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甦，宋山梅

（1.三亚学院管理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2.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要素禀赋约束下的农民工就业决策

张成甦1，宋山梅2

（1.三亚学院管理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2.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农民工要素禀赋与就业决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调查分析显示：物质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就业机会，而人力资本禀赋水平低或社会资本禀赋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就业机会；对不同风险偏好农民工而言，选择县外市内就业是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的就业决策；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关键，对社会资本禀赋的利用能提高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其就业行为呈现对丈夫就业情况的“依赖”，并且社会资本禀赋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较为明显。

农民工；要素禀赋；就业决策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推进我国社会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就业问题事关城乡统筹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据统计，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 171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5 629万人，整体呈现就近就业和举家就业的变化趋势［1］。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就业出现一些新特点和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比重增大，向中西部及中小城市转移，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远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农民工维权意识增强但维权困难，农民工代际差异日趋显著等［2-5］。

当前，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大量低水平农民工难以满足转型发展需求，在该区域就业愈发困难，仅有部分农民工留在低端行业继续就业；中西部地区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国家战略支持，不断完善区域产业体系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实现东、中、西部阶梯状联动发展。加之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功能逐渐完善、考虑对家庭的照顾及较东部地区的低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表1显示，2016全年外出农民工比2015年增加50万人；本地农民工11 237万人，比2015年增加374万人，增长3.4个百分点，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趋势放缓［6］。从农民工流向分布来看，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总量分别增长64万、184万、104万人，其中，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上年提高0.4、0.1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省内就业主要趋向中小城镇，省际就业主要趋向大中城市，跨省流动总量及比重都有所下降。从农民工群体结构来看，男性农民工数量高于女性农民工数量，但女性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倾向于省际就业，就业行为呈现出新特点。

表1 2008—2017年全国农民工规模（万人）

收入差异是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业的根本原因［7-8］。对农民工就业行为的深入研究发现，收入差异只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之一，农民工就业决策受制度因素、经济状况、企业因素等外部条件以及家庭土地资源状况、家庭财富积累及成员分工、农民工个人特征、社会网络等要素禀赋的综合影响［9-12］。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基于自身资本禀赋差异的就业决策会如何变化？下面将通过实证分析予以说明。

1 理论框架与假说

在不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可以看作是其基于家庭和自身要素禀赋所做的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选择。劳动力要素禀赋在就业过程中才能充分体现，并在就业过程中得以改变。农民工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水平直接作用于其心理活动和行为，进而支配就业的信息搜集，在要素禀赋约束之下进行加工、判断和选择，最终实现就业目标，同时伴随着农民工要素禀赋水平的改变（升降）。

农民工要素禀赋包含哪些要素？这些要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决策过程和结果？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基于以上问题，一是农民工的物质资本禀赋，包括农民工家庭农地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二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包括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健康状况、务工年限；三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禀赋，包括农民工来源地、务工地是否有直系亲属、亲友信任程度和信息共享程度（图1），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以下假说：

物质资本禀赋假设。尽管物质资本存在显著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其他资本对其替代有限。家庭物质资本禀赋为农民工外出就业提供衣、食、住、行、信息获取、工作搜寻等经济支持。同时，丰裕的家庭物质资本也会对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或者回到农村起到促进作用。

图1 制度因素、企业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工要素禀赋的关系

人力资本禀赋假设。劳动力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工作年限构成了人力资本模型的关键变量［13］，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是其非农就业的基本体力保障，掌握的技能水平通过影响其所处行业和工作中的智力与体力比重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概率、行业分布、就业稳定性、工资水平等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和改善其就业状况也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14-15］。

社会资本禀赋假设。农民工对其所拥有的以亲缘、地缘、业缘维系的社会资本的使用对流动方向、工作搜寻、工资水平、晋升等方面有促进作用［16］。劳动力对社会关系的使用可增加其就业机会，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7］。

围绕上述假说，把农民工就业决策放到要素禀赋约束之下，探寻农民工要素禀赋对就业决策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于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在川、黔、渝、琼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累计发放问卷1 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593份，男性农民工956人，女性农民工637人。问卷主要涉及农民工就业相关信息，包括农民工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就业情况（就业成本、所处行业、工资水平、工作时长、流动次数、权益保护等）、禀赋要素（耕地资源、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工作年限、技能水平、职位、务工地是否有直系亲属、经常往来的亲友数量及信任程度、信息共享程度等）及个人主观认知因素（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工作满意程度、市民化意愿、对未来的打算等，表2）。

