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明

内容提要：研究指出清代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道路正是唐代的“白水涧道”，至清末往往以“后沟路”相称，为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的通车正道。清军至晚于乾隆二十二年便开始使用这条道路，至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在这条道路上安设了六处军台，并配有相应的人员与交通设施等。在军台体系之外，两地之间还有七处驿站交通体系，道路全长约五百里。同治年间战乱道路被毁后，清军于光绪初年加以重建和修缮，新疆建省后改道路军台为驿站，并在托克逊至小草湖一带修盖房屋以便行人避风，开挖水井以便行人饮水，加惠行旅不少。

近年来，随着“天山廊道”申遗成功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使得丝绸之路新疆段的相关研究多了起来，但有关道路交通的基础研究仍相对较少，既有成果主要侧重于天山南北两条干道研究，极少关注构成天山廊道路网、连接天山南北两条丝路干道之间的南北交通①如潘志平《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与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虽有所涉及，但篇幅非常有限。近来笔者颇多关注，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清代伊犁通库车及喀喇沙尔路史实钩沉》（《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第6期）、《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清代伊犁通乌什道——从达瓦齐逃遁路线谈起》（《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与《清代哈密至巴里坤道路考》（王欣、万明主编《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如清代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通车道路实为唐代的“白水涧道”，据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西州图经》显示：“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②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5页。至清代，两地间的道路仍然存在，并且地位相对前代更为重要，但目前有关这条道路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利用多种文献，试对这条道路在清代的道路名称、建设、使用与道路里程等情况作一探讨。

一、道路名称及前期建设

据《新疆识略》记载“其南北相通之道，以自乌鲁木齐踰齐克达巴罕而至吐鲁番者为正道，可通车。”③《新疆识略》卷1《新疆疆域总叙》，《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0页。足见这条道路在清代天山南北通道中非同寻常的地位，但这条道路在前期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道路名称，至晚清时期，时人往往称之为“后沟大路”，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吐鲁番厅向省府“详请后沟路工可否专用营勇兴修，免派吐鄯厅县众户帮工”时，署理布政使回复“迪化县属后沟大路工程因该厅并鄯善县两处雇派民夫帮修，缠目从中苛派，既奉抚宪批饬，嗣后桥路坍塌，应由城守协及噶逊营前往修理，以除民累。”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87册，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所引档案具文或到文时间，下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显然，时人用这条道路上的“后沟”地名来称呼此路。②谨按，“后沟”为吐鲁番前往乌鲁木齐道路上的一处地名，在白杨河之北，参见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新疆乡土志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9页）所附《迪化县图》可知。至于清人对这条道路的开辟和建设使用，还得从清朝与准噶尔关系以及清朝对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的经营谈起。

康熙五十六年（1717），吏部尚书富宁安疏报从巴里坤“分为两路前往袭击策妄阿喇布坦边界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朝廷认为“若吐鲁畨地方可取则取，将伊处米石充作口粮食用”③《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三月甲子。，次年富宁安疏报“臣等领袭击之兵于七月初十日至乌鲁木齐地方，拏获回子探问准噶尔消息。”④《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戊寅。但清军似乎并未在乌鲁木齐地方长期驻扎，吐鲁番则在康熙五十九年进军之后⑤《清圣祖实录》卷288，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甲子。，清朝随后在吐鲁番驻兵屯田⑥和瑛：《三州辑略》卷1《沿革门·吐鲁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195页。，吐鲁番便成为清朝继续向准噶尔推进的前沿据点。至康熙六十一年，协理将军阿喇衲建议清军三路并进准噶尔腹地：

今大兵或前移于乌鲁木齐驻扎，臣等亦前移吐鲁番，布列周近地方驻扎，彼此接应，则敌人无路可绕，而所种地亩亦无可虞。臣等公同丈量吐鲁番周近地方，验看方向，绘图呈览，若为进兵之计，则可分为三路，其阿尔泰一路之兵由和布多沿河地方越厄尔齐斯河前进；巴尔库尔一路之兵由乌鲁木齐前进；吐鲁番一路之兵由阿拉挥口越那拉特岭前进。每路可用兵一万五千，若贼人三路来迎，则势分而易败，若一路来迎，则我一路之兵与彼拒战，其两路之兵直抵其妻子存扎之处，彼必不能兼顾。⑦《清圣祖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壬申。

