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照军，李正卫

(1.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2.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国际化过程中的开放式创新与技术标准制定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照军1，李正卫2

(1.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2.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运用企业创新与国际化理论，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国际化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技术标准制定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制度合法的影响机理。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泊松回归与生存分析的结果发现，企业国际化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促进了技术标准制定，但受到制度合法性的影响。内外部制度合法性的作用机制不同，外部制度合法性更能促进最终形成标准的数量，内部制度合法性更能促进首个标准的形成几率。

技术标准；开放式创新；国际化；制度合法性；内向型模式

技术标准成为企业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表现为知识产权与技术成果，规范化与标准化后便形成了技术标准[1]。不仅如此，技术标准还能推动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整合[2]。市场中标准制定者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即所谓的“赢家通吃”法则。可见，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技术标准问题，Shapiro以顾客期望与产品边际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例，探讨了网络外部性影响技术非兼容的过程机理[3]。市场竞争具有网络扩散效应，这种开放式创新与技术标准竞争力密切相关，开放式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方式[4-6]。Tassey认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两者是趋于一致的，技术标准发展水平往往超过技术创新自身[7]。学术界与企业实践都提供了开放式创新与技术标准相互作用机理的经验证据，李冬梅等[8]探讨了技术标准开发前发起者的网络模式对标准联盟及主导设计的影响过程，集群网络的研究表明高新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许可定价方式为集群创新提供了推动力[9]。可见，技术标准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兴市场企业开放式创新必然离不开对特定制度环境影响的讨论，创新实践表明作为两种体系，技术创新与标准化两者之间需要协调一致，而我国尚存在不足，现实中的标准化体系明显滞后于技术创新体系，滞后带来的后果便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受到限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标准竞争力之间必然相互影响，而国际化面临着母国与东道国不同的制度环境。高照军等提出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合法性决定着高新企业的创新绩效与国际化过程[10]，内外部制度合法性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开放式创新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技术标准竞争[11]。然而，目前尚缺乏针对技术标准竞争的系统研究。本文丰富了开放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为新兴市场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1 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技术标准与开放式创新

技术标准是对具体的技术事项做出的统一规定，可以理解为专利按照技术发展规律自成系统[12]。标准竞争便是通过设定这些标准得以实现的，往往由企业联盟完成[13]。Farrell等讨论了企业决策与组织惯性、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面临决策时企业的从众效应[14]。技术标准的竞争越来越依赖合作与共享，体现在开放性。企业所组建的战略联盟、产业联合等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3GPP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提供了经验证据[15]。王珊珊等指出开放式创新获得了专利，促进了标准竞争[16]。专利在技术标准中的分布与价值链治理模式密切相关，研究表明GSM、CDMA两种技术标准中专利均衡与分散的分布使得其价值链形态更趋于网络型、治理结构更倾向于市场型[2]。开放式创新提供了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竞争的关键途径。

开放式创新中采取内向型模式的企业更倾向于消化吸收外部先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外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愈发需要开放式的合作与联盟。在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企业从市场获得资源，并在企业内部消化吸收，转化为自有知识。Dahlander等发现开放式创新与吸收能力存在密切联系[18-19]。因此有假设1：企业的内向型创新行为与其形成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数量正相关。

1.2 国际化程度

技术标准的竞争已经是全球化的竞争，建立国际技术标准是众多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技术标准的制定不仅仅发生在一国本土，而是突破国界、遍布全球。技术标准制定已经成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20]。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获得先进技术知识，积累经验，提高标准制定与创新能力。同时，国际化为企业提供了比国内市场更广阔的空间，使得企业更大程度上利用创新形成的技术优势，又进一步提升了企业技术标准竞争力[21]。丰富的国际资源为企业提供了廉价原料，选择设立了有效的研发部门，从而降低了研发成本，最终塑造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2]。因此有假设2：企业国际化程度有利于技术标准的制定，即国际化程度与形成国家行业标准数量正相关。