表2 农民工资本禀赋变量选取、赋值及解释

本研究还添加一组控制变量，一般而言，同等条件下，男性相对女性具有先天身体素质优势，这种优势在农民工纯体力劳动上体现尤为明显，并通过工资补偿体现；婚姻状况对农民工迁移地、市民化意愿等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已婚、家庭抚养负担较重的女性会更多考虑对家庭的照顾而选择就近就业或兼业行为，尽可能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据此，考察农民工禀赋要素变量对就业途径、就业地选择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

2.1 要素禀赋与农民工就业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69.55%的农民工通过亲友介绍获得当前从事的工作，26.37%通过市场化方式（媒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招聘会）获得当前从事的工作，通过政府或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比重仅占4.08%，这是否说明社会资本禀赋要素对农民工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最大？为此，我们为农民工就业途径选择带入一个二分选择的Probit Model进行验证，把农民工就业途径选择Wi作为二分变量，其中：Wi=1为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工作，Wi= 0为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工作，即：

式中，Φ(s)为标准正太分布的密度函数，因此：

将表2中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带入上式，估算系数β的大小及方向及影响因素x对概率的边际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首先，农地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两项指标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可见家庭物质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途径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物质资本禀赋对是否外出就业和家庭外出就业人数、迁移距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3 农民工禀赋要素影响就业途径的Probit回归结果

其次，文化水平、技能水平等人力资本禀赋变量对农民工就业途径的选择影响显著。其中，农民工文化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其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工作的可能性降低15.72%；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工作；农民工工作中的技术劳动每上升1个单位，其依靠亲友途径获得工作的可能性降低16.27%，影响最为显著；农民工的务工年限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通过亲友获得工作的可能性降低9.81%。由此得出，人力资本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工作，而人力资本禀赋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对亲友途径获得工作的概率较大。

再次，社会资本禀赋状况对农民工工作获取途径的影响大小不一，其中，农民工来源地与工地是否有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等）对就业途径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在家乡就近就业的农民工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低于在外地就业的农民工；而农民工与亲友间的信任程度和信息共享程度越高，其通过亲友途径获得工作的概率将上升。

此外，从表3还可看出，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因素对就业途径的选择影响较大；婚姻状况和家庭抚养比两项指标影响不显著。因此，人力资本禀赋状况与社会资本禀赋中的信息共享等是影响农民工就业途径选择的关键，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2 要素禀赋与农民工就业地选择

农民工就业地的选择过程因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禀赋水平的差异而存在模糊性。本文设就业地决策方案为县内（C1）、县外市内（C2）、市外省内（C3）、省外（C4），构成决策方案集为 C = { C1，C2，…Cn}，（n = 4），每个决策方案之间有特征、品质、性能方面的客观差异，且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而言各有利弊。其中，C1方案中农民工离家距离最近，就业成本低，能够更好的照顾家中子女和老人，还能兼顾部分或全部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但收入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C2方案对农业生产和家庭的照顾不及方案C1，就业成本有所提升；C3方案就业途径市场化程度更高，成本和收入也会相应增加；C4方案的空间距离最远，就业成本最高，更能够充分发挥农民工的工作技能，相应的收入水平也最高。

以上每一个就业地选择方案之间有属性差异，这种属性差异性需要通过相应的指标进行描述，这些指标既包括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包括农民工主观认知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共同组成了方案选择的标准体系，最终形成多属性决策方案。根据表2，将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以及控制变量层次的各项指标按照f1，f2，…fm进行编号排序，构成属性集为为F= { f1，f2，…fm}，（m = 13），记 fij= fi(Cj)（i =1，2，…m ；j =1，2，…n）表示方案 Cj的第 i个目标值。记向量 fj= f(Cj)= (f1(Cj)，f2(Cj)，…fm(Cj))T（j=1，2，…n），表示方案Cj的所有m个目标值；fi= ( fi(C1)，fi(C2)，…fi(Cn))T（I = 1，2，…m），表示所有n个方案的第i个目标值。所有最后共同构成农民工就业地决策矩阵F =（fij）mn：

由于决策者决策过程会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经验、个人判断、胆识、风险偏好等模糊信息，因此需要确定方案Cj关于目标fi的优属度：

对于效益（正向）型指标的目标相对优属度计算公式为：

对于成本（逆向）型指标的目标相对优属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qi为决策者确定的参数；