据上，阿喇衲“三路并进”方案的前两路其实就是乾隆十九年（1754）平定达瓦齐的进军路线，其中“和布多”即科布多。至于第三条路线，即从吐鲁番出发，越过阿拉挥（即阿拉沟）⑧钟兴麒编著《西域地名考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5页。，穿裕勒都斯草原，翻越那拉特（那拉提）直达伊犁，亦即《自哈密至准噶尔路程》及乾隆二十二年将军成衮扎布进击阿睦尔撒纳的路线。⑨《自哈密至准噶尔路程》，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653-658页；《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丙子。其方案意在保护吐鲁番屯田安全，并收进击准噶尔腹地之效，但最后并未落实，⑩《清圣祖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壬申。但这似乎也说明清朝当时尚未利用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道路。之后随着雍正后期吐鲁番清军与额敏和卓部众的东撤，使清军对这条道路的使用更无希望。至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达瓦齐，乌鲁木齐地皆内属⑪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第12册，卷520《乌鲁木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处在东部的吐鲁番更不例外，同年即有当地吐鲁番伯克莽里克率众一千户来降之事①《清高宗实录》卷487，乾隆二十年四月乙丑。，如此乌鲁木齐与吐鲁番之间的联系便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至乾隆二十二年，两地之间的交通终于以上谕的形式被正式启用，其内容如下：

哈宁阿奏额林哈毕尔噶一路气寒雪盛，全无水草，若军营马匹由此行走，恐致损膘。惟自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雪薄而水草亦好，两路远近相等，已行文巴里坤大臣及解送马匹官员等语。所见甚是，可传谕巴图济尔噶勒等解送马匹，须由吐鲁番一路经行，若已向额林哈毕尔噶一路，而前行未远，亦另行取道，仍由吐鲁番行走，并谕巴里坤办事大臣等知之。②《清高宗实录》卷553，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未。

谨案，“额林哈毕尔噶”在清代有所谓的山名与台站名之分③钟兴麒编著《西域地名考录》，第266-267页。，其大致位置均在裕勒都斯草原之北天山一带④贾玛利·乌木尔他义：《哈萨克族何时定居在额林哈毕尔噶一带的》，见《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9年，第1页；另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便有“额林哈毕尔噶山”的土尔扈特歌曲。，但此处指台站名，应该就是前述阿喇衲建议清军从阿拉沟路前往裕勒都斯草原东部一带的某处地方，因为只有如此，从吐鲁番出发，无论通过乌鲁木齐，还是通过裕勒都斯草原东部一带，前往伊犁，才能符合“两路远近相等”。总之，在此之前，清军前往伊犁的主要交通路线可以说是南北两条并行的线路，并无交叉，至此时，随着乌鲁木齐与吐鲁番交通的开辟与使用，终于使得天山南北两条干道交汇在一起，使其成为东天山南北相通道路交通之一。次年，清军便经行此路前往前线，如“所调陕、甘绿旗兵丁，计二月二十日以外可至鲁克察克，自鲁克察克至玛纳斯又需二十日，于三月初十左右始至军营。”⑤《清高宗实录》卷556，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乙丑。其后，便是按照清朝的道路交通制度，安设台站等交通设施，并修凿畅通道路。很快清朝便上谕道“据巴禄奏称，现在进兵，由巴克库苏一路所设台站马驼倒毙者甚多，经兆惠等移文永贵、定长酌量添补等语。军台关系紧要，马匹驼只自应办给足额，方可驰递无误，永贵等虽专办屯田事务及巴里坤至鲁克察克一路军台，而鲁克察克以外台站更为紧要，着传谕永贵、定长一体查办，勿分畛域。所需马驼即照移文添补，仍协同巴禄不时巡察，坐台官兵务令加意牧放马驼，庶往还事件不致迟滞。”⑥《清高宗实录》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乙酉。可见清朝为传递文报，在巴里坤至吐鲁番军台路线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吐鲁番至乌鲁木之间的军台路线，以期传递文报。几个月后，陕甘总督黄廷桂奏：

