是整体“污名”之下的自然逻辑。叙述上的所谓“误会”桥段的设置实际上包含了合理的逻辑推演。endprint

许春樵的杰出之处或别致之处恰恰在于，他在普遍性的想象之下，写出了麦叶这样的一个“例外”。这种例外在常理的逻辑里应该是可以存在的，尽管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技术性安排。但正是这种技术性安排，让我看到了许春樵小说中的永不泯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执念，以及在整体性“污名”之下对卓异个体其所遭遇处境的的忧虑。因此，《麦子熟了》这部小说所揭示的有着比婚姻出轨凶杀更为悲剧性的思想。

关于打工群体的道德生活想象和符号化描述，都是以关怀和善良为名而进行的，但却导致的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对于这个群体的道德的“污名”。从身体的人道关怀转换为道德污名的指责，误会叙述及其价值的戏剧性蝶变，被作家很准确地（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抓住了。不是情节的逆转，而是其思想蕴含的陡然反水，传达了打工仔这一符号所被赋予的惯常逻辑，也给予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所谓的关怀以一记重击，使得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被撕扯得粉碎。

当此时，小说《麦子熟了》的叙述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思想问题了。在“误会”叙述中，许春樵实现了小说的意义转折，这是一种自我的否定，也是一种意义的洞穿。在看似平常的小说叙述学中，许春樵实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洞见：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对于个体主体性的遮蔽。

五

在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中，结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家要安排人物的去处，因为它需要给予世界以确定性的解释。而现代主义却可以不管不顾，任其开放和自由流淌，因为它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不确定的。许春樵的《麦子熟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许春樵在轰轰烈烈的情感悲喜剧之后，以近乎平淡的语调，如中国传统小说一样给每一个人物都交代了去处：老耿离开了打工的地方，在另一个地方被麦叶的丈夫杀死了；麦穗内疚于自己的“谣言”而出家做了尼姑；麦苗做了甜蜜的二奶；丈夫桂生因为杀人而被判了死缓。而麦叶经历了打工过程中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恋，经历了丈夫的虐待和恋人的被杀，她终于“成熟”了。

但是，似乎所有人都有了去处，而唯独麦叶“留”了下来。她到底要到哪儿去呢？作家安排她在重返城市而不得的情况下，又回到了鄉村，去给那个被杀害的恋人上坟。上坟，可以看做是整个故事的落幕，但却不是麦叶的真实去处。作家在叙述麦叶的归宿的时候，胶着了。但其实是在说，麦叶无处可去。

在小说的语境中，麦叶是最有收获的一个。她的外出打工，是奔着财富去的；但却找到了爱情。虽然她所爱的那个人死了，但是却留下了精神的果实；虽然她最终走向的是世俗的恋人的墓地，在中国文化所规定的情境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地、那是麦叶精神境界的再一次的跃升：假如说以前的交往中多少夹带着爱欲的气息，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洗礼，她的爱已经淬变为宗教性的精神之爱了。这大概就是许春樵所谓的“麦子熟了”的真义所在。

但我总感觉到，在她那饱经沧桑后的落霞余晖般的宁静中，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痛感。所有人，无论生死，都有了去处，但唯独麦叶似乎没有去处，似乎毫无着落。在我们陶醉于作家所营构的悲悯的诗意中的时候，也应该同时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我不禁要问：麦子（麦叶）成熟以后怎么办？麦叶还要去打工吗？在作品最后的叙述中看来有这种可能；麦叶还去找她的那个精神恋人吗？他已经被杀了；麦叶要回去给那个虐待她的丈夫重新当老婆吗？他已经被判了死缓，而且麦叶显然也不再愿意。麦叶似乎之后死路一条了。在小说中，她是要上吊的，但却因为女儿又回到了生世。最后她又去给老耿上坟，似乎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她难道要一辈子给死了的恋人守坟守节吗？在中国当代世俗性的社会中，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那成熟的麦叶到底到哪里去呢？作家没有给出答案，他似乎要留给读者去思考。我真的想给成熟的麦叶提供一个合适的栖身的处所，比如另一个能够爱恋的男人，或者有一座教堂，或者一个尼姑庵；或者什么地方。但我真的很难设想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假如给麦叶设计了一个去处，无论是教堂或者尼姑庵，或者找一个男人嫁了，这又是多么的老套，当然更不符合作品给麦叶所设计的精神脉络的走向。

所以，在故事的结尾，麦叶只能孤单的一个人，走在路上。在这样自然的收束中，麦叶的形单影只的形象在一种远镜头中，慢慢地变小，也慢慢地变得高大了，高大成了一个硕大的“？”。而目睹着她孤单的身影，我所能够获得的只能是孤独、寂寞、悲凉的人生况味，和天地虽大却无处栖身的无言的悲哀，和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在世俗世界中的穷途末路，以及绝望。

《麦子熟了》的结尾，一方面是确定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是不确定的现代主义。这样的结尾使得前文所说的普遍主义话语所造成的创痛被延伸，暗示着情节续写的可能性；它在确定无疑的落幕中，又留下了令人回味悠长的敞口。

六

麦子真的成熟了！许春樵也从一场欲望政治中走向了精神的救赎，完成了对他自己的底层叙述，也是对于整个当代底层叙述的一次品格提升，引导着底层叙述从单纯的形而下社会焦点叙述的困境中脱身出来，走向更为审美化的精神境界。

“五四”以来的问题小说，一直想借助于社会问题的表现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是思想的范畴，也是社会学的范畴。它是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融入社会中心的一种方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底层叙述，一开始也是醉心于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现象式描述，这使得作家因为深度卷入社会而缺少超越性的审美净化，导致其文学纪实性有余而审美性不足。

许春樵的小说《麦子熟了》告诉我们，文学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其现实事象，而且要将其作为艺术来对待。小说要有着高于事象的艺术的设计，关于人物命运的，关于情节结构的，关于叙述的。这样才能将文本从其特定历史内容中解放出来，将文本的意义生产“从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机制中解放出来”④，通过叙述去完成一次精神的也是神性的敬畏之旅。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够成为生命之学，也才能真正成为文学。

《麦子熟了》同时也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关怀叙述，从一般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叙述提升为对社会情感的深刻的反省。思想不是文学的本职，但是，小说中所体现的思想洞见，一定较之于纯粹思辨的思想理论，更加具有思想震撼力。不但因为它来自于作家及其同呼吸共命运的主人公的共同的体验，更因为它那出于一般习惯思维之外的深刻照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底层叙述超越现象描述，而进入更加深刻的思想领域，获得审美的深刻性。小说的写作，是一种小说学，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术。

注释：

①方维保：《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与小说的折断性叙述——评许春樵长篇小说〈酒楼〉》，《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德]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2页。

③[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页。

④李同路：《莫言小说〈蛙〉与多重权力—话语冲突中有关生育的文化记忆建构》，《清华中文学报》第15期，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2016年6月出版。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