因此，可以将决策矩阵F =（fij）m×n转换成目标相对优属度矩阵：

以下将根据农民工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考察各个方案的目标fi的相对优属度，并探讨就业地选择理论模型。

（1）进取型农民工就业地选择模型：该决策模型下的农民工对现有方案的选择持积极乐观态度，坚持“好中择优”的原则，不考虑风险而谋求就业收益最大化，假设Cj*∈C，且

此时，方案Cj就是最佳方案，按此方法可依次计算得出各个方案的优劣排序。

（2）中庸型农民工就业地选择模型：该决策模型下的农民工对现有方案的选择持“中性”态度，既不冒进又不保守，根据自身经验和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得出一个折中系数ρ( 0≤ρ≤1)来对决策方案最优与最劣优属度进行加权平均，此时，模型中的相对优属度μij为：

按此方法计算出各方案优属度，从中选择最佳方案。

（3）保守型农民工就业地选择模型：该决策模型下的农民工对现有方案的选择持悲观、保守的态度，作最坏的打算，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寻求最大收益。此时，若有方案Cj∈C，且有

此时的方案Cj即为最佳方案，若将Cj从方案集中剔除后再按式7进行依次计算，最终可得到方案的优劣排序。

综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表2中的农民工资本禀赋变量指标体系构建判断矩阵，利用马斯·赛蒂（T.L.Saaty）提出的1-9标度方法进行排序并通过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表4）。从表4可看出，农民工资本禀赋对其就业影响的重要性排序是人力资本禀赋31.82%、社会资本禀赋27.27%、控制变量22.73%和物质资本禀赋18.18%；其中，人力资本禀赋中的农民工技能水平的影响最大，为11.57%，其次是社会资本禀赋中的亲友信息共享程度，为10.23%，控制变量中的家庭抚养比对就业影响也较大，为9.36%。同时，结合问卷数据，可分析汇总并构建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决策矩阵F：

表4 农民工资本禀赋指标（变量）体系及权重

据此计算目标相对优属度矩阵：

（1）若采用进取型就业地选择模型则有：

（2）若采取中庸型就业地选择模型，令ρ=0.5，则有：

同理可计算出 ：μ2= 0.5863，μ3= 0.4342，μ4= 0.4238。

（3）若采取保守型就业地选择模型则有：

据此得出的不同类型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先后排序如表5所示。

可见，在就业环境和信息不确定情况下，基于农民工当前的资本禀赋水平，无论是对于进取型、中庸型还是保守型的决策者而言，在县外市内就业都是其就业最佳选择，另外还可以兼顾对家庭的照顾，对已婚农民工的作用尤为明显。

表5 不同类型农民工就业地选择排序

2.3 要素禀赋与工资水平

本研究将农民工当前从事工作的月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样本月工资分布主要集中在1 000～3 000元，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9.10%，1 000～2 000元的占41.30%，2 000～3 000元占27.63%，3 000～4 000元的占13.06%，4 000元以上的占8.91%。此外，样本月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低收入样本中女性所占比重较大，而高收入样本中男性所占比重较大（图2）。

图2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及性别差异

本研究在Mincer模型基础上，修正了人力资本衡量指标，同时加入一组衡量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变量和控制变量（表2），用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式中，Yi为农民工月收入；PCim为物质资本禀赋组的相关变量；HCim为人力资本禀赋组的相关变量；SCim为社会资本禀赋组的相关变量；CVim为控制变量，得出回归模型为：

将3个模型回归结果列入表6，分别为女性农民工样本、男性农民工样本和总体样本中资本禀赋要素对工资的影响情况。

表6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从指标值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物质资本禀赋指标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农民工家庭农地规模和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能为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提供物质保障。

表6 样本农民工模型回归结果

人力资本禀赋层次各项指标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工作中的技术含量越高以及务工年限越长，这些都对农民工工作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眼界的开阔有促进作用，进而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水平，最终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其中，工作中的技术含量水平对工资的影响最大，技术含量水平提升1个单位，其收入可增加11.27%，技术含量对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增加效应高于女性农民工8.31个百分点，说明对于有体力优势的男性农民工而言，工作技能提升尤为重要，而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多就业于服务行业，多数情况下凭借基本的生活经验就能应付日常工作。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其收入水平会提升2.38%，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工资的影响高于男性农民工0.73个百分点，就业过程中，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从事对体力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的工种的机会少于男性，对文化水平的要求要高于男性。身体健康状况对男性农民工的工资影响大于女性，而务工年限的影响则相反，可能是由于男性农民工从事的体力劳动工种对健康状况要求更高，而务工年限越长，对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服务行业的技能提升有促进作用。