与企业国际化相伴随的互补性资产获得性、知识外溢效应等，进一步放大了国际化程度对技术标准的正向作用。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互补性资产，并重新面对新的机遇与机会，通过国际竞争提高了企业能力[23]。伴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逐步推进与深化，这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源整合与利用。这种外溢有助于企业获得更有效的管理经验，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这种整合有利于企业制定最佳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优化产业布局与组织结构。因此有假设3：国际化程度正向调节内向型创新与形成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数量之间的关系。

1.3 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与制度合法性

新兴市场企业的研究离不开制度环境影响作用的讨论，制度逻辑从场域层面与社会层面对企业战略共同产生作用[24]。制度过程是多层次的[25]，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制度合法性的获取机制，与社会资本共同决定企业绩效等[26]。国际化相关研究大多探讨各国制度距离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机制[27-28]。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同型是制度理论的核心[29]，而制度同型具体机制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制度合法性，即管制合法性[30]、模拟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高照军等将这三种划分为外部制度合法性与内部制度合法性，并系统探讨了两者耦合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31]。本文作者认为，内部制度合法性与外部制度合法性对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竞争过程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外部合法性包括“强制合法性”与“模拟合法性”，来自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市场制度以价格机制为杠杆，通过竞争规范行为降低了参与标准竞争的不确定性。企业通过模拟、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市场失效使政府的存在成为可能，政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是弥补市场制度中的缺陷，实现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无论是模拟合法性还是强制合法性，都是外部制度环境压力的结果，其规范了企业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带动了标准竞争行为。因此有假设H4a：外部制度合法性促进了企业之国家行业标准的形成。

其次，内部制度合法性包括“规范合法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内部制度合法性与专业化密切相关。第一，内部规范合法性使得企业提高内部人员的专业化程度，重视人才、重用人才，奠定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第二，提高专业化程度的同时，塑造了企业创新的微观环境和氛围，创新能力的提高最终加强了企业技术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内部制度合法性伴随着企业技术标准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有假设H4b：内部制度合法性促进了企业之国家行业标准的形成。

本文的理论模型与假设的逻辑如图1所示。我们以“形成国家行业标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国际化程度与制度合法性对其影响的作用机理。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1)泊松回归。本研究采取不同的因变量，当其是“形成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个数(qi27)”时，选取横截面数据的计数模型，泊松回归表达式为：

(1)

(2)生存分析。本研究同时采取生存分析探讨“形成首个标准的几率”，该模型考虑了知识积累在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影响作用。生存分析关心企业自进入高新区后，是否参与并形成了技术标准。假设ti是第i个企业获得首次专利授权的时间，生存函数如下：

S(t)=P(ti>t)

我们采取Exponential模型，其基本表述如下：

(2)

其中，h(t)指在某特定时点(t)的风险比率，它是控制变量和自变量(X)的级数函数。

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本研究选取南宁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并考虑了市场不确定性伴随的影响，UNCTAD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全球FDI增速降低到历史低谷，反映出金融危机是主要因素[32]。研究者发现经过金融危机后，高新区内企业在行业结构、数量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降低研究结果偏差，本文选取2008—2010年三年时间段内的684家企业，最终用于生存分析的样本为1966观测值。

(2)因变量。因变量随着模型设置不同而变化，采用泊松模型时的因变量为“形成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个数(qi27)”；生存分析的因变量为“形成首个标准的几率”。

(3)自变量。主要自变量包括：①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模式，分别用变量“国外经费(qj59)”“国内经费(qj62)”表示，并做对数变换；②国际化程度(qc11)，从企业出口比例衡量；③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由外部和内部制度环境组成[31]。制度合法性包括企业在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追求“合法性”行为，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分别获得内部制度环境和外部制度环境的两个因子，在上述指标中提出公共因子，采取潜变量衡量企业内外部制度合法性。

