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杰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我国音乐期刊在各历史时期的传播特征

■韦 杰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我国的音乐期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此间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萌芽起步期、新文化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等几个历史发展时期，且在每个时期都在传播范围与受众面、发行方式、经营状况等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样貌。文章对此结合实例进行了回顾与梳理，以期助力于在媒介发展进程加快的当下更好地认识音乐期刊的社会意义和发展前景。

音乐 期刊 传播 受众 发行 经营 媒介

从1906年李叔同创办《音乐小杂志》算起，我国音乐期刊的发展至今已逾110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激荡碰撞中，我国的音乐期刊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到20世纪20和30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整体上的传播范围、对象及经营状况都显示出了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倾向。此间，我国的音乐期刊也经历了类型的生成与传播对象的分化。在当下音乐媒介技术发展的新时代，对我国音乐期刊在一百多年来的传播概况做回顾梳理，或将让我们对音乐期刊在当下的社会意义和发展前景拥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深深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中国的音乐文化思想也受到了涤荡，于是进入20世纪后，我国的音乐期刊开始萌芽和起步。20世纪20年代之前，有记载的国内的音乐刊物主要有这几本：1906年出版的李叔同编《音乐小杂志》（日本东京三光堂印刷所印行，上海公益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08年出版的张无为编《灿花集》（上海灿花书社发行）和1913年出版的李叔同编的《白阳》（浙江师范校友会发行）。然而，这几本刊物更多体现出的是编者的个人力量，①如，32开本、共二十多页的《音乐小杂志》，有表纸（封面）、图画、插图、社说、乐史、乐曲、乐歌、杂纂、词府等多个栏目，杂志中所有文稿撰写、稿件缮写、插图、封面制作等工作几乎全部都由李叔同一人承担。而且目前只存见创刊号，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也很有限。②再以李叔同《音乐小杂志》为例。这本杂志虽然是在日本创刊，但创办者为中国人，且寄回国内发行，是国内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音乐杂志。这本《音乐小杂志》一度在国内“消失”，人们看不到原本，而只是在别的出版物上看到关于这本杂志的部分信息（如《醒狮》杂志第4期，即1906年4月号上有含有文章目录的《音乐小杂志》出版广告），无法对它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直到1984年，辗转通过日本的实藤惠秀、清水茂等学者的帮助，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觅得原本，并将此珍贵资料的复印件寄回国内的丰一吟、刘雪阳、孙继南等学者处，这本中国“最早的音乐杂志”才“重归故土”，我们才得以窥其完整的面貌。此外，有学者观察到，“从‘《音乐小杂志》序’再次在《白阳》内刊登，似乎也能揣测到其发行之小、影响力之弱”（见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7页）。

一、新文化运动前后至抗战爆发前的音乐期刊传播特征

随着新文化运动大潮的不断推进和各种新文化事业的展开，各种新型音乐社团纷纷建立，学校、专业、社会音乐教育不断发展，城市音乐生活日益繁荣——这些都是中国音乐界对这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突出回应和反映。这个时期主办音乐期刊的，正是这些新式音乐社团、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由知识分子带动的群众团体或政府机构。刊物反映着主办者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宗旨，反映而又支持着当时的“西乐引进”、“国乐改造”、“美育”、“改造国民品质”等社会音乐文化主潮和音乐生活。

20世纪20、30年代，在由音乐社团主办的刊物里，比较重要的、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主办的《音乐杂志》（1920年创刊）、国乐改进社主办的《音乐杂志》（1928年创刊）、北平爱美乐社的《新乐潮》（1927年创刊）、上海新兴音乐社编的《音乐世界》（1938年创刊）以及几本以口琴为主题的期刊等。这些刊物的办刊宗旨，往往呼应着其所属音乐社团的宗旨，呼应着这个时期社会的音乐文化主潮。①如，在办刊者眼中，音乐杂志是音乐界“发表言论的机关”，致力于“冶中西于一炉，更发挥而广大之”，“国乐的改进与西乐的介绍是并重的”（见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的《发刊词》）。这种“借助西乐，研究国乐”的态度，折射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兼收并蓄”的姿态，透露出他们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使命感和严肃的研究精神。

