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 李嘉惠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我国职业结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杨胜利, 李嘉惠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职业结构是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内在表现。职业不仅代表了社会阶层，还包含了权利、财务和声望，对职业结构的研究有利于明确社会流动的指向性：壮大中产阶层、加强职业阶层之间的整合，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本文利用1982—2010年4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我国职业结构的空间差异、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从业人员职业结构呈现出不断高级化过程，各省市之间职业结构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产业结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平均年龄是影响地区职业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劳动者素质提升与市场机制完善，才能推动地区职业结构不断高级化。

职业类型； 区域差异； 影响因素

一、引言

职业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同时它又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因此，在社会结构研究中，职业结构同时是社会结构变动的原因和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加快，作为社会结构重要表现的职业也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已经达到6.84%，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为16.17%，白领阶层比重占到了29.11%，进入到以非农业为主导的职业结构阶段。然而我国职业结构仍然表现为典型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版)》明确指出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形成要以职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级化为前提。

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职业结构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宏观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结构的时空变迁格局，多项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结构是一个不断趋于高级化的过程，高层职业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目前我国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不高，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1-4]。其二是从微观视角探讨收入分配、公平与个人职业结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职业结构与收入、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地位和教育获得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个人职业的差异，即劳动者向社会上层流动机会的公平机制仍有待完善[5-7]。

从空间上研究职业结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加底层群众收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中，也都经历了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其职业结构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体力劳动职业大幅度减少，非体力劳动职业大幅度增加。虽然已有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我国职业结构现状和时空变迁问题，并从教育公平性角度分析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但从区域空间差异来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资源禀赋、教育结构等宏观因素恰恰成为制约职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变量。职业结构的空间差异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与经济结构相仿，职业结构的变化并非空间上一致，而是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8]。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劳动者职业构成成为制约空间分工、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研究了我国职业结构时空变迁轨迹，并从微观个人因素和区域禀赋特征两个方面探讨制约职业结构高级化的因素。

二、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取

关于职业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从收入、教育角度展开，吴愈晓的研究发现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6]，即职业与收入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9-11]。故此以明瑟的收入函数为基础，将模型中因变量(收入)改为职业结构，同时在模型自变量中加入了其他条件变量，分析各因素对地区职业结构的影响。

明瑟的收入函数包含了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平方三个解释变量，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ln(Y)=α+λs+β1x+β2x2+μ

(1)

式中，Y为从业人员工资收入；s为受教育年限；x为工作年限；x2为工作年限的平方项；λ为个人接受教育的收益率；μ为随机扰动项。

一般来看由于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因此2016年陈伟用从业者年龄(age)代替工作年限(x)，Z表示其他制约收入的因素，将明瑟收入函数改进为如下：

明瑟的收入函数简化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只考虑到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两个变量。从某一地区发展来看，劳动者整体教育水平和教育的结构直接制约着某一地区劳动者职业选择(收入)。而产业是就业的载体，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层次决定了劳动分工结构，进而影响到劳动者职业[8]。同时城市化率、人口年龄结构、市场化程度、性别差异、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和人口健康等宏观因素从地区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和职业流动的角度制约着一个地区劳动者的职业选择，进而影响着职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所以在分析中加入了地区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等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ln(Si)=α+λs+β1age+β2age2+β3Ai+β4Fi+β5Ni+β6Ci+β7Ti+β8Hi+β9Pi+β10Gi+μ

(3)

式中，Si表示地区职业结构得分；Ai、Fi、Ni、Ci、Ri、Ti、Hi、Pi、Gi分别表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受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人口年龄结构、市场化程度、性别差异、人口密度、人口流动；μ表示残差。

该部分从两个层次来探讨地区职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第一层次着重从教育、人口年龄对地区职业结构影响的角度，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第二层次则分析加入反映地区职业发展环境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性别结构、人口密度、城市化率等变量，用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职业发展环境对地区职业结构的影响。