(4)控制变量。结合以往文献，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qc27)、企业财务绩效(qc12)，具体衡量方式为前者对固定资产合计取对数，后者对净利润取对数。消化吸收与再创新能力影响着标准制定，因此本研究控制企业当年专利授权数(qj74)。最后，研究者对年份和行业取哑变量，控制来自时间与行业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样本中变量描述和相关性分析见表1。表2和3是检验结果，其中表2中为泊松回归，因变量是形成标准的数量；表3是生存分析的结果，因变量关注的是企业进入园区后首次形成技术标准的情况。样本中形成标准企业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体现了企业标准竞争力的差异。

表1 变量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注：Obs = 1358；* * *p<0.001、* *p <0.01、*P <0.05；† P <0.1。

注：* * *p<0.01、* *p<0.05、*p<0.1；括号内为Z值。

表3 生存分析

注：* * *p<0.001、* *p<0.01、*P<0.05；† 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假设1认为内向型创新行为促进企业技术标准的形成。我们用技术引进过程中企业所花费的国外经费(qj59)、国内经费(qj62)衡量内向型模式创新行为。花费越多，说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程度越大。泊松回归中因变量是“形成国家行业标准个数”。表2中模型1、2中的泊松回归是相应检验结果，模型1中变量“国外经费(qj59)”系数显著为正(0.185；p<0.01)；同时模型2中变量“国内经费(qj62)”系数亦显著为正(0.327；p<0.01)。说明内向型模式确实促进企业在参与标准竞争过程中国家行业标准的形成。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

同时，生存分析也支持了假设1。表3中模型1、2是关于假设1的检验。模型1中变量“国外经费(qj59)”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模型2中变量“国内经费(qj62)”系数显著为正(1.221；p<0.01)。

假设2认为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形成国家行业标准数量正相关。表2中模型3是关于国际化程度与标准数量的关系，变量“国际化程度(qc11)”系数显著为正(0.123；p<0.01)，说明国际化程度确实能够提高技术标准制定，假设2得到支持。

国际化程度正向调节作用是假设3的内容。表2中模型4、5的交互项“qj59×qc11”“qj62×qc11”系数不显著，假设3并没有得到支持。同时表3中模型3、4、5是生存分析关于假设2与假设3的检验结果，模型中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假设并没有得到生存分析的支持。尽管国际化程度调节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依然可以获得启示。如图2所示，国际化对国外经费(qj59)具有正向调节，当国际化程度较高时，国外经费与形成标准数量之间的负向关系减缓。说明企业在参与标准竞争过程中，国外经费需要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国家行业标准。短期内引进国外技术的花费与标准数量呈现负向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因为国际化程度提高而减缓。另外，从图2中可以看出，如果考虑国际化程度，引进国外经费(qj59)与技术标准成负向关系，其启示了企业转化国外经费为内部能力的困难。

图2 国际化正向调节作用(qj59)

另外，国际化程度对国内经费(qj62)与标准数量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国内经费可以促进标准形成，从图3看出两者呈现正向关系。当国际化程度较高时，正向关系减弱。可能原因是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大，其带来的负向效应，如知识泄露、情景依赖等，降低了国内经费使用效率。

图3 国际化负向调节作用(qj62)

国际化程度对国外经费(qj59)与国内经费(qj62)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这一点具有深刻现实含义，本文在下面进行了讨论。

关于假设4a、4b，表2中模型6、7是泊松回归关于内外部制度合法性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外部合法性促进企业所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形成；内部制度合法性促进企业所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形成。模型6中变量“外部因子1”和“外部因子2”系数分别为0.932(p<0.01)和0.222(p<0.1)。可见，外部制度合法性可以促进技术标准的形成。模型7中变量“内部因子1”和“内部因子2”系数显著为负，与假设4b相反。

生存分析对假设4a、4b的检验结果见表3，模型6、7是相关结果。模型6中变量“外部因子1”“外部因子2”的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外部因子1”为1.404，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模型7中变量“内部因子1”“内部因子2”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625(p<0.001)、0.753(P < 0.1)，因此假设4a、4b得到生存分析的支持。