还有相当一部分音乐期刊是由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音乐师范与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院校及其师生创办的。随着新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界对专业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学术建设需求也越来越突出。这些刊物大多数也都表现出了对音乐学术研究的探索和坚持，这在当时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是非常难得的。当时发展起来的上海国立音专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1929年创刊）、《乐艺》（由国立音专教师发起的乐艺社主办，青主主编，1930年创刊）和《音乐杂志》（音专师生共同参与的音乐艺文社编，易韦斋、肖友梅、黄自等主编，1934年创刊）更是音乐学术探索的突出代表。

当时的国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较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有的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地介入创办了音乐期刊，开辟了一个对民众进行音乐教育的窗口，其中以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的《音乐教育》为主要代表。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由新式音乐社团、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人所创编的音乐刊物，以满足当时人们丰富的城市音乐生活的需要——如对电影音乐的需求，对基督教团体歌咏活动的需求，对国乐演奏、整理的需求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创办了《今虞琴刊》的民间古琴音乐社团“今虞琴社”，并没有强调对西方音乐的吸收和对国乐的改造，而是专注于对“国乐”本身的研究和整理，比起当时其他的新式音乐社团更为传统。

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20世纪20、30年代这段时间，是中国音乐期刊的第一个发展期。比起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无论在传播范围、社会影响面、经营方式还是内容构成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因为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局势和经济状况而在办刊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一）音乐期刊的地域分布、传播范围与受众面

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在数量上增长到了几十家，②在李文如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中，对该时期的音乐期刊收录有24种。办刊地点主要集中在文化氛围、专业教育较为发达的上海、北京两地，广东省、江西省等地也有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刊物。根据不同的主办者所办刊物性质的不同，读者受众的类型也分为专业音乐学习者、学校音乐教师、城市音乐爱好者、其他知识分子等。读者接触刊物的途径除了个人的订阅以外，还有图书馆、学校、机关等集体性质的平台。③如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1卷第10号《本社启事》中提到：“本社为增广音乐杂志读者与求音乐知识之普及起见，凡各地学校及图书馆出具正式公函，加盖校印或馆印，并附上邮票二分，即奉赠一册。”

从总体上看，音乐期刊的受众分布在了全国各地多个省份，读者来自各行各业，当然，其中也会根据某家期刊的专业程度、地域性而表现出一定的专业性或地域集中性。其中，以音乐普及为主要宗旨的音乐期刊的受众面尤为广泛，如从《中华口琴界》主办者中华口琴会的会员构成情况中就可见一斑——中华口琴会的会员分布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华口琴会主办的《中华口琴界》所能达到的受众面。

本刊虽系纪念立会，而所负之使命及所含之意义，实非浅尠。盖本会致力于提倡口琴音乐，将使民众对高尚艺术有普遍之认识，藉以陶冶合群性情，发扬民族精神；故迩来于刊行《中华口琴界》外，更筹划全国分会网——已成立者：远如南京，徐州，杭州，南昌，近如广东，香港，九龙，河南……本埠则尤无论矣。现综计最近半年来新入会之男女同志，都凡一千二百七十有二人，合计新旧会员共达五千五百人之多；甚矣哉！口琴音乐动人之深业。惟其如此，故本会更须加倍努力，冀发扬光大之成功，有待于异日！①见赵惜尘《发刊词》，载《中华口琴界》四周纪念特刊（第7、8、9期合刊，1935年1月），第1页。

