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短篇小说）

2017-12-12陈鹏

北京文学 2017年12期

段凡，四十三岁的“老男人”，是我们这一帮朋友里的球痴，他爱球，尤其痴迷保罗·斯科尔斯。我们在取笑他的同时，也在吹嘘：谁不热爱斯科尔斯，就如同谁不热爱青春岁月。青春一去不复，但热血依旧。

不能不管了。

段凡拎着酒瓶从张勇的复式楼梯上往下跳，炸裂的玻璃碴儿差点把他戳瞎。他昏迷不醒，张勇扑通跪地，一手按住他下颚动脉。后来他在急救车上醒了，头一句就是，今晚曼城打曼联。医生说，看来问题不大。是的，问题不算大，最后确诊轻微脑震荡，歇四周归队。但跑不动，出球慢，转身也慢，基本和从前那个保罗·斯科尔斯一样骁勇的中场后腰说再见了。从前他多他妈能跑，900平方米的球场也容不下他。下场后我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脑袋。估计后脑勺有手指宽的疤。他向兄弟们复述断片前一秒——黑暗，针尖大的黑暗。

张勇咋了他喝酒？

“我告诉他，只要看上我公司任何一个姑娘，我立马牵线。他不说好，不说不好，三拳打不出个屁。只认得喝、喝。喝多了就躥我楼梯上……”

我们收东西撤离海埂三号场。晚霞在低空燃烧，脚底优质的小叶草扑哧响，像浸水的毯子。我们在停车场道别。不能放任不管了。不能不管管我们的保罗·斯科尔斯了。他直着脖颈，朝我挥了挥手。

黑暗。针尖大的黑暗。我想象不出来。

段凡四十三了，没结婚，没女人。我猜这是他从楼梯上往下跳的原委。当然啦，他不会承认。我了解他，比他自己更了解他。当年我将一个家境不错、大学本科的高中同学介绍给他，他见了面，一声不吭。桂子把一个离婚出纳带到他面前，他整晚就说七个字，“请把那瓶酒给我。”小宝前后为他张罗三个，没一个让他开口。狗日的段凡，他手拎啤酒，缩进墙角，管你三七二十一。烦透了。我们烦透了。人过四十，要相亲结婚就太难了，就像七老八十还想满场飞奔。

我打他电话。

“睡了？”

“没有。三点英超。”他说。

“你到底咋想？”

“想哪样？”

“为哪样跳楼？”

“我说了。”

“你没说。”

“哪样也不想。”

“真不找个伴？”

“没意思。”

“就足球有意思？”

“行啦老李。”

“你还真以为你能踢一辈子？”

“行啦行啦。”

“保罗·斯科尔斯有老婆，而且有三个娃。”

他不吭声。我能听见他呼呼喘息。他好像又喝高了。也许满地啤酒瓶。

“你听着，”我一字一句地说，“2003年，斯科尔斯累积黄牌错过欧冠决赛，最后曼联夺冠，斯科尔斯从两层高的看台上跳下来——对，跳下来，死死抱住弗格森。”

他挂了电话。

狗日的。

他要傻到什么时候？

周五，大伙在彭翔楼下小酒馆喝酒，酒馆老板问何时结账，小孙操着标准的东北普通话说，“你怕咱不给钱还是咋的？喝到明早上，咋的？”老板吓坏了，“几位大哥，要哪样，只管说。”

凌晨一点，昆明的金色灯光洋洋洒洒，彭翔表妹及其闺蜜出场了。表妹的闺蜜一头长发，打着小卷卷，穿低胸夹克，紧身牛仔裤，身材火辣。大伙明白了，彭翔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段凡。但是对于其貌不扬、除了足球什么也不爱的段凡来说，这姑娘绰绰有余，用鲜花和牛粪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小孙刘磊桂子们立即大献殷勤。段凡亮出标志性动作：缩进墙角，垂着脑袋，一杯接一杯喝酒。

姑娘说，“我叫束薪。束河的束，柴薪的薪。”

桂子说，“我这辈子头一回碰上姓束的。他姓段，段凡。平凡的凡。”

“我三十五。”她说。

“他四十三。”桂子笑了。

兄弟们使劲讲些废话。之后，彭翔问她，“你喜欢足球？”

“喜欢。最爱英超。”

段凡看了看她。

“哪支队？”彭翔说。

“曼联。我是二十年曼联铁粉。最爱保罗·斯科尔斯。太伟大了。平凡的伟大。弗格森退位，斯科尔斯挂靴，曼联找不着北太正常了。穆里尼奥有戏，曼联会越来越好。小将拉什福德不可限量。”

