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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的文化环境构建

2017-12-14杨成刚

关键词:创新驱动发展驱动环境

王 姝,杨成刚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论“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的文化环境构建

王 姝,杨成刚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在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构建创新文化环境成为践行“创新驱动”式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与必然选择,而我国现有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着套利思维盛行、科学崇尚匮乏、基础学科建设薄弱等问题,严重腐蚀着企业家精神,必须着力建设能够持久保障自由、所有权、法制的制度环境,在教育改革中关注培养科学认知、抽象思维与科学信仰,增加科研投入,构筑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创新氛围,从法制、教育、产业配置等多角度构建创新文化环境。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文化;构建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减弱、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发达国家也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战略,重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与此同时,国内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已经走到尽头,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国内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全球经济下行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也使得我们的外需迅速收缩,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双重压力下,亟待依靠技术创新谋求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低迷的微观经济现状,国家推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图转变增长模式,重振实体经济,在文化宣传中也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鼓励专注不懈、追求更高水平和更深技艺的从业精神,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并着力将“双创”工程向纵深推进,并将其作用于塑造主流价值观。并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的先行力量,力图将创新文化构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来实施。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文化环境构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

(一)理论层面:创新文化环境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其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会助力塑造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社会文化也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不会独立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会决定性地影响社会文化及价值观体系的形成,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当创新经济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之时,经济发展也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会逐渐由传统的“套利”经济思维向“创新”经济思维转变,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就自然形成。

其二,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又会成为创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某种引导、推动作用,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导向性地构建“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丰富社会内涵,推动社会认知与价值观体系,正视创新发展的战略意义与必然趋势,进而形成精神动力引领实践行动,拉动创新经济的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实践层面:构建创新文化环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其一,创新文化环境构建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从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角度分析,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影响作用,“创新驱动”发展在战略布局中,是对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性规划,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步建设和实现,在起步阶段无法对文化形成决定性的影响,非常需要一个文化制度环境的先行引领,创新文化环境构建,能够在认知上形成全社会对创新创业行为的共识,有助于创新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其二,创新文化环境构建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我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现有“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失效,急需寻找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来替代,创新理论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经济规律与国际环境也都验证唯有“创新经济”,才能带动中国经济走出“L”型发展的“新常态”,升级进入新层级的发展轨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性,也同时决定了创新文化环境构建的必然。

二、创新文化环境构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套利、投机思维盛行腐蚀着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经济从物质极度匮乏中发展起来,短缺时代的巨大套利空间造就了大批的投机商人与套利思维模式,随着后发优势的潜力逐步耗尽,靠套利活动驱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实现未来的增长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新,而创新精神与投机的套利思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以获利为目标,还具有更强的“个人实现”动机,有创造的喜悦与奋斗的坚定意志,有专注做大做强自己领域的抱负与勇气。但多年来形成的经营思维模式不仅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且容易腐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孕育创新型企业家的土壤也是要通过制度改革、文化建设来逐步积累。

(二)对科学的崇尚精神匮乏

从学前阶段开始,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少对学生好奇心的培养和对科学的益智性开发,课内外教育的质量几乎都以成绩与证书界定。忽视启发式教育,缺少对于人心智的塑造与天性的开发,科学探索问题对于孩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收入分配体系中也存在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失衡问题,导致套利者和明星收入奇高,科技工作者创造的正外部性成果却得不到足够的补贴,扭曲了激励的方向。政府层面也并未在分配制度上完全调整均衡市场,没有加大科学研发各环节的倾斜力度,这些因素对科技创新杀伤力巨大。整个社会对于科学的崇尚精神匮乏,青年的追求受到错误的导向,优质的人力资源很难流向科技研发领域。我国人口众多,高校、科研院所林立,但在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仅有一人。