此外，刊物编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在当时的音乐期刊中已经形成并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这类“纽带”除了体现为“会员即读者”——编者和读者都属于某个社团的成员这种形态以外，还体现在当时很多期刊都开辟了“读者园地”、“读者俱乐部”一类的栏目，给了读者一个“发声”的平台和空间，让编者可以搜集到读者的各类反馈和建议，增强和巩固了刊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图1 《中华口琴界》四周纪念特刊上刊登的《会员分类统计一览表》（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说到刊物和读者的关系，不得不提到当时的音乐期刊所具有的明显的“同人刊物”②关于“同人刊物”的生长背景与具体特征，可见于有关学者的介绍和表述：“受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环境的影响所致，当时的文化刊物不可能隶属于一个统一的政府文化部门，而为了求得存在，绝大部分的文化刊物都隶属于某一文化社团或者协会，而这些社团或协会都是由一些艺术趣味相投和有直接联系的艺术家所组成，这样就形成了以同一‘文化者群体’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域来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某一文化刊物的现象。从刊物的组织上来看，从刊物的组织者到刊物的组稿、编辑和发行都是由刊物所属社团或协会中的主要成员来承担，而刊物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与文章也基本上是由这些成员来创作和撰写。”——胡天虹《评上海国立音专之刊物——〈乐艺〉与〈音乐杂志〉》，载《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第48页。的特征——不单只是对音乐期刊而言，“同人刊物”实际上在当时国内文化刊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们受政治的直接干涉少，有比较浓厚的民主、自发性质，办刊的各环节倚赖于某个社团，形成了关系紧密互信的“编—作—读者”群体。廖辅叔曾经回忆：“《乐艺》是纯粹的同仁刊物，来稿一律不付稿费。谁送来一篇文章或一首曲子，就送他刊登他的作品的那一份杂志。”③廖崇向、黄旭东编《廖辅叔的乐艺人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这样的情形大致反映出了许多当时由新式音乐社团、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院校创办的音乐刊物的状态。④当时“同人刊物”的体制与同时期外国音乐刊物（主要是指学术刊物）的情形也有着相似性。在比较国立音专《乐艺》、《音乐杂志》与同时期的外国学术刊物时，有学者总结道，“在相同方面，是当时这些外国的音乐刊物基本上都是以会员制的形式来组成的，也就是说从刊物的组织者到文章的撰稿者，甚至包括刊物的投资或赞助商都是刊物和刊物所属文化社团或协会当中的成员，所有的学术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来进行，音乐刊物也只限于刊登这个群体所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这种会员制与……我国的‘同人刊物’在体制上是十分近似的”。——胡天虹《评上海国立音专之刊物——〈乐艺〉与〈音乐杂志〉》，载《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第52页。在“同人刊物”的体制下，无论是刊物（编者）和作者的关系、组稿范围，还是刊物的读者对象，都带有了“圈子”的性质。比起大众通俗类刊物的开放和广泛发行，“同人刊物”似乎就显得传播范围相对有限；而且受经济、出版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它们往往生存期较短，印数较少。但这种由体制带来的传播范围的有限不表示其在当时和日后的社会影响的有限。实际上，“同人刊物”的内容往往会因为思想的闪光，而被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人所认可和再度传播。“同人刊物”的思想性、专业性可以具有很强大的文化引领作用，如《新青年》就是同人刊物。因而，也许可以说，当时的这些“同人”性质的音乐期刊，就如同音乐界中的“《新青年》”，在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音乐期刊的发行方式

这个时期的音乐刊物主要运用了邮寄和代售处销售这两种发行方式。最早创刊和发行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就已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代售处，销售范围主要涉及华北、华东、西南地区，也进行全国及海外发行。⑤另，该刊物的发行量尚未有具体数字表明，但其第1卷第1期至少刊印了3次之多，可见这份杂志在当时的“热度”。——参见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页。

兹再具体以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1卷第10期上的内容为例。刊物订阅的定价表中详细列出了每期、每年、甲种本、乙种本杂志以及国内外邮费等详细的价格信息。从下表中信息可见，邮资由读者负担，并且刊物的发行范围可能已经涉及了国外。

表1 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定价表（根据第1卷第10期原始信息制表，右侧地区名和国名均照录当时表述，其语文的用法显然不甚规范，故不能作为当时或现今的关于领土的立场的解读）

这期《音乐杂志》上列出的代售处信息有“北平王府井大街中华乐社、西长安街真光摄影社、灯市口郭纪云图书馆、琉璃厂北京图书公司、景山东街景山书社、青云阁富文斋、东安市场佩文斋、上海四马路中市北新书局”等。由此可见，当时音乐期刊的经售处是以书店为主的。

（三）音乐期刊的经营状况

音乐期刊要生存并进行正常的运作，资金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获取经济支持的途径主要有期刊订阅和广告收入，期刊主办机构的经费，机构会员、爱好音乐的资本家的捐款，政府拨款（针对由政府文化机关主办的刊物）等。

如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出版的费用主要依靠社团的经费，而此经费主要来自入社费、基金、捐款、演奏会之收入、出版物之收入这几种。①见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载《新乐潮》，1927年第1卷第1号。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中也提到了其资金的来源：“本杂志承音乐会导师王心葵先生月助经费银十圆谨布谢忱。”②见《本志启事》，载《音乐杂志》第1卷第1号。