“不喜欢小贝？”

“我说的是最。最爱斯科尔斯。”

段凡扛不住了，从墙角磨磨蹭蹭过来，小声说，“保罗·斯科尔斯哪年的？”

“1974年生于索尔福德，92班主力，为曼联出战718场。”

段凡血往上涌，像被某种东西钳住了。一个漂亮女人，一个懂球的漂亮女人。二十年来的偶像非斯科尔斯莫属。他一直模仿斯科尔斯——不惜体力地奔跑，传球简洁、再简洁。平凡的伟大，说得多好。斯科尔斯效力曼联三十年，谁都可以盖过他，谁也取代不了他。当他不上场的时候，曼联就不那么稳当了。段凡在我们球队的地位差不多与斯科尔斯相当，他总爱引用齐达内的话，“斯科尔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球员，没有之一。”

彭翔让他和束薪坐一起。两人一直聊英超，很多八卦我们闻所未闻。后来彭翔让他送她回家，他也很想送她回家，虽然嘴上不说。他们在街边打车，段凡坐副座，束薪坐后座。车子沿长春路飞驰，他好几次想悄悄回头，但每次都被刺眼的路灯吓退了。

“你从小踢球？”她说。

“……初中。”

“没进校队？”

“没有。”

她忽然笑了。

“对不起。我不是——”她说。

他没吭声。

“你周末有空？”她说。

“周六，踢球。”

“我想去怒江。一起？”

“……开车？”

“对，自驾。轮流开？”

“……”

“明天之内，一定给我答复。”

凌晨三点，他打开电视，切尔西对阿森纳，蓝军3比2险胜。他不如从前激动，也不再觉得非看不可。自从保罗·斯科尔斯退役，英超就没那么牛逼了。就像马拉多纳之后的阿根廷，罗纳尔多之后的巴西。他想起斯科尔斯对阵利物浦的35米远射，想起他满头金发和腼腆笑容，想起他飞奔时有些宽大的曼联球衫。接传球太干净了，像风掠过冰面。他起来，打开一瓶啤酒，喝到一半，比赛结束。他关掉电视，躺下。第二天没去单位——他那个工作去不去无所谓。下午，他给束薪发了一条短信：怒江。

这差不多就是段凡和束薪初识的过程。现在，我把它写成小说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写出来的未必是真的，何况未经两位同意。是啊，我没征求他们意见（需要征求吗？）算了，何必担心一个摔坏脑子的傻瓜——上上礼拜，大雨天，他居然跑到海埂3号场，打电话问我咋没一个人？我说，小蒋没通知你下雨改期？他没说话，背景是噼里啪啦的雨声，间或有电闪雷鸣。

“就我一个人，老李。就我一个。”

“行啦。等着，我过来。”

我赶到海埂，雨小了些。我停好车，撑伞往里走，远远望见段凡打一把黑伞立在3号场边，粗大的桉树站在他身后，像暗黄的巨人。雨点敲打草皮，发出清脆的吱吱声。

“抽烟？”我问他。

他摇头。

我取一支，点上。昆明遇雨成冬，真他妈冷。

我抽完一支，又取一支，点上。

放眼望去，1号、2号、3号、4號、5号、6号场不见一个人。连缀的草皮像一片绿海。

雨势不减，风越来越凉。

“走吧？”

他不吭声，一手揣兜里。

“不走？”

等于白问。

雨点噼噼啪啪打在桉树叶上。草地上的雨声弱下去了。

“当年，当年下多大的雨也要整啊。”他说，“1997年、2003年……记得吗，老李？”

我说，我记得，都记得。海埂烂得像秧田，大雨如注，我们上场玩命。球落在过脚面的积水里动弹不得，你必须使劲捅它、踹它，像犁地一样把它弄到干一点的地方才能往前推进。早就不讲技战术了，全在烂泥里摸爬滚打。真过瘾。真是过瘾。雨水汗水海埂臭烘烘的烂泥糊住你的脸，让你喘不上气，让你激动得像要渴死的马。

“今晚英超？”我说。

“南安普敦打桑德兰。”他说。

“回吧？找地方坐坐？”

“还是斯科尔斯牛逼。”他说。

“行啦。”我说。

“跑几圈。”