地区职业结构得分值采用“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12]来进行综合计算，取值介于19～88之间，分值越高，表明该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按照ISEI计算的地区职业结构标准化得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j为i地区第j职业占i地区所有职业的比重；Ej为j职业的地位指数。

(二)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主要采用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职业结构按职业中类分为7大类64小类。其中7大类包括：Ⅰ.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Ⅱ. 专业技术人员；Ⅲ.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Ⅳ. 商业服务业人员；Ⅴ.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Ⅵ.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有人员；Ⅶ.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中将商业服务业人员分为商业人员和服务业人员，文中在分析时将二者合并，以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口径一致。

为了探究我国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采用全国31个省市的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4次普查数据，共124个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将产业结构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合并为科技服务业。将租赁和商贸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并为商业服务业。将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归纳为居民生活服务业。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归纳为公共服务业。这里重要分析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是如何引起职业结构变动的。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采用年限法加总，教育结构反映了教育质量，采用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比重来表示。工作年限采用某一地区1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年龄来代替[13-14]。市场化程度采用个体与私营企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表示。

三、我国职业结构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变

关于职业结构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该种社会中间层规模较大，社会更和谐；第二种被称为“底宽顶尖”的社会结构，该结构中较大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极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一般也会较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就是第二种职业结构类型向第一种职业结构类型转变的过程，而各地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见表1。

表1 我国职业结构变迁的区域差异 %

注：A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B为专业技术人员，C为办事员和有关人员，D为商业人员服务业，E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F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G为其他人员。

(1)从静态职业结构得分值来看，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呈现阶梯性递减。按照国际经验，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划为白领阶层；将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划为蓝领阶层。2010年东部地区白领阶层比重为35.19%，明显高于全国10.96%平均水平，这也是东部地区职业结构得分最高的主要原因。东北地区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次之，职业结构得分为35.13，白领阶层比重达到了31.25%，但农林牧渔业和水利业生产人员比重仍高于5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相当，得分值分别为33.34和32.68，主要是因为其职业结构目前仍以农民主导，2010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重分别高达55.87%和61.13%，生产人员比重为19.26%和14.25%，白领阶层比重仅为24.74%和24.13%。

(2)从动态来看，东部地区职业结构高级化速度最快。1982—2010年全国职业结构得分增加了4.72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6.32分、3.96分、3.57分和0.31分。东部地区职业结构得分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其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分别上升了2.63%、4.28%、14.4%，尤其是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的快速上升是其职业结构快速高级化的主要推力。由于职业结构的变动，使东部地区白领阶层所占比重上升了22.18%，比全国多上升4.03%。中部地区职业结构高级化速度居第二，白领阶层比重上升了14.64%，西部与中部相当但略差于中部，东北地区最差，白领阶层比重仅上升了9.38%。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重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上升，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一比重值均出现了下降，即高层管理人员比重高成为东部地区职业结构高级化的显著特点。同时东北地区职业结构中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所占比重出现了上升，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均出现了下降，呈现出职业结构发展的“逆向”性，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人口大量流出，专业技术人才资源流失，进而导致地区人口职业构成不仅没有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相对下降。

(3) 从各省份来看，职业结构变化幅度基本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基本没有变化，如西藏、青海、新疆、辽宁；第二类，发生轻微的变化，如安徽、河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第三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北京、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三类地区职业结构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北京、上海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最高，职业结构转变速度也较快。1982年，北京、上海职业结构得分为39.42分和38.16分，属于工农主导但工人占优势的职业结构，到1990年，其职业结构得分上升到42.43分和40.88分，跨越到非农人员主导的职业结构，该阶段农业从业人员降低到12.93%以下，工人比重下降到29.34%以下，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快速增长，这一特点持续到2000年。2010年，北京、上海职业结构得分增加到47.41分和45.69分，即白领主导型，农民比重下降到5.81%以下，工人比重下降到21.54%以下，白领比重上升到72.65%以上。