(三)基础理论学科建设薄弱,金融、商务等专业过热

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配合于社会的热门行业,设置了过多的金融、商务、管理类专业,招生人数众多,名称设置炫目,入学分数炒得很高,许多基础理论学科沦为“艰苦”专业,被高分学生冷落。而科技创新在基础研究阶段的投入与积累,正是决定其未来能走多远的关键,一项2011年OECD国家研发投入在研发各阶段的比例分配情况与中国的对比调查数据显示:除了日本以外的OECD国家在基础研究阶段的投入,都占到了研发总支出的16%以上,日本的比例也达到了11.9%,而中国在这阶段的投入比例为4.6%,相差悬殊。如图1所示:

图1:部分OECD国家研发经费支出研发阶段分配比较

这种失衡的比例配置和基础研究薄弱的状况,将导致中国技术创新根基不稳,创新发展后劲不足。基础研究应该是技术创新的源动力,虽然不会直接带来创新的产出,但会对创新产生很大的杠杆作用。我国在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方面对基础研究的忽视,将会给未来国家的科技创新进步埋下隐患,如不及时在国家层面调整此种现状,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很难追赶发达国家,将长期处于落后位置。作为公立学校,也应摒弃短视行为,以战略高度梳理办学思路,优化使用教育资源,科学规划专业设置,为国家科技创新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三、创新文化环境构建的途径与策略

创新文化环境构建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性影响,使得构建创新文化环境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工作,文化环境构建涉及法制、教育及产业配套布局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要通过加强相关立法保护、改革教育体制与教学方法、进一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等途径来实现。

(一)需要建设能持久保障自由、所有权、法制的制度环境

这个制度环境涵盖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知识产权及个人财产安全等权利的稳定保障。创新需要投资者和企业家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的制度,十年、二十年之后,创新成功了,他仍然能够得到创新带来的回报。例如,我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在运行十几年,投入超过几十亿后仍然没有从消费者支付的费用中获得盈利,而是各种投资者因为预期未来创新会成功,能够获得巨大收益,一直在为创新的亏损买单。如果一个制度不能给投资人这个稳定的预期,就不可能鼓励企业家创新,我国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外流现象的出现,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制度的担忧,必须坚定投资人在国内投资的信心,使其能够把资源、时间、精力用在创新上。同时,需要为一线科技人员提供安定、自由的环境和稳定的物质支持,保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政府需要对私人产权、知识产权及其他相关人身权利做出可信承诺,这个承诺应来自于法律体系,所以,应该尽快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

(二)需将教育改革聚焦于培养科学认知、抽象思维与科学信仰

科学探索、技术突破、商业创新,仅靠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奇心和想象力,需要一种开放的、多样的心智模式。人的认知、思维模式、精神品质的塑造是艰巨而漫长的。从套利思维到创新思维的转变,障碍主要来自文化和心理。

首先,我们的教育体制应增加对好奇心、想象力、与众不同和知难而上精神的培养。创新的一个动力就是好奇,这是人之天性,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孩子把科学技术应用于造福人类的认知,这也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视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经常会问孩子的一句话是“今天在学校问了好问题吗?”

创造性心态是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总想与众不同的渴望,我们多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究中庸之道,反对标新立异,加上固化的应试模式,标准化的试题答案,扼杀了孩子追求不同的天性,既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应该学会容忍标新立异,鼓励不同的奇思妙想,并注意去保护和培养这种天性。

敢于挑战,知难而上也是创新必备的一种精神,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难的事情通常去做的人会少一些,竞争反倒没那么激烈,加以勇气与毅力更容易把事情做成,家庭和学校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这一精神。

其次,应加强对抽象思维能力、创造力心智模式的引导与熏陶。创新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在做没有看到过的东西。相当于进入到一个非经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想象新产品、新技术的样子,是需要一点抽象思维能力的,就像乔布斯创造“苹果”,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求,有过人的感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抽象思维长期被忽视,这不仅阻碍了我们对于经济现象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分析,也使得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简洁思维”“不同思维”“反直觉思维”“逆向思维”,都是具有创造力的思维模式、心智模式。它们不完全相同,不仅仅是思维技能或技巧,而是一种心态、一种习惯。心智模式虽然在学校很难讲授,但是学生自己可以在感悟中塑造。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类似,改变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需要我们的教育尽力创造条件,培育出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和氛围,让学生的天性自由萌发,自己“悟”出这些思维习惯。

