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抑或公众性：观察网络舆论生态的两种视角

2017-12-25焦德武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6期

摘要：从舆论主体变迁史角度考察可见，古典民意时期舆论主体以体制内官员为主，舆论的收集与传播具有较为明显的筛选特征。随着现代报刊的兴起，舆论主体演变为以体制外知识精英为主，舆论内容体现出较明显的公共性旨趣。而当前舆论主体以普通大众为主，舆论内容体现出较强的情绪色彩。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舆论具有公共性与公众性的二维特征。以公众为主体的网络舆论因社会动员与社会抗争的成本较低，容易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在舆论研判、公共政策制订等过程中，应对上述两种舆论加以区分。

关键词：公共性；公众性；网络舆论生态

作者简介：焦德武，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240）

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舆论学的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他在著作的最后两章分别提出“诉诸公众”与“诉诸理性”，来表达他对公众舆论的困惑与理解。实际上，他在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已经给出了回答，即阈于审查机制、刻板成见、个体兴趣等因素，由公众作为主体产生的舆论，并非是客观的，甚至是不可信的。因为公众“没有时间、精力、兴趣，也没有进行特别判断的手段来从事这种研究”，“更多的是由专家和政治科学家进行的” [1 ]，李普曼相信的是精英政治以及由精英主导的社会舆论，而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充满情绪的。然而回溯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卢梭、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等人则把舆论上升为法理、道德、哲学层面，认为舆论是理性的、理智的、冷静的，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那么，如何理解具有理性精神的公共舆论与由大众引致的公众舆论，两者间的冲突抑或并存对认识当前舆论生态有何启示，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古典民意、报刊舆论与网络情绪表达

1. 古典民意的兴起与衰落

林语堂在追溯中国新闻舆论史时认为，中国在没有文字新闻前，就有了“口头新闻”，这种口头新闻就是以讽刺诗和民谣形式出现的歌谣 [2 ]。今天来看，这种歌谣就是当时民意的体现，也即舆论的早期形态。这些“歌以咏志”的“舆人诵”具体的数量已难以考察，先秦有记载的如《诗经》保存了305首，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歌谣已经遗失了。

考察古典民意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古典民意具有现实性、大众性、政治性，甚至出现了“民本思想”的特征 [3 ]。但是统治阶级对民间舆论的重视与收集有着浓厚的统治意图。从舆论的收集目的来看，天意、民意是国家统治最为核心的正当性资源，只有把“天命”与民意相结合，才能为统治与改朝换代寻求正当性解释。统治阶级收集民意、了解民意是因为他们怕失去天下，因为“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通过民意的收集，统治阶级希望达到上下一心、天下大治的理想状态 [4 ]。从舆论收集的过程来看，具有讽谏批评效果的民谣，也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虽然无可考证，但今天我们仍能想象从采诗机构的设立、采风官员的选派、“入选”民谣内容的圈定到传播的范围，必定经过了层层把关、层层筛选。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舆论的生成与动员、批判作用，几无大的变化，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时强烈，有时舒缓。舆论和皇权第一次有组织的对抗，是汉代党锢运动 [2 ]。这是一场通过舆论动员，组织起太学生以批评皇权的运动。党锢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53年，朱穆得罪宦官，太学生上书支持朱穆；第二次发生在162年，皇甫規将军因免了宦官党徒而受构陷，太学生为其求情。

如党锢运动这般历史上的舆论动员，基本都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其中朝廷重要官员在舆论生成、传播以及舆论批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党锢运动是舆论对朝廷的直接批判，那么这种批判还只仅仅局限于体制内。面对日益内忧外患而无力解决的朝廷，在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举办报刊启示的基础上，梁启超、王韬、汪康年等一批报人开始寻找体制外批评的空间。这批报人的兴起与成长，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报刊的产生与传播。现代报刊的诞生，让中国社会的舆论内涵第一次和国际接了轨：舆论不再是体制内的采风、进谏、清议，不再是“舆人之论”，而变为了借助大众传媒反映民意、传播民情、批评政府的工具。

2. 报刊舆论与精英知识权力化

1873年，李鸿章判断中国社会到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事实上19世纪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的同时，现代报刊的兴起与发展、知识阶层身份的迷失与转化这一内一外的因素促成的报刊言论的勃兴，对舆论界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的邸报、京报基本上属于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是政治权力的延伸。1815年传教士米怜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现代报刊，从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闻业。肇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报刊一视同仁地把知识送到宫殿与茅屋前，而最重要的是现代报刊在中国社会营造起了一个舆论场。

