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

一

老顾是我的好友，也是相识近四十年的老友。我这样说，并非谬托知己，因为他生前也常说“丹晨和我几十年的朋友了，应该是很了解我的”。

老顾就是顾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我从认识他开始，一直唤他老顾。他比我年长一岁，资历比我深，学识也胜我，所以我敬他为兄。而且我发现周围朋友们也都唤他“老顾”。想是出于一样想法。

他谢世已两年多。2015年1月2日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惊愕伤感之余，想到近些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行动迟缓不便，犯过几次大病；但我仍然感到突然，因为一个多月前，我们还和许多朋友在一起餐聚。他迟到了，我赶紧给他夹菜劝他多吃。老缪（俊杰）、锡诚、艾若、立三等老友见到他就一个劲儿向他提问，他正侃侃而谈。谈的多是文坛的一些历史事件，因为他知道得很多。他说话的精神很饱满，像平时那样带着比较浓重的乡音有板有眼地说着，毫无病容倦意。我急着让他多吃菜，同时对他说：“老顾，你赶紧把你的‘宝贝整理出来，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只有你才能做，别人无法替代的。”

他似乎不置可否，也许他胸有成竹。没有想到我的着急像是谶语，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我说的“宝贝”是指他曾积累和已经初步整理了许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文坛史料。大概是2014年吧！老友金宏达约我去看望老顾。老顾开始有点埋怨我。因为他抄写了语录，有人传话告诉他说：“丹晨说老顾抄写并不奇怪。”他很不快地说：“我们几十年的朋友，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怎么这么说话呢！”他一边说，一边拿着一大叠打印了的文件翻弄，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从来是很清楚的。我好奇从他手里拿过来翻看，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一向自诩对“文革”后文学界情况大致了解，这时发现他编纂的这本文稿里所载的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兴奋地对老顾说：“你借给我看看。”他马上收回去说：“不行。我还没有整理好呢！”这就是我在聚餐时催他赶快整理出来的“宝贝”。

老顾的经历很丰富。他十四岁就在家乡盐城参加新四军里的文工团，战争年代以及1949年后一直在新闻、教育、出版系统工作、学习。尤其是“文革”后长期在文化部、文联、中宣部文艺局、作协等文化艺术宣传领导机关任职，所以对这些年文艺界的发展变化以至某些细节了解得比较清楚；对于高层在不同时期许多事件有过的各种指示讲话，他都认真有所记载，到了晚年他作了初步的整理。所以，我总想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史是很有价值的。

同时，我也曾想老顾的资历较深，又在党政机关工作时间很长，不知为什么仕途并不顺畅。想来还是因为他的为人和学识、修养。他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大学美学专业研究生出身，多年从事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耽于思考，追求真理，不善于周旋于人际关系，不肯跟风媚上。所以，他的成就仍然还是在于理论和写作方面，结出了可观的成果，如他写的《晚年周扬》和有关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方面的论文，影响很大。他曾雄辩地论述：“七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那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深层内涵是对‘文革中充分暴露了的以马克思主义外衣包裹的现代封建文化形态的批判……人性的张扬，就不能不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尊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就作为一个迫切的现实生活需要而被人们重视了。”（《文学人性十年》，参见《新时期文学纵论》第51页）这样的论述就是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晚年周揚》是他的代表作，重要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成果。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行政主要领导者，周扬的一生与当代文学发展及其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晚年的他大彻大悟，反思历史，检视自我；追思往昔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一心想在思想理论方面有新的发现和创造，如他自己所说的“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点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晚年周扬》第36页）。因此，在阻挡他前进步伐的陈腐势力面前他也绝不动摇。老顾就是截取这一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十二年，主要是周扬的思想理论活动。他以一个见证者、在场者、参与者的身份，“拥有的唯一的最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晚年周扬》第267页），并作了进一步发掘和梳理，准确地揭示和实证了这段历史真相，成了这本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著作。

也许正是他的这些理论写作活动，使他仕途淹蹇。这在他的书中也有所叙及。如他在得到通知办理离休手续时，慨然地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当一回事。宠辱不惊，观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比起周扬，比起王若水，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晚年周扬》第133页）二

我已想不起来我和老顾最早是何时相识订交的。有一次整理旧报刊资料，在我的一本旧工作笔记本上，发现记载着1977年2月间两次顾骧同志的讲话。那时他是文化部理论组组长，召集在京主要报刊的文艺部门负责人开会，由他传达文化部领导贺敬之同志关于春节期间等有关文艺宣传要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记录，我完全忘记了。所以这样的认识是不能算数的。