接办理屯田大臣永贵、努三等咨称，吐鲁番一带地土多风，糜谷性松易落，明春止种粟谷、青稞、小麦三色，共需耔种一万九千余石，但现有驼只不敷驮运。查永贵又称自吐鲁番至乌鲁木齐所经七岭，修凿业可行车。又据兆惠称阿克苏、乌什等城已降，回人应交麦稞足敷兵粮，可停解送，则屯田耔种或以车载，或以各省解到驼骡挽送，应听吴达善、永贵等就近酌办。得旨，诸凡甚妥。⑦《清高宗实录》卷57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癸丑。

据上，当时吐鲁番至乌鲁木齐所经七岭，无疑就是后来所说的齐克达巴罕。谨案，“齐克达巴罕，在城南二百三十里喀喇巴尔噶逊营东十里，山岭崎岖，道途礉砾，七上七下四十余里，俗名七个达坂，南通喀喇沙尔大道，东通吐鲁番、哈密，安设军台。”①和瑛：《三州辑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212页。此路修凿畅通，使得供应大军的粮食乃至军火重器可以通过驼骡挽运成为可能。这也说明以上台站的安设时间与《三州辑略》中乌鲁木齐“南路六军台系乾隆二十五年以前安设”②和瑛：《三州辑略》卷2《官制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61页。的论述完全吻合。

清代西北边疆交通设施主要为军台、营塘或驿站等，据《新疆识略》记载：“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有军台，有驿站，无营塘（营塘至噶逊止，入吐鲁番界无营塘）。”③《新疆识略》卷1《新疆疆域总叙》，《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531页。这句话确切的含义应该理解为两地之间缺乏连续的营塘，但军台和驿站均有。这些军台、驿站交通设施成为保证和维护道路畅通的必备设施。兹据嘉庆年间所修《三州辑略》相关内容将其军台设施制信息表如下④和瑛：《三州辑略》卷2《官制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62-363页。：

委 笔帖 式外委 字识兵丁供差兵丁当差回子马 铁车距下站里 数鄂伦拜星底台 1 1 1 13 9 30 3 120昂吉尔图淖尔台 1 1 4 9 25 3 110喀喇巴尔噶逊台 1 1 1 9 9 25 3 110柏杨河腰台 5 5 5 3哈必尔汉布拉克台 1 1 4 9 25 3 100根忒克台 1 1 1 4 9 25 3 50里至吐鲁番备注中营参将管理南路军台六处。以上南路六军台系乾隆二十五年以前安设，至二十六年每台设车二辆、马二匹，其哈毕尔布拉克设马四匹，嗣于乾隆三十七年每台添车一辆，并增柏杨河腰台一处，兵丁五名，车三辆。

据前文，这条道路上的六处军台至晚应安设于乾隆二十三年，并配备相应的人员、兵丁、车马等，以便供应往来之需。不过后沟路严格来说是连接乌鲁木齐与吐鲁番之间的交通要道，所以还有必要探讨一下吐鲁番底台的情况。乾隆年间，天山南北纳入清朝版图后，清朝早期设有辟展办事大臣，直到乾隆四十五年才将辟展办事大臣改为吐鲁番领队大臣⑤和瑛：《三州辑略》卷2《官制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222页。，但这并不意味吐鲁番底台也设于此时，据《三州辑略》记载，吐鲁番底台也于乾隆二十五年以前安设，其配有委笔帖式、千总、字识兵丁各1人，供差兵丁11人，当差回子10人，马29匹，铁车3辆。⑥和瑛：《三州辑略》卷5《台站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64页。但不同于乌鲁木齐南路六处军台归绿营系统的“中营参将管理”①和瑛：《三州辑略》卷5《台站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62页。，吐鲁番底台归吐鲁番领队大臣管辖②和瑛：《三州辑略》卷5《台站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63页。，从体制上说，后者并不属绿营系统，属驻防八旗系统。不过这些军台当中都配有笔帖式，满文为bithesi，属于管理军台事务的具体负责人，乌鲁木齐以南六台共三名笔帖式，除管所驻军台外，兼管邻近台站，平均每人管辖两军台，此外各军台还配备一定的当差回子。