其次，西藏、云南、贵州、广西、河南等省份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在全国属于最低的一类地区。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在50%以上，职业结构高级化速度也较慢。其中西藏农业人员比重下降幅度最小，2010年比1982年减少了7.66%。其职业结构1982年得分为28.99分，农业人员占82%，到2010年职业结构得分有所增加，但农业人员仍占74%；甘肃、云南和贵州，相对于1982年来看，2010年农业人员比重分别下降了8.92%、15.2%和16.5%，其职业结构得分分别增加了2.06分、2.77分和2.91分。吉林、黑龙江职业结构得分则分别下降了0.144分和0.825分，是全国唯一出现下降的两个省份。

最后，湖北、湖南、山东、江西、河北、山西等省市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居中，变动强度较大呈现出跳跃性特征，职业结构上升幅度较大。其中安徽省农业人员比重下降幅度最大，为26.42%，湖南省下降了22.98%，山东省下降幅度为21.33%。同时安徽省、湖南省职业结构变动具有一定的跳跃性，1982—2000年，安徽省、湖南省职业结构变动较慢，职业结构得分较低，农民所占比重仅下降了5.51%，该期间其职业结构得分仅仅增加了1.17分左右，直到2010年出现了跳跃，仅2000—2010年其职业结构得分就增加了3.37分，呈现出较大的后发优势。见图1。

图1 1982—2010年各省市职业结构得分值变动

(4)从职业与经济耦合来看，职业结构与经济

发展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协调度呈现日益增大的趋势。利用1982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地区职业结构得分为因变量，以人均GDP为自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回归模型拟合优度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的匹配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回归系数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职业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在区域一体化、新兴城镇化背景下，地区人口、制度等社会因素对职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若以不平衡指数[15]来考核地区职业结构与地区人均GDP的协调程度，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我国地区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水平不平衡指数分别为0.016 3、0.011 1、0.013 3、0.009 2，一般不平衡指数越大，匹配度越低，所以不平衡指数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地区职业结构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图2。

图2 1982年和2010年我国地区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水平关系

四、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步，根据模型(1)将明瑟收入函数的相关变量进行衍生转换，得到职业结构高级化函数，在此基础上加入地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教育结构变量，考察在不控制职业发展环境的条件下，教育、教育结构和年龄对职业的影响。因变量为按照ISEI计算的地区职业结构标准化得分值，回归结果表2所示。

表2 职业结构函数回归结果

注：回归模型中拟合系数R为0.854，R2为0.729。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某一地区职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受到某一地区人口年龄、人口年龄的平方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且影响十分显著。在不考虑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和人口流动强度的条件下，教育对一个地区的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能给地区职业水平得分带来8.2%的上升。年龄对职业发展的贡献为负数，即某一地区人口年龄越年轻，则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越高，这一点与明瑟收入函数的假设正好相反。主要是因为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所致，年龄较小的劳动者纷纷流向大城市，以工人和服务业人员为主，年龄较大(工作年限较长)的劳动者在农村以务农为主。明瑟收入函数是从每一个劳动者个体角度来看问题，在职业结构函数中则是从一个地区整体职业水平来看问题。

第二步，在第一步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反应地区人口环境、产业环境和区域经济水平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区域职业结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显著水平，P值分别小于0.05、0.01和0.001。

模型(1)和模型(2)主要用来分析人口因素对地区职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模型(1)主要是在第一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一般而言人口与资源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人口密度越低，人均资源占有量越大，经济水平越低，则经济节奏越慢，职业结构越低端，反之则职业结构相反。通过模型(1)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即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后，人口密度越大的省市，人力资本外溢效应越明显，职业结构明显要好于人口密度低的省市。

在模型(2)中，考虑到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性对职业结构的影响，加入了人口流动变量、市场化程度等变量，但年龄和人口密度变量不再显著。主要是因为人口流动打破了地区内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的流动人口不仅缓解了流入地人口老龄化进程，还推动了全国职业结构的高级化。尤其是市场化程度成为影响职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因素，回归系数为3.128，远大于其他变量。同时模型也验证了城市化和性别比也对职业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地区职业地位得分越高，性别差异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其人口密度越大，所以在考虑到城市化水平后，人口密度就变得不再显著。除了人口密度外，很多其他影响职业结构的因素也存在于城市化过程中，比如制造业比重，在模型(3)中得到了证实。