我没法反对。我为他撑伞，他脱了衣裤，换上行头，转身扎进雨里。噼里啪啦的跑动声相当空旷，像巨石锤击大地。白色水花在他老迈的耐克鞋钉下飞溅。他掠过我，将海埂基地黑乎乎的恶臭甩我一脸。

段凡七天后回来的，那场野球束薪并未光临，让我们的期待落了空。他照样跑不动，迟缓、疲惫，像垂死的狗。桂子说，他肯定在怒江途中把自己一次性掏空了。我们哈哈大笑，意淫各种场面，想象他们从昆明——怒江近千公里的漫长旅途中，租住一个又一个破烂小旅馆，把劣质小铁床折磨得吱吱叫，让隔壁的人拍墙大骂：狗日的，轻点嘛。

段凡扇他们嘴巴，桂子小蒋小孙兔子一样逃窜。彭翔将他拽到场边，问他进展如何，他一声不吭。彭翔急了，有进展，还是没进展啊？段凡说，狗屁进展，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段凡、束薪在怒江开过一间房，但是，他连她手都没碰过。

这还是爷们儿干的？

兄弟们骂他“装逼”“哄鬼”。只有我信他。是的，我信。我们认识太久了，他二十四、我二十二那年就组建了“红番”足球队，打遍昆明无敌手。我太了解他啦。他这辈子除了足球谁也不爱，除了斯科尔斯谁也不爱。多年来英超必看，无论多晚，他一定提前五分钟起来。没女人。一个也没有。一个男人怎么能没有女人呢？他不是gay，当然不是。可到底是什么东西妨碍他找一个女人，哪怕和她睡上一次呢？

去怒江途中，他们第一夜住大理，各要了一间房。次日，束薪说两间房太浪费了，不如就一间？段凡没吱声。别克昂科拉沿大理——保山高速穿山越岭，公路正前方，黛青色高山气势雄浑，河流在峡谷里飞奔；太阳划过山脊，余光闪闪发亮；当宽阔的大河突然出现，他的心怦怦跳。来到怒江——保山岔道口，他换束薪开车，以一百码速度冲上怒江高速。山越来越陡，像巨人刀削斧砍的废墟。束薪听一张《绿洲》专辑，进入泸水才换了张学友的老歌。束薪说，你一个踢球的不热爱摇滚？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一直聊足球，她竟然知道当年皇马来昆明时小贝的房间卖出了什么价钱；还能说出1982年、1986年世界杯决赛首发名单。绝大多数时候，他只能羞愧地担当听众。天擦黑时终于抵达六库——怒江州府所在小镇，找到一家整洁的小旅馆。她就开了一间房。

他后来讲，这是他度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夜晚，没有之一。

进门后，束薪翻出一堆东西直奔卫生间。他打开电视，卫生间的流水声高一阵低一阵。屋里一股霉味。也许一小时，也许更久，她终于托着毛巾包裹的长发出来了，身穿自带的白色睡衣。

“你去吧。”她说。

他三下五除二，尽可能不发出多余响动。出来时穿得整整齐齐。她选了靠墙的床躺下，两腿交叉，小腿裸着，亮得耀眼。他在空床上坐下来。她盯着电视。倦意和兴奋同时压迫着他。

“喝茶吗？”她说。

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她给他泡了自带的普洱，茶味清淡。他侧过身，忽然发现她距离自己如此之近，最多二十厘米吧。

“累吗？”束薪说。

“还好。”

“你这人有意思。话不多，四十老几了还单着。谈过几个？”

他不吭声。

“你不会是弯的吧？”她笑了。

“不是。”他说，“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英语女老师哩。”这话说出来，他自己也吓着了。

“真的假的？”

“真的。还写过一封信。”

“哈哈，看不出来，你还有这胆子。”

“是，我也觉得……”

“回信了吗？”

他拉过被子，垫在脑后，摇摇头。

“哈哈，你有种。”她说，“后来呢？一直单着？”

他想不起来。似乎有过一个，又似乎算不上。是二十年前刚大学毕业分来的同事，地道的昆明姑娘。也就吃吃饭，看看电影。手都没拉过。

“大哥，你四十三了。”

他又没话了。

“我好过三个。”她说，“第二个差点结婚。要不是我发现他玩劈腿——妈的。”她停下来，像在等他说点什么。可他一言不发。她继续说，“除了这点，他人很好。一直很好。”

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怎么觉得地板在抖呢。就像还在车上，还在往前走。”她说。

“嗯。”

“抽烟吗？”

“不抽。”

“介意我抽吗？”

“你随便。”