在军台系统之外，乾隆四十一年，乌鲁木齐至巴里坤一带改设州县，当地官府认为“巴里坤改归乌鲁木齐统辖，一切往来文移关系重大，未便绕道由哈密、辟展驰递；且府、厅、州、县平移公文，例不得擅交军台递送，应自巴里坤起，至迪化州止，连底台站，共安一十六驿。”③《乌鲁木齐政略》，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页。与此同时，乌鲁木齐与吐鲁番之间也在后沟路沿线相继设立了驿站，据《三州辑略》记载，盐池驿（南至望墩驿九十里，北至巩宁驿五十里，驿书一名，马夫一名，马三匹），望墩驿（南至打坂根腰站七十里，驿书一名，马夫二名，马四匹），打坂根腰站（南至山阳驿六十里，马夫一名，马二匹），山阳驿（南至通津驿八十里，驿书一名，马夫二名，马四匹），通津驿（南至芦沟驿九十里，驿书一名，马夫二名，马四匹），芦沟驿（南至阳和驿四十里，驿书一名，马夫二名，马四匹），吐鲁番同知管理南路一驿阳和驿（驿书一名，马夫一名，马三匹），并注明“以上迪化迤南各驿站于乾隆四十五年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准安设。”④和瑛：《三州辑略》卷5《台站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372—373页。但据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左右的《乌鲁木齐政略》却只载有乌鲁木齐巩宁城首站巩宁驿，并无山南六驿⑤《乌鲁木齐政略》，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47-48页。《乌鲁木齐政略》成书时间见《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147页。，很有可能是取裁标准的不同。如果仔细比对军台与驿站道路里程，不难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多有对应关系，光绪十七年路经此地的新疆巡抚陶模之子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中做了详细记载，如根特克旧设芦沟驿、哈必勒罕布拉克旧设通津驿、白杨河旧设山阳驿、大盐池旧设盐池驿等。⑥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4-418页。如此一来，清前期两地之间便存在两套驿传体系，其中军台作为主要驿传方式，驿站则为辅助驿传方式，各有专责，共同担负着西北边疆的驿传功能。

二、后期重建与管辖变化

同治年间新疆大乱，这条道路也随之被毁，如同治三年（1864）“文祥奏吐鲁番南北各路军务吃紧并哈密防堵情形一折，据称奇台、木垒汉回滋事，乌鲁木齐所属之哈必尔罕布拉克等台汉回抢去马匹，前途喀喇巴尔噶逊营汉回变乱，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道路不通，而托克逊汉回亦乘机肆扰，喀喇沙尔、乌鲁木齐文报梗塞。”⑦《清穆宗实录》卷110，同治三年七月癸亥。这一乱就是近十年，至光绪二年清军收复乌鲁木齐等天山北路大部地区，但吐鲁番仍在阿古柏侵略势力的控制之下，为对抗清军收复南疆，阿古柏遂在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的这条道路上的达坂城附近修建军事堡垒，重兵把守，抗拒清军南下收复吐鲁番。

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旗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向南进发，初三日抵柴窝铺，派队修垒，侦知达坂据贼坚守如故，趁夜前进，斩取外围骑探，“天明雾收，贼在城头瞥见官军环列圆阵，匀布整齐，擎洋枪指出，并发开花大炮。我军伤亡十余人，屹立如故。自卯至午，城中枪炮不歇。刘锦棠策马周览城壕，诱贼出击。所至贼枪密注，子下如雨，从骑有伤者，刘锦棠坐骑亦中子立毙，易马而前。饬各营严防冲突，一面筑垒掘壕，以断援贼”，及至初六日，在大炮轰击下，达坂城之贼向外逃窜，官军擒获无算，十一日南下白杨河，至十三日即克复托克逊城。①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6册，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 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655-656页。足见攻克达坂城坚垒的重要意义。清军早在乾隆时期便在达坂城驻军，如《新疆图志》评论道：“蒙语呼喀喇巴尔噶顺，言黑虎城也，城在两山之间，形式险要，为南疆门户，同治间陷于逆回，光绪三年春官兵攻克之，今驻噶逊营守备，居民百余家。”②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下册，卷79《道路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0页。足见这条道路的战略价值。