我们真正可称为有了私交当是1980年8月庐山高校文艺理论会期间，多有接触。下山后，我们先后到了上海，竟都住在延安饭店，又相遇了。他说他的工作将有变动，他原在中国文联研究室，回京后就要去中宣部文艺局上班。他很真诚地问我：“你觉得到那里去工作怎么样？”我很意外，像这样私人的问题，而且又是已经确定了的事，我能说什么！但是，我又觉得他那么诚恳，把我当作知心朋友征求意见，我好像不能随便敷衍人家。我就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考虑决定就是。我只能说，如果是我，我这个人不适合到党政机关工作，因为比较自由散漫惯了。我是不会去的。”他笑着说：“是啊！”

这以后，我们偶尔在一些会议活动时见到，但没有机会细叙。有一天他特意找我说了一些情况。那已是1981年初，有一个一二百人参加、持续时间较长的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老顾是文艺局干部也参加了。4月15日的一次会上，刘白羽同志有一个长篇发言，专门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列举了许多例子。其中没点名批评我的一篇文章，他说：“由于我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像触电一样，触动了有些人过敏的神经。有一位同志站出来批我了……他这一批，把自己批到一个极端上去了……是根本违反三中全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引自此发言的会议简报）白羽同志讲的时候很激动，使与会的人感到意外的惊讶。主持会议的周扬同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身旁的贺敬之同志。敬之同志就把事情来龙去脉低声对周扬同志介绍了一下。endprint

关于我的小文这里只说明一点，就是我的文章里确实讲了一些与刘白羽同志不一样的观点。他的文章中说：“要同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还有一种错误倾向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或者由于过去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或者受了国内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红旗》1980年20期）我读到后写文章说：“人们现在清楚地看到林彪、‘四人帮搞的一套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当初他们能讲‘少许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受迫害的人们也不至上亿。所以把什么问题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也未必符合事实。”（《飞天》1981年第2期）刘白羽同志在“文革”前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当时正任部队总政文化部长。我年轻时写过评论白羽创作的文章，也采访过他。这时我大胆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好像使他非常反感。

老顾把会上现场情况都告诉了我，我当然很感激，使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而他所以告诉我还是出于同情，因为他与我看法有共鸣。后来他还给周扬写过一个条陈《慎用反对“自由化”建议》，周扬看了竟说：“就是要‘自由化嘛。”（《晚年周扬》第18、21页）以后，因为我仿佛听说他在帮周扬同志起草一些讲话、文章之类文字工作，似乎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字秘书”；后来他参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写作。那篇文章是由周扬主持、构思、口述、讨论、统稿，最后修改定稿。参加讨论、起草的有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几位高手大家。但是，老顾是唯一全程参加，并起草第一、四部分初稿的作者，这中间也融有他的思考和心血。这是一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探讨，对人性及其异化、人道主义在中国实际生活中的意义的探索。无论有多少不同意见（笔者就有不同看法），它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印迹。此文后来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是我们当时意想不到的；当然也波及到了老顾。他在这个单位多年却没有正式任职，有时据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但老顾却相当坦然。直到后来要老顾对这些事有所表态时，他才发怒了。

他说：“我参与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为周扬鸣冤、翻案，何罪之有？何错之有？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于心无愧。在是非与利害的天平上孰轻孰重，现在总算明白了许多。我未予理睬，没有任何反响。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晚年周扬》第133页）看到这段文字，原先那个温文尔雅、亲切谦和的老顾，在我眼前突然变得慷慨愤懑的样子，真的煞是可爱！那样率直，坚持说真话，不平则鸣的人，怎么能在官场里混得下去呢！我想起，当初我说自己不适合到党政机关工作；如今看来，老顾又何尝合适呢！

1985年，老顾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任副主任。

三

老顾出身世家，祖辈曾是官宦乡绅。1992年我在北戴河遇老顾太太，聊天时说起老顾，他太太说：“顧骧家是个大地主，后来破落了。”因此，少儿时代他就有机会上私塾，饱览和徜徉在书册典籍、碑帖字画中，旧学根底比较深。他的文字功夫甚佳，注意修辞，凝练流畅。据说连周扬都赞他“文字好”。他写的散文随笔集《夜籁》《蒹葭集》《也爱黄昏》等都有独特的文采和情怀，特别是一些抒写家乡的景物、风情习俗，很优美，感情真挚细腻，我很爱看。有一次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整版写他大姐的文章，那姐姐是从小带着他一起长大的，姐弟亲情至深，娓娓叙来，婉约动人。我就打电话与他聊上许久。这样的事我们常有。