从表6回归结果来看，社会资本禀赋层次指标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程度大小不一：来源地指标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负影响，离家越近就业收入水平越低，这与上一部分关于就业地选择的讨论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因变量只有工资收入一个指标，而没有将其他衡量就近就业优势的指标纳入；另一方面，样本来源地主要集中于四川、贵州、重庆、海南等地，除海南以外，这些省份当前吸纳农民工就近就业的政策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就业地是否有直系亲属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为负，即就业地有直系亲属甚至直系亲属数量越多的，工资水平反而越低，这在女性农民工中体现更为明显。女性在家庭中照顾家庭老小、就近就业时还需兼顾家庭农业生产等，使得部分女性需要通过兼业或打零工的方式维持就业和照顾家庭之间的平衡，造成其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已婚女性农民工尤甚。亲友信任程度和亲友的信息共享程度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均为正，且对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影响较大，说明男性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对亲缘、地缘和业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依赖大于女性，尤其是在样本来源地农村信息不通畅，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提供的就业信息更为方便、快捷和廉价，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就业成本。整体来看，已婚女性农民工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弱于未婚女性和男性农民工。调查发现，83.25%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跨省迁移就业者都是与丈夫一同外出就业，她们考虑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以及对家庭和丈夫的依赖和照顾，会减少许多社交活动，就业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呈下降趋势。

控制变量当中，性别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高出18.73%。婚姻状况与家庭抚养比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对男性农民工月收入的影响都弱于女性农民工。

3 结论

实证研究了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途径和就业地的选择、收入水平的影响。利用2015—2016年在川、黔、渝、琼等地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在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的就业决策进行了研究。

物质资本禀赋层次的农地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两项指标对农民工就业途径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二者作为农民工选择就业方式和提高收入水平物质保障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会形成农民工选择就近（县内、县外市内）就业的“拉力”。

人力资本禀赋层次的各项指标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禀赋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通过市场化渠道获取就业信息，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两项指标对增加收入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增趋势，身体健康状况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强于女性。

社会资本禀赋各项指标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大小不一。农民工来源地和务工地是否有直系亲属两项指标对就业途径没有显著影响，在资本禀赋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排序分别为最后两位，但来源地对收入的影响为负，即远距离就业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亲友信任程度和信息共享程度对就业途径影响较大，对于初次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利用社会资本获取就业信息并实现就业，两项指标对收入的影响为正，说明由亲缘、地缘、业缘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能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更高的职业岗位和收入水平，这种优势在男性样本中体现更为明显。

对于控制变量部分，性别在就业途径选择、就业地选择和收入水平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农民工对社会资本获取就业机会的可能性高于女性，并从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而女性农民工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以结婚为分水岭，婚后的女性农民工会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使用都呈显著下降趋势，加上要照顾家庭成员的衣食起居、维系家庭关系，外出就业的已婚女性多为“随夫迁移就业”，或选择就近兼业行为以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也是造成收入水平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对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东、中、西部地区联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地区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和农民工整体素质不断提升，农民工就近就业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从分析结果来看，在提高农村人口文化水平的同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技能培训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同时，随着就业制度日益完善和就业信息开放程度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作用会越来越大，而社会资本的作用会逐渐弱化，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水平将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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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decis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factor endowment

ZHANG Cheng-su1，SONG Shan-me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Sanya University，Sanya 572022，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There is a certain internal logic 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 endow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employment deci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material capital endowment on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is not significant.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 level of human endowment tend to obtai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marketization，and migrant workers whih low level of human capital endowment or higher social capital endowment tend to get job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For migrant workers with different risk preference，choosing employment outside the prefecture is to realize their employment maximizatio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are the key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using social capital can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role of married women in the family makes their employment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s，and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endowment is declining，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come levels are more pronounced.

migrant workers；factor endowment；employment decision

F24

A

1004-874X（2017）08-0163-10

张成甦，宋山梅. 要素禀赋约束下的农民工就业决策［J］.广东农业科学，2017，44（8）：163-172.

2017-05-29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HNSK(QN)15-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XJY007）

张成甦（1987-），女，硕士，讲师，E-mail：cheng-su-love@163.com

宋山梅（1963-），女，博士，教授，E-mail：1253832600@qq.com

（责任编辑 白雪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