据刘锦棠后来回忆，清军“光绪二年大军进剿，挨次设立军塘驰递文报”③刘锦棠著、杨云辉校点《刘锦棠奏稿》，光绪九年七月初一日“关外各军行粮坐粮章程善后台局一切应发款目缮请立案折”， 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70页。，随着吐鲁番的收复，两地之间的道路交通设施也逐渐恢复起来。但与动乱之前稍有不同的是，这条道路上的军台、驿站两套并行交通体系逐渐改归为驿站系统，并且较之动乱前的交通线路亦有变化。虽然光绪十年，甘肃按察使呈賚的“新疆各衙门驻扎地方相距程途里数清册”显示从吐鲁番“阳和驿起四十里至迪化州所管芦沟驿，九十里通津驿，八十里至山阳驿，六十里至达坂腰站，七十里至望墩驿，九十里至盐池驿，六十里至乌鲁木齐都统、提督驻扎迪化州巩宁驿，计程四百九十里。”④《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78册，光绪十年五月（原文署为光绪十月五月，误），第303-309页。透露出清军传递文报似乎仍走吐鲁番西部的芦沟驿与通津驿，亦即陶保廉所指对应的根特克台与哈必勒罕布拉克台两处，仍如动乱之前的驿站线路，但次年吐鲁番官府在“吐鲁番北至省城程站里数”中报告“自本城阳和驿起，六十里至布干台驿，六十里至托克逊驿，一百里至迪化县所属小草湖驿（系新设），一百里至达坂城驿，（即达巴罕驲改设），九十里至柴俄堡驿（即柴窝铺），九十里至省城迪化县巩宁底驿止，共六站，计程五百里”，并补充说明“卑厅北至省城，系由阳和驿西达喀喇沙尔通道，至托克逊驲分路，走小草湖驲入省”。⑤《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1册，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第49-51页。至少在光绪十一年以后，传递文报的驿站交通道路如此，新设的小草湖驿似乎也说明了这点。再如光绪十七年陶保廉行至硁硁沟时记载道：“蒙古语曰根特克，汉人讹为硁硁沟，旧设芦沟驿，今废，驿使绕由托克逊小草湖也。”⑥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第414页。但这种改变并非说明硁硁沟一线就此废弃不用，其作为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的主要交通道路仍然在使用，但在清末供差过程中却出现过行政隶属上的前后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青海发生河湟之变，新疆巡抚陶模升署陕甘总督，奉命进关应对，南下途径达坂城时，当地农约杨天喜等人趁机向陶模反映“迪化州向例支差达坂城、后沟、柏杨河三处，其余小草湖、三个泉、硁硁三处吐鲁番支差”，但“自光绪十四年起，至今八载，凡过境差使均由迪化县发银饬小的备办一带差务，小的因路途太远，地段太长，深恐备办不周，贻误非浅”，因此请求该三处照旧仍由吐鲁番备办差务。①《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3册，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第396-397页。吐鲁番遂令所属西部四个苏目查明情况回复，据称光绪三年大军克复后，头二三四苏目自吐鲁番起，办差至三个泉止（即哈必尔罕布拉克），托克逊四苏目办至小草湖止，只是光绪十二年从焉耆划来苏巴什、阿哈不拉、桑树园、库木什、阿哈玛四驿改归吐鲁番办理后，才将办差章程逐一改清界限，“所有三个泉、硁硁、小草湖均皆改归迪化县支办”，而且“已经办理将近十年，并无错误”。②《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3册，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第411页。吐鲁番同知随后将此情况向省府反映道：

据苏目等查明禀称，小草湖、三个泉、硁硁子三处往来差事向归吐鲁番支应，因彼时军务未定，事难专责，就便供应，并非定章。即吐厅南路差事从前只支应至托克逊止，光绪十二年新疆建立行省，各办各界，将苏巴什、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四驿改归吐厅承办，小草湖、三个泉、硁硁子三处改归迪化承办。今杨天喜等指小草湖一带为太远，吐厅后添各处其远则有过之，若按军务未定之规，不以辖境为界，小草湖等处仍行归吐，是后拨归吐厅之南路各驿亦应依旧改拨等情前来，卑厅查承办过往差务，原以辖界为定，庶免彼推此诿，贻误要差。卑厅前办迪化所辖之小草湖、三个泉、硁硁子三处，系在军务未定之际。行军急切饬办，则彼疆此界谁敢计及。杨天喜等止思按军务未定以前办法，而于各归各界承办年久之后，指往事为定章，生计图脱，未免不合。且卑厅因添南路四驿始减小草湖等三站，若减者任厅请复，加者又将何归，应请札饬迪化县转饬杨天喜等仍按地界承接，毋再饰推。③《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第5-6页。

