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婕

《大鱼海棠》开篇引用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记述，庄子《逍遥游》中“鲲”的意象被借用影片中，并成为这条大鱼的名字，先秦神话传说《山海经》和志神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诸多意象也被融入到這部作品中，影片中浓郁的中国风随处可见，人物的服饰、仪态、姓名、他们居住的围屋、使用的器皿、文字……无一不充满了中国元素。然而，从故事的内核来看，这部作品却并非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中常有的故事类型，贯彻其始终的，是一种强烈的“救赎意识”，这在宗教氛围并不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少见，更多的是源自于异域文化的影响。

一、 救赎意识与罪感文化

“救赎”这个词汇来源于以色列的一条律文，基本词义是指将原先属于自己的但后来因各种原因卖与他人的东西重新买回或赎回。①后逐渐成为宗教领域使用的词汇，“救赎最重要的前提，即救赎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前提，在于人的不确定性”②，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是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称自由意志是一种“中等”（intermediate）的善，因为这种自由意志既能够决定做善事，又能决定做恶事[1]，正是这种不确定的自由意志，使亚当和夏娃可以受到蛇的诱惑而偷食禁果，继而产生欲望，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也因此而具有“原罪”，需要被救赎。“救赎”与“原罪”是基督教的两大核心议题，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呈现出“罪感文化”的特征，而这恰恰是以儒家居于主流更为世俗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