除了依靠外部资金的支持，期刊自身通过发行、刊登广告也获得一些收入，缓解了一部分经济压力。正如刘天华所说：“经费未必有富翁们肯捐助，即由社友们自行想法。”③见刘天华《我对于本社的计划》，载《新乐潮》第1卷第1号。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在不同的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公开发售并推出价格不同的版本；而且和当时许多其他的刊物一样，《音乐杂志》上刊登有其他杂志的广告（如《法政学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报》、《民铎》杂志等）和分类广告（书籍、乐器坊、书画培训、琴行、琴厂、乐器修理等），其广告收入也为支撑杂志的出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④《音乐季刊》《新乐潮》《中华口琴界》等刊物也都将广告收入作为了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中华口琴界》，“办刊经费基本依靠广告收入，每期杂志的开篇都会刊登大量广告，产品涉及音乐书籍、乐器、唱片、花露水、饭店、服装等多种行业，且位置非常突出”。——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页。

图2 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的广告价目表（见第1卷第10期，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局势不稳定，刊物出版经费和广告经营也总归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这个时期音乐期刊的发展是举步维艰的，绝大部分刊物的寿命都不长，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北京爱美乐社《新乐潮》出刊了有两年左右，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成绩”了。另外，虽然几本以“口琴”命名的音乐期刊存刊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如《中华口琴界》见4年左右的存刊，而《中国口琴界》的存刊则至1948年），⑤参阅李文如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7、64-67页。但其命运也较颠簸，如《中国口琴界》几经停刊或转移出版地。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的《音乐教育》算是当时的一个例外，能够做到5卷57期的出刊，与政府机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⑥《音乐教育》的办刊经费稳定而充足——从《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载《音乐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第81页）中可知，“音教会”开始时每月的经费为1 200元，由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教育厅共同拨款；经费于1934年之后削减至1 000元，完全由教育厅拨款（见“本会要闻”之“播音报告”，载《音乐教育》1934年第2卷第1期，第128页），就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江西省一个区长官公署每月经费的一半），为《音乐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为杂志的出版发行进行保障。——见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第38页。

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虽然当时的办刊者有那么一些经济来源渠道，但办刊还是经常为经济所困，导致出刊的延期等各种不稳定的状态。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第1卷第8号中的《本志特别启事》表露了经济的困境和无奈：“近来纸价奇昂印价甚巨，本志照原价出售赔累实多，不得已自二卷一号起增价，每册二角，半年五册九角五分，全年十册一圆八角，邮费照旧在购者诸君。加资无多而本志少所亏折，受惠非浅，审美嗜乐者谅能鉴此苦衷也。”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1卷第4期的《编后语》曰：“本杂志自第三期出版后，至今已有四个多月，□出这第四期，同人对于读者真是抱歉万分！但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非不肯努力。最大的原因，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初举办这杂志的时候，同人以为每月筹措一二百元的印刷费，未必是一件艰难的事，不了（料）①本文所引当年期刊上诸文，文字用法常见与今日习惯不同者，亦有错讹者。为尊重史料原貌，除明显可准确更改者以括号表示之外，均照录不变。后同不赘。事与愿违，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切计划全成泡影，遂致中途停顿。好！现在幸承本社名誉社员蔡孑民刘半农两先生特别帮忙，在这印刷费上已有了相对的解决，只要国内外的同志多多供给材料，这杂志的生命，便可欣欣向荣，与日俱长！同人敬在此向蔡刘二先生道谢。”

萧友梅后来在《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中更是完整地总结了这个时期音乐期刊的整体生存状况：“民国9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曾编印《音乐杂志》（月刊）一种，仅刊行两年，即停止出版。后来由国乐改进社（刘天华主持）继续出版一年，刘君去世（民国21年）再行停刊。民国19年音专乐艺社成立，编印《乐艺》季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出至第六期，‘一·二八’沪战发生，第七期稿件为炮火毁去，不得以（已）又停刊。民国二十三年音乐艺文社成立，再编辑《音乐杂志》季刊，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仅出了四期便行停止。惟南昌江西省教育厅附设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出版的《音乐教育》（月刊），从22年起至今尚能继续印行。这杂志虽不敢说是最完善，但无论如何算是全国硕果仅存的音乐杂志。讲到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江西教育厅当局的热心赞助。因为现在办理音乐杂志，还不能够赚钱，假如无政府或爱好音乐之资本家帮助，无论如何必不能维持长久，深望政府当局能每年指拨点款赞助我们，使我们再行编印一个校（较）完善［的］音乐杂志，音乐前途当有不少益处。”②转引自陈聆群、洛秦主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70页），全集中该页上还介绍称，《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原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出版）一书。又据台湾省《音乐与音响》杂志社编刊的《萧友梅先生之生平》（1982年4月17日出版）一书所载同名文章（未注原文出处），末著写作日期为‘民国26年6月20日’（即1937年6月20日），其开首部分多出说明写作经过的一段文字”。