近代中国，从古代变过来，变得很大，最大的，其实就是出现了舆论场 [4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现代新闻业提供了发表见解、传播知识的最佳载体。知识阶层因身份的变化以及借助现代报刊发表言论、营造出的舆论场，是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通过科举试图改变身份的士大夫失去了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士大夫阶级被彻底颠覆。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 [5 ]。过去，士大夫通过清议、上书、劝谏等方式，联系国家与社会，科举制消除后，这种沟通渠道变得逼仄，国家与社会甚至出现了“断裂”。变身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没有责任与义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着制度化的桥梁作用，他们甚至因无法加入体制而产生失落、怨恨心理，进而产生批判意识。这在梁启超、王韬等报人身上可见一斑。他们试图与统治阶级合作，甚至希望得到重用，统治阶级抛弃他们后，他们转而在现代报刊上发表言论，制造舆论，试图影响国家与社会。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在社会改良中发挥自身的作用。endprint

体制内文人转变为知识分子后，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拥有影响社会的权力，大众传媒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上的传播力、影响力，知识分子完成了从旧式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失去了体制内的影响力，却可以利用体制外的大众传媒继续影响国家与社会。借助大众传媒影响社会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脱离报人是落魄文人的形象，二是如何说大众才会接受。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个路径加以解决，即通过对“公共性”的关注来连接统治阶级与大众。“公共性”的内涵包括为公众思考、内容涉及公共生活、通过公共渠道向大众发言等。社会环境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上述公共性的要求。知识分子通过关注国家命运、公共事件、公众人物、社会政策等，利用大众报刊发表言论，不仅深度介入国家、社会生活，改变旧式文人迂腐的形象，还对整个社会公众情绪的调动起着重要作用。藉此，知识分子获得了国家、社会的认同，完成了身份赋权。

以梁启超、汪康年、王韬等为代表的报人归根结蒂是知识精英，他们通过报刊舆论影响社会，是把自身知识进行权力化。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现代国家和政治基础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社会正式形成，这种舆论是以“公共性”为基础，是以政治、国家、社会发展为主要诉求对象，是一种以知识精英为舆论主体的“公共舆论”。

3. 网络舆论及其公众情绪表达

2003年除了SARS事件外，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公共事件——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事件拉开了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序幕，网络舆论从此成为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十余年来，网络舆论的载体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捷，网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从博客到播客、微博、微信、微视频、APP，网民利用便捷的参与渠道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网络热点事件。

如果说现代报刊的出现制造了舆论场，那么网络的快速发展，则生产出多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海外舆论场等。纵观这些舆论场可以发现，舆论主体开始丰富、多元、活跃。回溯前述内容我们发现，古典民意的表达依赖采风官的收集、位高权重者的动员以及体制内谏官的上书，舆论主体以体制内官员为主；现代报刊舆论场主要依靠脱离体制的知识分子制造，有着强烈的“公共性”特征。而当前舆论场的生产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知识分子、大众与海外人士，而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当属网民制造的民间舆论场。

网民制造的舆论场有几个特征：人数多、影响大、情绪特征明显。其中“情”在舆论场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考察“情”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可以发现，它常常成为社会的规制性力量，甚至可以主宰人际关系、君臣关系，具有一种道德力量 [6 ]。对于没有“把关人”的网络来说，“尚情”成为网民制造舆论、推动舆论、引发关注的重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舆论已经把“情”置于礼、法等之上了。

以2009年发生的夏俊峰案为例，事件开始阶段，就有这样的微博呈现出来：

2009年的圣诞节，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去沈阳街头看夜景，满目尽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儿子要买一个8块钱的玩具，她没舍得……言及此，张晶泪下。满座皆寂静。

在网络舆论产生初期，情的动员功能非常奏效，网络上和情相关的信息最容易产生指数式传播效果。在一篇《愤怒形成的公众意见》的文章中 [7 ]，作者援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愤怒在微博上比任何情绪传播得更快。有学者也认为网络上充满了戏谑与悲情两种基本情绪，如果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不能调动情感就无法形成网络事件 [8 ]。当前网民公众情绪表达主要是通过“舆论的力量”获得了话语权。