图4所示为外部制度环境，左图为“获得首个标准”几率曲线；右图是对应的生存曲线，即没有获得标准的情况(生存分析中定义的“死亡”为企业入驻高新区后形成首个技术标准)。可见，外部制度环境较高时，企业“获得首个标准”的几率较高，相应的生存曲线即较低。说明外部制度环境确实能够促进企业形成首个技术标准。

图5所示为内部制度环境。与假设4b相反，当内部制度环境较高时，企业形成首个技术标准的可能性越低。说明技术标准的形成更多依靠外部制度环境完成，如市场环境、竞争态势等。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程度提高有利于技术标准的制定，但对于不同来源引进技术的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参与国际化程度越高，对国外经费的消化吸收效果越好。一方面，引进国外经费与技术标准成负向关系，表明企业将国外经费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经过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等不同阶段加以转化。短期内引进国外经费并不能显著提高制定技术标准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对于国内经费而言，国际化程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行为与战略结果的不匹配性。企业具有组织记忆，在国际化与标准制定过程中具有组织行为的惯例，而国际化过程是一个外向过程，企业不停调整结构与资源，迎合这种“走出去”的趋势。但是，大量引进国内经费与这种战略导向恰恰相反。本文作者认为，这是导致国际化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机制的主要原因。

图4 外部制度环境

图5 内部制度环境

4.2 理论与实践贡献

从开放式创新与国际化视角对标准竞争展开讨论，拓展了创新理论与国际化理论框架。建立国际性技术标准是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选择，本研究获得的相关结论为探讨这一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其次，新兴市场制度环境是影响标准竞争的关键因素，企业内部与外部制度合法性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外部制度合法性更影响企业整体标准竞争力，提高了企业最终技术标准数量。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标准竞争更多依靠外部市场安排，例如通过技术战略联盟的利益分享等途径得以实现。同时，内部合法性更能促进首个标准的形成几率，主要原因在于其促进了企业内部知识积累，提高了企业消化吸收能力。因此，内部合法性更有利于首个标准的形成。当首个标准形成后，学习效应作用下标准形成相应简单。因此首个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与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例如，规范合法性、专业化程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创新能力，从而影响着首个标准的形成。因此企业应该加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力度，并试图通过国际化过程增强创新对标准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据此制定针对性的鼓励措施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对于政府部门制定促进技术标准制定的政策措施具有借鉴意义，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与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首先，研究中有关外部制度合法性的结论，反映了政府与市场两方面对标准制定的功能。来自“强制合法性”的结论表明政府需要培养良好的市场机制，增加行业标准竞争力；来自“模拟合法性”的结论表明企业需要增强内部制度建设，提高吸收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规范合法性”启示企业注重内部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开发，加强人才的激励。作者认为科技创新人才人力资源的开发十分必要，企业应该通过多种途径，例如员工帮助计划形成促进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内在长效机制[33]。再次，针对不同创新模式的企业应该制定不同的企业国际化战略，技术创新中技术引进的来源不同，国际化形式与阶段也应该相应地有所差异。具体而言，采取引进国内经费为主要战略的企业应该谨慎国际化，至少需要将组织结构、以往形成的组织惯例等适当调整，并学习积累一定国际化方面的知识后，才能开展国际化战略。

4.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标准竞争是内外部制度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虽然关注了制度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深入讨论制度耦合、制度逻辑等的影响。此外，本研究没有探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作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依靠市场环境、交易机制等多因素的完善，其对标准竞争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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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novationandFormationofTechnicalStandardsin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ization——APerspectivefromNeo-institutionalism

Gao Zhaojun1，Li Zhengwei2

(1.Business School of 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From a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and incorporating firm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n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mation of global firms，and examin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Results of Poisson Regression and Survival Analysis on high-tech firms show that the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inbound model of open innovation promote form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s.However，they are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e different.It indicates that exter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more improves the total number of technical standards；while internal more improves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technical standard.

Technical standard；Open innov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Institutional legitimacy；Inbound model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网络形成动因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14NDJC169YB)，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研究”(16ASH00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资助”(M15JC031)。

2017-03-22

高照军(1975-)，男，山东临沂人，常州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创业。

F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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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