受到经济政局等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客观办刊条件尽管遇到困难重重，但办刊者们不畏艰难，带着奉献精神与社会担当，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近现代新音乐思想宣传与推动当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与学术资料与史料。

二、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音乐期刊传播特征

从20世纪20年代到世纪中叶，中国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工农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动荡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救亡”、“解放”成为国内生活的主流和方向。在这段“战争时期”里，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调动起来服务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内音乐生活的主潮与整个社会的主潮是一致的，其中尤其以“抗日救亡”主题最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音乐运动成了这段时期内人民音乐生活非常突出的表现形式，“新音乐”运动和以歌咏为主要形式的群众进步音乐运动热潮一直在持续。

这个时期音乐期刊的出版，也大多在这个浪潮中为“救亡”的呼声服务，体现着“新音乐”运动的社会影响，也成为进步音乐活动的舆论宣传阵地。在这个时期里，创办音乐期刊的主要有进步音乐工作者、军队、国民党政机关及文化教育部门、音乐院校、其他爱国的个人与社会团体等。其中，进步音乐工作者的音乐活动代表了新音乐活动前进的潮流，他们所办的音乐刊物在国统区和根据地/解放区发挥出了更为显著的社会影响。

在席卷全国的救亡运动和音乐运动的推动下，作为新音乐运动的阵地和传播进步歌曲的载体，音乐刊物的传播地域范围、人群范围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在这个时期里都空前地加大。在刊物的经营上，由于社会动荡，经济条件极为困难，刊物的经营还是极为不易的；尽管这个时期里也有一些带有商业性质的刊物采取了多种经营手段，但这在不稳定的局势和经济状况下仍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一）音乐期刊的地域分布、传播范围与受众面

据统计，在这段时期内创办的音乐期刊至少有一百多种，①李文如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该时期的音乐期刊计106种。办刊的地域范围较前一个时期显著扩大，它们遍布在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处，②可以想象，在沦陷区或也有受到日伪政权控制的“粉饰太平”的音乐刊物，但这股逆流在新音乐前进大潮前是没有生命力，不能持久的。从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到边区农村。在民族解放的激励和战争形势的推动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政治觉悟空前高涨，全力投身到革命斗争当中。此间，音乐运动的主要范围从过去的沿海各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扩大、深入到了内陆边远地区的广大城乡群众当中。音乐期刊创办和发行地域范围的迅速扩大和数量的猛增，和这个现实形势是对应的。③参见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总述》，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1期，第33页。

这些刊物大多数都服务于当地群众的音乐运动，也有一部分刊物突破地域的限制，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有着令人瞩目的发行量。如《新音乐》的社会影响不仅波及了全国，还扩大到了新加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其发行量曾经达到25 000至30 000份，④见俞玉滋《从〈新音乐〉月刊看李凌同志的编辑思想》，载《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7-9页。转引自杨明辉《〈中国音乐〉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0页。成为国统区内销售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新音乐》曾刊登《新音乐三万户读者运动》：“二三年来……月刊成为一万五千个音乐干部最亲密的朋友，造成目前全国杂志出版数量之最高纪录，这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这里，我们一方希望与读者朋友们密切合作，一方请求读者朋友广为推荐，使月刊遍布每个角落，每个友人手中……”⑤《新音乐三万户读者运动》，载《新音乐》第4卷第6期，第264页。这段话说明，《新音乐》在发行量达到三万份之前，早就已经创下了当时音乐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其“三万户”的目标也达到了。