从古典民意到现代报刊，社会话语权主要有体制内官员、知识精英把控，普通百姓表达声音的渠道非常有限。网络舆论提供了一种众声喧哗的机会，尤其通过超越道德、礼法的情绪性公共事件，公众情绪更容易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不是事件信息而是情绪信息的“公共”（引号为本文作者加注）舆论 [9 ]。

回顾中国舆论主体变迁史我们可以发现，主导舆论的生成、传播有精英，也有大众。从现代报刊时期的舆论生成来看，知识精英多以“公共性”为旨趣，关注公共生活；网络时期则体现出强烈的“公众”特征，大众利用网络等便利渠道，通过情绪的聚集，完成舆论的生成、传播，促进事件的解决。

二、网络舆论生态背后的公共性与公众性之辩

1. 舆论的公共性与公众性

在一本《舆论与世论》的作品中，作者认为日本社会有“舆论”与“世论”之分。舆论是抑制私愤的公论，是作为“多数人的理性意见”而使用。舆论是政治之根本，是对政治有生杀大权的东西 [10 ]。所谓世论，也就是个人感情，是没有成為意识对象的心理状态，即情绪氛围的外在表现 [10 ]。藉此，作者认为中国的舆论也应区分为公共舆论与公众舆论，也即舆论应该具有同一层面的两个方面：公共性与公众性。公共性是指舆论经过协商、讨论，具有理性特征的公众态度，公众性主要指具有大众特征的，以情绪聚集为主的意见的汇集。具体来说，这种公共性与公众性区别我们可以归纳如下（见表1）：

2. 区分两种舆论形态的必要性

公共舆论与公众舆论同时并存，在学术研究、政策制定时应区分这两种舆论形态。从研究对象来看，舆论并不是特别容易掌握的东西，有时我们甚至赋予它一种神秘的力量。因为我们考察舆论时，很难说清楚舆论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如何起作用，甚至想起来“让人心里慌兮兮的” [11 ]。然而舆论又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政治的根本”。当我们谈论舆论时，往往是和具体的事件相联系，事件的性质、走向、推动力量、解决之道，往往构成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在讨论舆论性质的时候，需要通过评估对具体的公共事件加以定性。之所以要对舆论进行分类，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舆论性质会影响司法判决、政策制定等。2006年10月，11岁女孩乐乐被朋友骗奸并胁迫卖淫，乐乐母亲唐慧救出女儿并走上了上访路，2014年湖南高院判决涉案的周军辉、秦星无期徒刑。这就是网络上著名的唐慧案。这一持续多年的公共舆论事件，引起的讨论和关注都是空前的。2013年，《南方周末》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为题进行反思。文章从“警方缺少‘强迫证据”、“‘强迫卖淫罪如何写进起诉书”、“量刑是否过重”等为题 [12 ]对唐慧案进行了质疑。《南方周末》从现有的证据和分析看，永州方面确实受到了舆论的巨大影响。endprint

拿破仑曾说：舆论统治一切 [13 ]，这说明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在面对舆论的时候还是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以法律为例，“影响法律的舆论可能并非公共舆论” [17 ]。因此，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意，司法判决、政策制定甚至立法，都要有客观的判断。有的诉诸道德的事件特别是网络事件，影响确实很大，这种影响有时存在舆论审判的可能。区分公共舆论与公众舆论，就可以在法律、政策层面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抉择，而不至于被民意所裹挟。

二是作为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的生成与传播具有主动性，其出现的方式、传播的广度、影响的范围往往不受人为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舆论是无法“引导”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确实有很多外部力量在影响舆论 [14 ]。因此，对待舆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能否引导加以判断。

对于舆论来说，其本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以美国总统竞选为例，2016年11月，在舆论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赢得美国第45任总统竞选的胜利，创造了又一起“黑天鹅事件”。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17年，米切尔参加连任竞选时，得到了除赫斯特旗下的报纸和《纽约呼声报》之外所有报纸的支持，然而他却失败了 [14 ]。舆论的不确定性只是舆论的一个特性，还有制造舆论、误导舆论、舆论偏离的可能，也即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舆论，通过技术手段或噱头，人为地扩大事件的影响。也有些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舆论误导公众。同时，阈于公众认知舆论也有偏离社会事实的可能。因此，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有利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建立。其中，公众舆论因公众具有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 [15 ]，需要一定的引导。