她下床，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女士烟，很细，很白，像一截细小的骨头。她点上，慢慢吸了两口。烟味发甜，一点也不让人讨厌。

“你什么时候踢球的？”

“初中。”

“对对，你说过，没进校队。”

“杀手李是校队主力。我们当年一所中学。我比他高两届。”

“你那么爱足球，居然没干过专业队。连半专业也没干过。”

“我喜欢的作家海明威说，想一想，不也挺好吗？我想象自己……进曼联，不也挺好的？”

她哈哈大笑。

之后她将抽一半的烟按灭。

“那个差点跟我结婚的，第二个，劈腿那个，是红塔的。你也许认识。”

段凡差点从床上蹦起来。他转身看她，像打量一把钢刀。心里忽然空空的，沮丧而辛酸，还有淡淡的苦涩。

“哪个？”

她说出名字。他当然认识。红塔*尚未解散之前的主力边后卫。

长长的沉默。

“他儿子都打酱油了。”她钻入被窝，关掉电视。他没动弹，还穿着外套长裤。

“你记得红塔的最佳进球吗？”她说。

他没回答。

“就是他进的。主场打青岛，过中场一脚怒射。世界波啊。”

他仍不说话。

她熄了灯。深沉的黑暗让他想起《绿洲》的歌声，还能闻见甜丝丝的女士烟的气味，似乎有月光掩映过来。他不确定。当他以为她已经睡着时，忽然听见她说，“他踢得真不比斯科尔斯差。”

“……位置，位置不一样吧。”

沉默。

“我说真的。”她说。

“斯科尔斯老婆叫克莱尔，青梅竹马。”她说。

“三个娃，老大阿隆、老二艾丽西亚、老三艾登。”她又说。

“是啊。”

“生活简单之极。训练，比赛，回家，带孩子，看电视，睡觉。”

“多好的男人。”他说。

“乏味又完美的男人。”她说。

他睁大眼睛，回想斯科尔斯的远射和飞铲。

“看出来了，你是真爱他。”她说。

“是。”

“一丁点绯闻也没有。”

“从来没有。”

“球场上几乎没有瑕疵。”

“是啊，是啊。”

他感到保罗·斯科尔斯的激流在房间里交汇涌动。他坐起来，靠着床架。他看见她也坐起来，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伟大的斯科尔斯，”她说，“伟大的保罗·斯科尔斯。”

他觉得身体在黑暗中微微发颤。

“嘿。”她说。

“嗯？”他说。

“我过来？”她说。

脑袋嗡嗡响。

“行吗？”她说。

他没说行，没说不行。他看着她起身凑过来。他感到她在床边坐下。他想起他在现场观看过的她的前前男友，想起那粒远射世界波——他可是当年红塔球迷协会的铁杆啊。

“算了吧。”他说。

她一动不动。

“算了。”他说。

束薪缓缓起身，回到床上，躺下。再也没说一句话。他背对着她。伟大的保罗·斯科尔斯消失了。黑暗比黑更黑。他心里涌上莫名的厌恶和悲哀。对自己、对一切、对这趟远行。真黑啊，还能闻见女士烟的香气。他比任何时候都厌恶和悲哀。他想立即入睡，却迟迟睡不着。她要再来，咋办？可他非常清楚，她不会过来了。不可能了。虽然他们之间也就短短几十厘米。后来他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梦，次日天不亮就醒了，下楼给她买了早餐。她起床洗漱收拾。两人又恢复到此前状态。一种刻意的拘谨，勉勉强强的客套。当然啦，他还能感觉到她冷冷的敌意。自找的啊。她肯定恨他，恨得要死。却又不得不更加亲密一些。他也痛恨自己。可谁规定了——上帝规定的？——他应该而且必须那么干？

他们又分开了，各开各的房，各付各的房费。只在怒江待了两天。也许太累了。是很累。除了奔腾的河流就是巍峨的大山，缩在峡谷里的小县城越来越无聊；到处是奇装异服的傈僳族、怒族，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吧。返程途中，两人话越来越少。回到大理，她说她要留下待几天，见几个朋友。他识趣地去往长途车站，买了回昆明的车票。分手之前，她淡淡地说，“保重。”

“保重。”

这差不多就是怒江之行的全部了。他该遭到全队唾弃，不过，考虑到他摔坏了脑子，偶尔出点状况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猜想，他跳下来那一下子是否把老二也摔断了？可怜的段凡，可怜的四十三岁老男人段凡。仍像过去一样，他每场野球必定头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上场前必定绕场慢跑，必定聊到曼联，必定聊到保罗·斯科尔斯。

