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在青岛辞世。就在去世前一年的四月，他还致信北洋直系首领吴佩孚，痛诉中华民国的共和沦为“共争，共杀，共亡”，敦促吴佩孚扶植溥儀复辟。

一个人如果在一九0八年主张君主立宪，他可以被称为中国政坛的主流；在一九一二年乃至一九一七年主张君主立宪，尽管不算台面上的主流，但也不算很奇怪。但到一九二六年，君宪已经是一种极其边缘的政治主张，但凡想在主流政坛里混个出身的，都唯恐避之不及。吴佩孚这样的北洋实力派对康有为只是敷衍，而对于南方的国共两党来说，君宪已经是一种他们根本无须特别回应的政治主张。

在二十世纪，晚年康有为的大众形象基本上是一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落后分子”。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上升带来了一种将晚年康有为塑造成“先知”的论述：康有为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因而中国“误入歧途”，贻害至今。上述两种形象高度对立，反映出论者相互抵牾的价值取向，但其共同的弱点是未将康有为置于时代的情境（context）之下，加以全面的考察与理解。具体而言，以往多数“康学”论著将重点放在对国内政治变迁的情境描述，但在国际政治层面，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触及，但未成系统，往往从康有为对世界大势的总体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政治主张，缺乏一个中介的环节。

康有为之所以被其追随者称为“南海圣人”，原因之一就是他如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熟谙天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