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

关东地区北接苏俄，东邻朝鲜，早在一八九0年，日本就从确保军事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学角度，将我国关东地区定位为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一九0四年，日本赌上国运，发动日俄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得其在关东的权益；为了维持并扩大此权益，日本又成立了伪满洲国，“到满洲去！”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遽然消失，但是“满洲国”却成为日本人的“乡愁”，不断地被书写，被研究。相较而言，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至抗战胜利，同样是多语言、多文化、多意识形态交错的空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迟一步涌来的日本人不仅在这里找到了现代国家模型，也发现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租界压迫模式，诸种经验挪用到了后来日本统治的上海。据说，战争结束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日本人听到“上海”这个词，内心都会涌起痛楚、哀愁和懷念。大概正是这种情怀，成就了日本辉煌的“上海学”。仔细想来，将“满洲国”和上海放在世界或者东亚近代史的一环，从殖民与现代性这两个视角来考察，似乎很容易找到有效定位。

吊诡的是，自明清以来，北京逐渐成为政治、军事、地理、文化和文学等诸种问题的辐辏焦点，又是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同样与“满洲国”和上海构成了“殖民帝国——日本”这个统治体制的主要因素，却并没有因其中心性而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热点，相反，始终处于“沉默的参照系”遭到搁置。既有的战时北京研究，或者是过于道德化和政治化，把“日本”这个侵略者生拉硬扯到自己的逻辑里，而无法复原与今天相关联的有政治意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