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古代对官员的考察有过许多制度，然而，不管哪一种制度都难以取得实效。三国时景初年间曾经发生一起围绕考绩法而进行的争论，即可见一斑。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回对道：“古代通过上奏陈事考察大臣的言谈，凭实际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绩法已经废弛，只是凭借誉毁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魏明帝听后，命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魏明帝将这一部绩效考核法交给百官审议，没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对。

司隶校尉（秘密监察官）崔林反对说：“《周官》中绩效考试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弛，这就说明绩效考核法能否实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动远离。如果大臣们都能尽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岂在绩效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也坚决反对说：“经历六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历经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认为这是由于绩效考核的原则可以作为粗略的依据，详细的规定很难一一列举。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处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却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无法发挥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