据上，吐鲁番厅申述以前办理是军务未定之时，建省后应该“各办各界”等等。迪化县令黄袁得知后，辩论道：“小草湖距省二百七十里，由达坂至该处长途戈壁，绝无人烟，供差本极不便”，并指出“三个泉距省二百八十里，硁硁子距迪三百七十里，向未设驿，且该两处户民稀少，三个泉只有半户，硁硁子连鸦尔崖合计不过两户，路途太远，解运粮料柴草及各项供应，奔走实属维艰。而硁硁子离吐仅五十里，三个泉离吐亦只百余里，以之改归吐属办理，不徒劳逸较均，即应办一切更无贻误”，但其立场已经有所软化，“拟请将离吐较远之小草湖仍归卑县承办，将距吐极近之三个泉、硁硁子两处复归吐鲁番承办”。④本段所引资料均见《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第5-6页。最后省府也同意如此处理。⑤《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第38页。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当吐鲁番官府将划分方案传给当地户民后，当地百姓并不接受，他们再次反映道：

查过往差事虽系官办，亦赖民力，吐厅境内原辖十二站，上年又添往罗布淖尔之甘草湖、苦水泉两站，总计东西两路共十四驿，一遇往来差事到境，需用柴草，由官照章每百斤，东路给价银二钱，西路给价银二钱五分，先交苏目等领取，派发各户采办，木柴一项必赴山北及迪化县属之后沟一带采取，户民住隔产柴各处或五六站七八站不等，长途戈壁往返十余日，所领之价不敷人粮牲畜料草之用，户民苦于承办，头目苦于赔累，因系境内应办之差，责无可贷，只得不辞劳悴，竭力供支。……杨天喜自虑其难，而欲人往其难，以境内应办之事而请拨与境外不应办之人，如此行事未免大伤公道，且其借口重差，正其取巧于规逊，目等岂得毫无知识，甘心李代桃僵，应请转详各大宪垂念均系子民，视同一体，仍按辖境为限，庶免偏枯。①《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第56-57页。

在吐鲁番西部苏目看来，承办差务困难重重，因此仍坚持各办各界。据此，吐鲁番同知也将以上情况如实反映，并补充道：“牧令居官犹之行云流水，事苟与民无碍，岂敢固存成见，卑厅户民现时既多方推诿，临事必藉口抗违，一经贻误要差，谁堪当此重咎，明知事干宪怒而势处两难，不得不据实呈明，能否仍照定章各办各界，俾免小民争论之处，悉听钧裁，卑职岂敢藉词渎请也”，并且声明吐鲁番并无承办大差津贴一项。②《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第56-57页。最后经布按两司会议决定“北路各属供支大差定有津贴，迪化县原准请领，吐鲁番厅本未给予，自后三个泉、硁硁子二处大差及寻常一切差事应请仍饬迪化县供应，如遇有兵差，该二处需用粮料柴草，即由吐鲁番厅帮同支送，路途既近，亦可稍省运脚，如此酌定，该厅县均不得再托词推诿，而差事庶不致有遗误”③《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4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第97页。，此事就此了结。但八年后，省府当局还是决定将三个泉、硁硁子二处连站带地划归吐鲁番管辖承办差务。④《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46册，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第438页。因此，《新疆乡土志稿》所附《吐鲁番厅图》（见后文所附“后沟路线示意图”）驿站界线反应的是光绪三十年十月以后的划分情况。