“你到底咋想？”我说。

“嗯？”他说。

“斯科尔斯大儿子都进职业队了。”我说。

他坐着，一动不动。

“你说话。”我说。

他总算抬头望我：“老李，他从看台上跳下来，抱住弗格森。你猜他们说些什么？”

“我管他妈的说些什么。”

“弗格森问他，保罗，你还能踢几年？他说，你让我踢几年，我就踢几年。”

我一聲不吭。

“老李，你让我踢几年，我就踢几年。”

“妈的。”我说。

海埂的落日余晖像燃烧的大海，点水雀在场边溜达。

“他和他老婆是青梅竹马。”他说。

我烦了，真烦了。这场球他还是跑不动，反应慢，失误多。我怀念过去那个跑不死、打不垮的段凡，那个昆明业余球坛的保罗·斯科尔斯。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下半场他有机会为我送出妙传，但他忽然慢下来，拖着步子，低着脑袋。我冲他大吼，没用，他像残废的斯科尔斯一样不知咋办。对方后卫反抢得手，从他脚下轻松断球，大脚开上去。

“我操你妈！”我大骂。

下了场，他说他被太阳直射脑袋，被热汗糊住眼睛的0.09秒，就像从张勇楼上一头栽下来。黑暗。针尖大的黑暗。

“老李，你要是不让我踢了……”

“闭嘴。”

他慢腾腾脱下老掉牙的耐克鞋，脱下汗湿的球衣球袜。

“该换双新鞋了。”我说。

“还行。”他说。

“我陪你。踢一年是一年。”我说。

他汗湿的脸闪闪发亮，像铜铸的斯科尔斯。是的，我早就发现他长得还真有点像保罗·斯科尔斯。

“英国《太阳报》上说……”他说。

“哪样？”

“《太阳报》上说……”

“有屁快放。”

“斯科尔斯处男之身一直保持到新婚之夜。”

“哄鬼哩。”

段凡背起行头往外走，我赶上他，死死按他的肩。他湿漉漉油腻腻的脖颈弄得我满手是汗。

“你是段凡。记住，你他妈除了段凡哪个也不是。”

他一把将我搡开，走向那辆老迈的奇瑞。

小说写到这里，我也有点蒙了。下面怎么写？段凡的结局无非两种：A，踢下去，直到颤颤巍巍年过半百不得不放弃。B，就此挂靴，找个女人，踏踏实实结婚生子。他会怎么选？换了你，怎么选？

我要是段凡呢？

他约束薪出来是四月的第一个周五，晚八点，翠湖边城堡书吧。束薪早到了十分钟。这是他的说法。如果再顺着他的讲述往下捋，你會发现后面每一个细节都顺风顺水，与后来的意外扯不上半点关系。

好吧，我慢慢讲。

他们都有点局促。尤其段凡。怒江之后，他头一次约她见面。她呢，根本没联系过他，对他充满莫名反感，似乎遭到了羞辱。当他打来电话，她却心软了，答应见一面。段凡后来承认，他挺喜欢她的——你上哪儿找这么一个骨灰级球迷？而且长相、身材没得说。他，一个四十三岁老男人，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都好？”他说。

“都好。你呢？”

“老样子。周六照例海埂，3号场。”

“抽空，我去看你踢球。”

他脸红了，“我们业余队，只是锻炼身体。不过，说实话，我踢得不错。”

她笑了。她笑起来很好看。

“最近看没看英超？”她说。

“看，每场必看。”

“曼联越来越好啦。”

“刚刚2比0拿下切尔西——”

“爱死穆里尼奥了。”

“我更喜欢当年在切尔西拿欧冠的穆里尼奥。”

“哈，他手里就缺一个斯科尔斯。”

“谁比得了伟大的保罗·斯科尔斯。”

足球能一直聊下去。曼联能一直聊下去。斯科尔斯能一直聊下去。

“还记得斯科尔斯怎么退役的？”她说。

他故意眨巴眼睛，卖卖关子，“啊……忘了。”

“2013年5月12日，曼联2比1拿下斯旺西。斯科尔斯最后一战。老特拉福德全体观众起身鼓掌。斯科尔斯什么表情？”

“很平静，非常平静。”

“你不是没看吗？”

“哈哈。”