这里并非强调公众的盲从而强化精英主义，实际上，任何公众舆论的发生都不缺少大众理性的声音，只是从整体上看，公众有易于被操纵的特点，加上对事件本质认识上的缺陷，容易成为舆论热点事件盲从的推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分舆论的公共性与公众性，可为舆论引导奠定理论基础。

三、转向大众：网络时代舆论的发展与进路

前述区分舆论公共性与公众性的必要性中未论及当前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媒介技术的進步对舆论生态的影响更直接。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举例说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因为相比于口语，喇叭和广播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更加有效的工具 [16 ]。网络的诞生，对社会结构，人的心理、行为等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网络形态日新月异，智能化、社交化带来了舆论生产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

高频率的网络使用效率是当前网络舆论生产的一大特色，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第40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有网民7.51亿，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手机网民7.24亿。2017年上半年，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26.5小时 [17 ]，也即平均每人每天花费近4小时在网上。网络社会的快速崛起，助推了权力结构的变迁 [18 ]。这里的权力更多的指向信息权力、话语权力等。信息权力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围绕着信息权力，社会组织起它的制度，人们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并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 [19 ]。话语权力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能力。

对信息权与话语权的持续渴望，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有着保密的传统，笃信“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保密思维根深蒂固 [20 ]。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一段时间公众的话语权、信息权没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或者获得的信息不够真实、不够全面。因此，大众急切地想通过新诞生的互联网来了解信息、掌握舆论。马克思曾经说，在长期过分的精神禁锢下，外界的任何刺激都有可能激活舆论 [21 ]。大众对技术的掌握，实际上是获得了舆论主体的地位，结合历史背景、当前的社会结构，大众制造和推动了大量的网络舆论事件，可以说，当前社会舆论已经从传统的精英主体转向了大众主体。

大众聚集在网络上作为舆论主体带来两个重要变化：舆论动员与公众抗争的成本变低。西方社会把网络动员作为一种资源动员，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一个社会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看做是一个常量 [22 ]。如果存在上述常量，资源动员的成本将降低。Garrett对互联网等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作用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从动员结构上看，新媒体技术降低了参与成本，同时加速运动的扩散 [8 ]。我们可以试举一例：

【陈永洲其人】10月18日，我生日的第二天，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带走。他陪伴我的六年，几乎天天加班，生日那天也不例外。他回到家时，我已睡下。他答应第二天会补我一个生日蛋糕，却不想我们就此分离。看着那辆湘牌黑色奔驰车消失的那一刻，我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此停止了。——陈永洲妻

上述微博是2013年10月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拘留《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后，陈永洲妻子发的一条微博。从微博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对公众的动员充满了情感。这条微博获得了大量的转发与评论，其通过低廉的动员成本，获得了较为明显的动员效果。

为了获得信息权与话语权，公众也进行了一定的社会抗争——当然这种抗争可能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公众通过自发的联合、结盟，只依赖网络媒体形成暂时“联盟”。依赖网络媒体形成暂时“联盟”，无形中凸显并放大网络时代行动主义的治理诉求 [23 ]。这些联合甚至产生“通常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主导，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人”，只是依借大众媒介的“话语”作用来实现联盟成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途径 [24 ]。2013年7月，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湖南省临武县莲塘村瓜农邓正加在县城文昌路桥头卖西瓜时，被城管暴力执法殴打致死。针对这样的事件，很多网友都参与了讨论，舆论一时甚嚣尘上。舆论的爆发不仅仅是公众对邓正加这样的瓜农的同情，也是对普通公众权利的争取。

不管是网络舆论动员还是舆论抗争，都具有明显的公众特征。从纵向看，中国舆论主体已经从体制内官员或者知识精英转向了大众。endprint

四、结语：正确认识当前舆论的多样性

恩格斯曾言：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 [21 ]。舆论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大众生活也须臾离不开舆论。但是网络舆论诞生以来，我们有一种舆论恐慌甚至舆论崇拜的存在，只要是舆论关注的，我们总在影响巨大的说辞下予以解决。甚至有些部门因舆论关注匆忙沿着舆论的方向进行协调处理，没有看到公众舆论背后的情绪因素、遮蔽因素，甚至人为因素。舆论事件在发生后，应充分衡量舆论的性质与特征，在追问属于公共舆论还是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朝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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