三、道路里程与艰难路段

据《新疆识略》记载“自乌鲁木齐东南越齐克达巴罕，五百三十里至吐鲁番。”⑤《新疆识略》卷1《新疆疆域总叙》，《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530页。其具体军台里程为：额伦拜星底台一百二十里昂吉尔图淖图〔尔〕台，一百一十里喀喇巴尔噶逊台，五十五里白杨河腰台，五十五里哈必尔罕布拉克台，一百一十里根特克台，八十里吐鲁番底台。⑥《新疆识略》卷1《新疆疆域总叙》，《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537-538页。谨案，昂吉尔图淖图台应该为“昂吉尔图淖尔台”之误，已在引文中括改。然而乾隆年间的《西域闻见录》却记载两地距离为490里，具体数据为：土鲁番北至乌鲁木齐四百九十里，五十里根忒克，一百里哈必尔汉布拉克，一百一十里哈拉巴尔噶逊，一百一十里昂吉尔图淖尔，一百二十里鄂伦拜兴，即乌鲁木齐之城也。⑦椿园：《西域闻见录》（又名《西域记》）卷8《新疆道里表》，嘉庆十九年刻本。无独有偶，嘉庆年间修纂的《三州辑略》也同样记载两地间为490里，具体为：鄂伦拜星一百二十里昂吉尔图淖尔，一百一十里喀喇巴尔噶逊，一百一十里哈毕勒罕布拉克，一百里根特克，五十里吐鲁番城。⑧和瑛：《三州辑略》卷1《疆域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5册，第212页。晚清吐鲁番档案也一再记载两地相距490里。⑨《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14册，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第293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陲总统识略》记载乌鲁木齐鄂伦拜昇底台一百二十里昂吉尔图台，一百一十里哈喇巴勒噶逊台，一百一十里哈必尔罕布拉克台，一百里根忒克台，六十里土鲁番台①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3《南北两路军台总目》，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48页。，即两地间的距离为500里，而且与其同一系统的《西陲要略》记载相一致。②祁韵士：《西陲要略》，李广潔整理《万里行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至清朝末年所修《新疆图志》将这条道路分段记载于迪化州、吐鲁番厅属下，其北段路线如下：

城南二十里十七户地，折东南十里羊肠沟（坡陀迂折），十里芨芨槽（土屋三家，南北皆山，无草木。）五十里柴俄驿（居民五六，有草无木，昂吉图尔淖尔在南山下，距大道仅里许。）三十里马蔺滩，十五里盐海子，蒙语呼达布逊淖尔（明《华夷译语》盐曰答不逊，即达布逊也。）四十里达坂城驿，蒙语呼喀喇巴尔噶顺（言黑虎城也，城在两山之间，形式险要，为南疆门户。同治间陷于逆回，光绪三年春官兵攻克之，今驻噶逊营守备，居民百余家。）十里入峡（经废堡一，周约二里，回匪索筑。涉涧四，峡口荒店一家。）十五里至岭巅（巉崖峻坂，车行最艰。）七里后沟（岭下土屋三间，行人饘憩于此。）八里出峡（绕行曲岸，有荒草、小树。）三十里白杨河（多坡阜，登降坎坷，再东南行半里许，至界碑处出境。）接吐鲁番西北境官道（距小草湖驿三十里。）③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下册，卷79《道路一》，第1510页。

其南段路线如下：

城西三里回城（驻巡检，市廛甚盛，居民四千余丁。）十七里雅尔湖（又名崖尔城，汉车师前王所居，唐交河县治也。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三十里硁硁子（即根特克。）九十里三角泉（即哈密尔罕布拉克），四十里白杨河，会迪化东南境官道。④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下册，卷80《道路二》，第1523页。

如果结合两段引文来看，两地之间的距离为425里，可见清末两地道路里程已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记载不相一致，这多与道路路线的曲折变迁及不时整修有关，但均在500里上下。