他回忆斯科尔斯跑动、射门、传球。两臂像天使一样张开。

后来他提议是不是喝点酒。啤酒或红酒。他知道城堡书吧不卖白酒。束薪说，来点红的吧。趁她上卫生间的工夫，他发现书架上竟有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他翻到最后一页，“罗伯特·乔丹匍匐在松针上，听见大地回荡着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他激动起来，不知为什么。后来他们喝掉一瓶红酒。再后来，他们都不说话。窗外很暗，看不清尿黄色的路灯。她提议出去走走。那就走走吧。

他起身结账，太阳穴也许因为酒精的作用砰砰跳，就像那天夜里从楼梯上跳下来。他想起濒死的罗伯特·乔丹。伟大的海明威啊！外面是文林街。周围太吵，索性和她沿小吉坡下行，右转来到翠湖。小吉坡幽暗陡峭，束薪似乎挽了他的胳膊，又似乎没有。此时，路灯将长长的雪杉影子投下来，翠湖昏暗不明，空气中有浓重水味。没人说话。他们步调差不多一致。她的高跟鞋在水泥石板上敲打。远处出现大片霓虹，像长长的透明的羽毛。他们停下来。她说，

“我们——”

他望着她，心脏怦怦跳。

故事进行到这里，基本尘埃落定了。我就这么想的，小说就此落笔不也挺好？不。这不是结局。我说过后来的事情出人意料——现实和虚构总是天壤之别呀。那天我接到张勇电话是凌晨三点，他说他和段凡在翠湖派出所。是段凡给他打的电话。他觉得我必须来。我开车赶过去。出事地点在小吉坡，也就是城堡书吧与翠湖之间一条狭窄的小巷，光线昏暗，坡度很陡。他说他约了束薪，她来了，而且早到十分钟；他们聊得很好，非常好；然后他们从小吉坡一路溜达到翠湖南门……“行啦，”张勇打断他，“你编，继续编！”真相是，当晚他主动约了她，可她没来。他从八点等到十二点。他一直望着门外，文林街喧闹不已，刺眼的霓虹射在玻璃窗上。她没来。就是没来。他没给她电话。她呢，连个短信也没有。他从书架上抽出《丧钟为谁而鸣》，读了十来页，又要了两瓶红酒，咕咚咕咚喝个干净。之后结账，出去，斜插小吉坡，在坡道中段抓住一个年轻姑娘，不容分说又摸又抱。姑娘挣脱后报警。他没走几步就出溜到墙角了。红酒后劲太大，否则，以他踢球的脚力必定轻松逃脱。他就是这么交代的——醉了，不太记得干了哪样，为哪样这么干。

姑娘瘦而高挑，长头发，相貌毫不起眼。男朋友赶来要揍段凡，被警察喝止了。段凡酒劲全消，给张勇打了电话。还能咋办？我们忙不迭赔礼道歉，向姑娘解释段凡摔坏了脑子，人是傻的，做事没谱，更别说还喝了那么多酒。后来张勇悄悄往姑娘坤包里塞了几千现金，她总算消停了。派出所训斥我们一通，放人。

我们坐张勇的车送他回家，路上没人说话。到他小区门口，我们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打击段凡，“这女的这么丑，你他妈瞎呀？”

他垂着脑袋，嘿嘿傻笑。

我又坐张勇的车回翠湖派出所取我的车。我们没说一句话。

我取了车，与张勇道别。凌晨五点，天空像井一样黑，再过半小时就该天亮了。我在车里点一支烟，狠狠吸。不想马上就走。不想。我呆坐着，文林街头涌来一批浑身荷尔蒙的小子，脸色发青，嗓门很大；城堡书吧的橘色门楣和咖啡色招牌相當扎眼，让你想起曼联，想起小贝，想起斯科尔斯。对过二十米就是小吉坡，入口深邃幽暗，简直深不见底。我垂下脑袋。突然发现很想他，想念这个刚刚分开的兄弟。我拨过去，他说，刚洗了澡，睡下了。

“今晚有英超？”我说。

“明晚，斯托克城打热刺。”他说。

“几点？”

“三点。”

“要看？”

“看。”

“明天海埂，莫忘了。”

“忘不了。”

周六，我坚持送他一双崭新的“刺客”，段凡死活不要。事情闹僵了，好在无人唠唠叨叨，就连段凡照样跑不动、跑不快也没人说了。我忽然发现一个事实——他妈的，我们这票年过四十的老家伙，都跑不动了。

“你不要，老子翻脸。”我说。

“再逼我，老子翻脸。”段凡说。

最终听张勇的——段凡花八百买下“刺客”，我用这笔钱请大伙吃饭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