我和老顾先后离开工作岗位后，见面机会似乎少了，但有几次无形中却把我们“绑”在一起，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挺好玩。有一位好心人、更是热心人H，主动对冯牧提议把我调到他们的杂志社去。冯牧说：“丹晨能来当然是最理想的。问题是上面不会同意。”H还不甘心，又找作协人事部门领导W去反映。那位领导说：“在作协，有两个人：丹晨和顾骧，是上面盯着的。我们也没办法，做不了主。”这些都是H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和老顾犯了什么事。不过我离开《文艺报》工作岗位一点没有怨言，反倒心情舒畅，感到一种解脱，完全无意再到任何单位上班；只是自嘲自己与老顾成了“难兄难弟”。又想起1980年代文艺界曾流传一个说法，说周扬是党内“自由化”代表，巴金是党外“自由化”代表。如今老顾研究并写周扬，我写巴金，岂非正合了辙。许多年后，大概是1999年吧！老顾忽然打电话给我，有点诡异地说：接到通知要把今年的国务院特殊津贴给他，他很意外，问我怎么回事。我笑着告诉他：我也接到通知了。这次又把我们两个“绑”在一起，但算是好事。我有点不识趣地说：“大概该得的能得的都已得了，排到最后，终于剩我们两个了吧。”这种把我们“绑”在一起还有好玩的。有一次看到柳萌的文章说：中国作协有两个人长年都穿西装，就是顾骧和丹晨。其实老顾确实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不同颜色、衣料的西装，我只是偶尔穿的。不知为什么给柳萌这个印象。

虽说我们关系比较近，其实两人的性格却不大相像。譬如，他交游比较广，包括很多上层人物，政界、军界、文化界都有朋友乡贤等与他往还的。我性子比较保守疏懒，几乎很少主动积极去结识朋友。他对邀约参加会议活动好像很少说不。无论上下左右，他都可能是好好先生答应前去参加。有时他会给我电话讲些会议情况。有一次，他说：“丹晨啊！你不知道吧！今天参加一个会，你知道给的红包是多少钱？”我猜不到。他说：“两千元！我还真不知道已经涨到这么多了！”我虽二三十年里几乎不参加这类会议，但却有所耳闻，因此说：“不稀奇！我听说还有更多的呢！”又有一次开了会，他回来打电话与我气鼓鼓地说，在会上与人家争论起来，弄得很不愉快。我就劝他，明知道意见不合又何必去参加呢。进而又劝他，我们年纪大了，这类会议不必常去参加。他却轻声但有点委屈似的说：“我没有参加什么会呀！”“我很少参加活动呀！”是啊！可能在我这个不参加活动的人眼里，他还是参加多的。又有一次，作协办春节联欢会，他到了会上打电话给我说：“丹晨啊！你在哪里啊！”我说：“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家里嘛！”他说：“这里人很多，却找不到一个熟人……”他显得很着急。我告诉他，锡诚、老谢、老缪、立三等都在会上，你赶紧找找他们吧！

还有到外地游访开会，在我印象里，他也是有机会就去参加的。有一次他来电话说：“丹晨啊！你差一点见不到我了！”我很吃惊，问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去老家盐城，然后又去上海、苏州等地。结果，在苏州犯病很危险，弄得接待他的人很紧张。最后还是他的孩子从上海去接他，回到北京治疗，好不容易总算痊愈了。于是，我又劝他，年纪大了，少外出。他又说：“我没有经常外出啊！”“我很少外出啊！”过了一些日子，他来电说，他最近又到外面去了刚回来。我又劝他：“你腿脚不灵便，外出不是不方便吗？”他说：“那倒没什么关系。我从这里走，都有人送我上车（或上飞机）。到那边有人接。不妨事的。”说实话，我是很为他担心的。因为，那时期我们偶然见面，看他已开始拄拐棍。有一次，我们一起从友人家里出来，我和锡诚两边扶持他到大马路边，他转身都有点艰难，我们帮他叫上出租车，搀扶着送他进了车才安心。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们性子不一样的原因。更由于他长期孤独一人守着一个逼仄的斗室，每天为了三顿饭就够费事而又无味。同时又勇敢面对历史真实，埋首撰写《周扬评传》，这是他后来最重要的夙愿；精神上则处于孤寂憋屈、紧张压抑的状态。所以凡有机会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与社会接触，友朋交往，也就很自然成了他的优先选择，借此能够缓和畅快、轻松舒展一些。相形之下，我却一味离群索居，只求在灰暗雾霾的空间不致沉沦，是自愧弗如的。所以，在他故去时，想到《周扬评传》失去了一位最佳的撰稿人，老顾一定因夙愿未偿而抱憾，真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意味。对于这样一位真挚地忠实于文学和历史的作家，中国作协在他身后撰写的《顾骧同志生平》中，赞他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我想还是公允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