清代，行旅在这条道路上主要有两段艰难路段，即翻阅齐克达板及穿越小草湖风区。对于前者，尤其是“达坂城至后沟三十里中有巨岭，险峻非常，车马往来攀岩而上，每年跌毙牲畜无数，行旅视为畏途”，后巡抚潘效苏“勘得傍沟东岸，顺流下驶，长约二十里许，两山夹峙，峭壁悬崖，中隔小河一道，若砌石成垒，架木为桥，较岭路稍为径捷，且无攀跻之苦。一面派营兴工，一面由易前令润庠谕令该处农约杨天喜纠集民夫往助，砍伐树木暨预备运石车辆，用费甚属不赀，经营数月，始克竣工。迄今肩客摩毂击，如履坦道，然视前之羊肠九折，人马瘏乏者真天渊别也。”⑤《迪化县乡土志》，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5页。此事在吐鲁番档案中亦有反应，如“照得达坂城桥路被水冲坏处所，本部院出巡南疆经过，督同在彼文武逐一勘明，据候补游击赵耀南回称桥遇夏令，水涨溜急，原修石墩断毁经久，若用巨木修建窝桥坚稳无比，约需工费一千五六百金，路工次之，应用锄铲器具等项由军转具借领”，被照准。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20册，时间不详，第17页。此事同样被清末途经此路的日本人日野强所记载。①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但至清末，据《新疆图志》记载，潘效苏所修新路在“戊申秋被水冲决，乃修筑旧路焉”。②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下册，卷79《道路一》，第1510页。谨案，戊申乃光绪三十四年，公历1908年，足见新路并未通行长久。但无论如何，潘效苏修路德政仍值得赞许，如位于白杨河驿站附近便有新疆巡抚“潘老大人德政”的石碑，虽然马达汉书中保存的德政碑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仍可识读落款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③马达汉著、王家冀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考虑到潘效苏后来被革职，可以想象这类修路德政碑的命运，不知今在何处。

后沟路线示意图（据《新疆乡土志稿》所附《吐鲁番厅图》重描）

行走在这条路上，还有托克逊至小草湖一带的风灾戈壁之区，同样对过往行旅影响巨大。据1907年七月穿越此地的马达汉记载：“早晨七点，当我们走上通向一个山口的道路时，感觉好像各种各样的亚洲风决定集中起来阻止我们过境似的。我们的马十分勉强地顶着风走，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我们卷曲着身子坐在鞍子上，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风的阻力。暴风实在太强烈了，带着那么大的驮运行李，我们宁愿等风停下来再走——但那有什么用呢，在这个地方人们常说，暴风几乎是每天的家常便饭。”④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254-255页。另据光绪十八年十月行经此地的王廷襄记载：“小草湖至托克逊驿站无计可避风灾，夏经此者渴死，冬经此者遇黑风辄冻死”，并据当时小草湖驿站驿书说道：“去夏驿夫自上站负文报来，未到站十余里遇一人仆地，呼之不应，知其渴将死，到站后告渠，渠即遣卒骑快马送瓜去救，仆者得活”，又言“本月初四夜有阿克苏缠回随天津人自南路贩货晋省，策驴数十头，未及驿十余里，黑风陡起，时值下雪，冻毙缠回一名，驴子三十头，天津人得汛勇救回驿站，亦僵卧发肿，入省寻死。”①王廷襄：《叶柝纪程》，吴丰培主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6年，第851页。针对以上缺水与风灾之患，当地官府与民众一直都在寻找应对之策，凿井开泉、建置站房便是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因而，光绪十九巡抚陶模得知此情后，饬令迪化县在小草湖至托克逊戈壁适中之地开挖避风洞，及创建屋宇，制造木桶储水，以济行旅。②王廷襄：《叶柝纪程》，吴丰培主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6年，第851页。关于此事，晚清吐鲁番档案中亦有反映，据卸署迪化县刘令兆松、署吐鲁番营守备周陛朝禀称“卑职兆松于本月初三日行至小草湖迤南四十里之大坎地方，就便勘验前次奉饬兴修该处道旁避风客店，内院宽敞能停大车数十两，屋宇墙垣檩木门片窗户亦皆坚实，足资经久，其店内已经标下陛朝招雇民夫备买驼驴二头，于前次所掘井处驼运泉水挹注待吸，今岁秋间大风数起，行旅赖安。”③《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83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11-213页。可见，以上措施成效颇著，只是“上项驼水储水木桶以及驼驴价银虽卑职兆松预为捐廉办就应用，而现在守店口食无从取给”，因此请求筹备经费，并禁止往来人等毁坏房屋，以期久远，最后均被允准。④《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83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11-213页。以上风灾区正是今天托克逊县内的所谓三十里风区，并建有风力发电站，已将风灾变成风能。但在清代，这一带风区对行旅的影响却只有害处，而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