模型(3)至模型(6)主要是探讨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影响职业结构的因素，其中(模型5)居民服务业对职业结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3.256，随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首先就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量的快速提升和批发零售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对生产技术人员、金融、法律等专业技术人员需求的增加，推动职业结构高级化。同时，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对职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也较大，回归系数为3.072，略低于居民服务业。从模型(6)来看，考虑到各行业之间的交叉性，居民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不在显著，其作用被其他变量所包含在内，制造业、商贸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成为综合制约职业结构发展的关键因素。整体来看，教育变量始终是制约地区职业结构的因素，只是在加入人口和产业结构变量后，教育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从第二步回归结果来看，除了教育、工作年限外，人口因素和产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职业结构产生着显著的正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正如明瑟收入函数一样，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地区职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即使考虑到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和产业因素，某一地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仍就越高。人口流动和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职业结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教育，教育对职业结构的影响通过人员流动和市场化机制这个中介来实现，所以在提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时候，还需要完善各种人才流动机制，健全各种配套服务体系，顺利推进职业结构向高端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体制的改革，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取消就业保护和进入门槛，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推进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为劳动力向社会上层流动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区域数据来看，我国各省市职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率、人力资本、制造业比重、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发展不同导致的，所以针对职业结构较落后的地区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居民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缺乏明星城市或节点城市，对地区发展带动和辐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需要加快重点打造几个明星城市和发展新区。对东部发达省份而言，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职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中部省份的职业结构则表现出较强的制造业依赖性特征，所以在缩小区域职业结构差异上，需要分类指导，实行差异化的管理方式。

明瑟收入函数主要是从个人的教育、年龄等属性特征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而具体到某一地区，职业还受到区域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林牧渔业比重的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推进了生产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上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带动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的增加，但是高端服务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农业人员比重较小，生产人员比重较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重则较大，产业链的变动影响到职业结构的变动去向，推动区域产业高端化和区域协调、优化布局能够有效的促进职业结构区域一体化和高级化。落后地区应该加快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第二产业转型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创造环境，促进劳动力从农林牧渔业向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移。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3-116.

[2]“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0—2005年：我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J].统计研究，2008(2)：1-6.

[3]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24-26.

[4]杨胜利，段式江.我国区域职业结构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J].经济与管理,2016(5)：8-14.

[5]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03(3)：21-26.

[6]吴愈晓，吴晓刚.城镇的职业的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J].社会学研究,2009(2)：91-102.

[7]阳义南.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4)：79-91.

[8]李若建.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J]. 人口研究,2009(2)：15-18.

[9]边燕杰.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100-107.

[10]李实,马欣欣.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5)：2-13.

[11]赖德胜.高等教育质量差异与区域创新[J]教育研究,2015(2)：40-50.

[12]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 Donald J. Treiman 1992,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992.

[1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74-105.

[14]陈伟.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收入回报之差异[J].社会,2016(2)：167-178.

[15]蒋子龙,樊杰.2001—201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均衡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4(5)：20-26.

TheEvolutionofSpatialVariationandInfluenceFactorsofOccupationalStructure

YangShengli,LiJiahui

(College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four census data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present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advanced, and there is a big spa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rovinces and cities. Education and average age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workers, the younger the age structure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will be.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labor mobility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merce and trade service industry, public service industry and residents’ service industry ar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factor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 nee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work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regional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spatial variation; influence factors

2095-0365(2017)04-0001-08

C913.2

A

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7.04.01

2017-06-25

杨胜利(198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青年课题(EIA15041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7RK001)；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604120406)；河北大学中西部提升综合实力—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项目

本文信息:杨胜利,李嘉惠.我国职业结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