另外,要营造崇敬科学的教育氛围。德鲁克说:企业家精神不仅是经济和技术的,也是文化的和心理的。创新的出现要有一个全社会的氛围,要有一批乐于去发现科学本身乐趣和意义的人,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对崇尚科学的引导很少,年轻人中崇拜明星的要比崇拜科学家的多。这点我们与美国、以色列这些创新强国存在巨大差距,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齐全。那里一流大学众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追求科学的氛围覆盖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虽说精神的塑造短期无法完成,但却要及时的开始。

(三)需要增加科研投入,构筑产、学、研高度集聚、互相激发的创新氛围

我国有3000多所大学,但科研的投入远远不足。我国一所优秀大学的科研经费抵不过美国大学一个系的费用。虽然这是一个国力和国力配置的问题,但在国家财政的分配中,我们真的应该把钱从很多固定资产投资中拿回来,把大学科研变得厚实。这是一条可以让中国强大起来的必由之路。

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发挥集聚效应,把大学科研与产业市场打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硅谷和波士顿,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围绕大学的都是密密麻麻几万家初创企业,他们允许把大学所有的发明专利授权给私人、包括教授和他的团队来利用,付一个专利费就可以去创业。于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科学与产业就打通融合在一起。

创新不会普遍发生,除了资金、人才,还需要一种集聚的氛围,我国的大学研发与产业市场的连接方式还隔阂重重,需要把科研人员、大学、研究所、政府、国防需求、地方发展、初创企业、风险资本等所有资源尽可能凑到一起,形成一种利于创新的氛围。这种集聚的氛围是创新植根生长的土壤。深圳成为创新资源汇集的热土是有其必然性的,通过产学研资用协同创新,深圳市作为双创主体的企业队伍不断扩容,企业密集度居全国首位,拥有3万多家科技型企业,约占广东省科技型企业六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也占到广东省的半壁江山。深圳市的南山区不大,但创新企业、人才和各种服务集聚的密度足够,创新因子集聚,头脑碰撞,想法激荡,大家抱团鼓励探索,不满现状,宽容失败,互相打磨,互相成就。

我国如果能在未来,打造出几个以大学、科研机构、地区产业相融通的“深圳”,辐射周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才会慢慢实现。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通过大力鼓励创新、创业行为来塑造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转型,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并努力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一价值观的形成和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在深化改革的路上破除坚冰、坚持不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环境建设的步伐配合上创新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度,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得以实现。

[1] 经济学原理公众号.张维迎.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EB/OL].(2017-05-02)[2017-05-06]jinjixue_yuanli.

[2] 和讯网.许小年.转折点上的中国经济[EB/OL].(2017-05-05)[2017-06-01].http://news.hexun.com/2017-05-05/189078039.html.

[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创新上下行[EB/OL].(2017-01-19)[2017-03-20].http://www.nsd.pku.edu.cn/teachers/professor News/2017/0119/28122.html.

[4] 杨艳.我国科技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学理论,2017(1).

[5] 沈蕴钰,王睿.观念文化对辽宁企业创新文化建设的影响[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5).

[6] 胡苗忠.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创新文化建设研究[J].中国商论,2017(14).

[7] 韩吉平.研究所青年创新文化建设研究[J].创新与科技,2017(5).

王 姝(1979-),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杨成刚(1975-),男,辽宁普兰店人,辽宁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本文系2017年度沈阳市社会科学课题“从专业人才培养视角谈沈阳实体经济振兴”(项目编号:SYSK2017-04-18);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青年课题)“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融资结构及政府资助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7lslktqn-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06-13

F061.3

A

(责任编辑:彭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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