根据主办者性质和刊物宗旨的不同，各种刊物的受众面也有所差异。如，在国统区内，由进步音乐工作者创办的音乐期刊面向着音乐工作者、专业音乐家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具有最广泛的受众基础；而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上海口琴会《上海口琴界》等则在一段时期内对市民阶层、城市知识分子、音乐爱好者有一定的影响；“边区”的音乐刊物主要是面向边区的音乐工作者和群众，由于当地出版条件差，其传播范围更加受到局限；部队中的音乐刊物应该也是主要限于官兵群体内部流传。

当时《新音乐》等刊物还特别注意加强与读者的紧密联系。在《新音乐》第5卷第1期《致读者》中，编者提到，要一如既往“侧重歌咏运动之推进，及新音乐教育之建立。一方加强各地新音乐工作朋友之连系，共同推进工作，一方强调了干部教育工作，以提高新音乐运动质之发展”。“新音乐是我们的恩物？‘我是新音乐最亲爱的读者’。千万个读者朋友这样称呼月刊，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希望它更能这样。”而当时的读者也是非常热情的——“收到各地朋友写来要歌曲材料的信不知有多少，他们恳切地说：没有材料就等于没有手，收到一个新歌，就高兴得不得了，同伴唱着，自己的学生唱着，还抄几份寄给其他的朋友，三天两天还演唱给乡民听或教他们唱。有些朋友还把寄去的材料印成册子，当作礼物，寄赠给许多朋友……”⑥星海、吴沨《歌曲创作讲话》，载《新音乐》第1卷第1期，第22页。可见，音乐期刊与读者之间的“心心相印”、相互支持与信任，对新音乐运动的推进和人们音乐生活的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音乐期刊的发行方式

在刊物的发行上，读者预订邮寄发行仍然是当时的音乐期刊较为普遍采取的方式，刊物中一般都印制有定价表。

图3 《每月新歌选》（左）和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右）的定价表（来源：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一般说来，若是读者订阅的期数多，价格会相对优惠。而且，有时候刊物还会以赠品等方式吸引读者的订阅。如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⑦在考察这个时期音乐期刊的发行和经营状况时，所取的例子除了来自当时在社会中影响最广泛的进步音乐期刊《新音乐》等以外，还主要考察了新兴音乐社的《音乐世界》。虽然放在战争时期背景下来看，这本《音乐世界》并不算在主流之列，但由于它较充分地采用了商业性的运作方式，通过考察它可以管窥当时音乐期刊的商业化传播的面貌，而且此刊本身也达到了一定的传播强度和影响力，因此本部分对这本期刊投以了较多的关注。第1卷第1期中的《征求直接定户一万份》写道：“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定阅本刊全年者可得与本刊同价值之赠品！赠一元音乐会券一张与价值二角最新电影名曲乐谱一张。读者注意，莫失良机，逾此期者，决无赠品。”

除了读者订阅以外，设立经售处和在各地设立代售处也是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的常见发行手段。如《每月新歌选》的总经售处为“六艺书店”；《新音乐》创刊号封面上标有“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售”；《新音乐》第4卷第6期写有“总经售：桂林科学书店全国各大书局”；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则写明：“总经售：五洲书报社”，“代售者：各大公司音乐部，琴行，书局，报摊”；等等。

《音乐世界》还列出了更为详细的代售处。在第1卷第4期上，有上海当地代售处和京津地区代售处的信息：

本埠代售处：

大新公司音乐部

永兴琴行——静安寺路

上海琴行——静安寺路

祥兴琴行——霞飞路

霞飞书店——霞飞路

京津读者敬请注意，京津总代售处：

北京东城王府大街四十一号，北京音乐世界定阅处

到了第2卷第6期，代售处信息已有了明显的变动，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还在海外（菲律宾）设立了代售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刊物的发行范围和读者范围此时有所扩大：

本埠代售处：

大新公司音乐部

新新公司音乐部

先施公司音乐部

永兴琴行——静安寺路

上海琴行——静安寺路

祥兴琴行——霞飞路

霞飞书店——霞飞路”

菲律宾读者请注意

代售者：“新华商店”412 Salazar St.Manila

“三元书社”250 Ongpin St.、“博文书局”462 Nueva St.音乐世界菲律宾总代售处及定阅处：

Mr.Gu Hong，217 ONGPIN ST.MANILA，P.I.

此外，京津地区“总代售处及定阅处”为：“北京东城王府大街四十一号”。北京代售处有：灯市口大街的公理会、米市大街的青年会、王府井大街的孟广乐社、王府井大街的中华商行、东华门大街的四海商行、东安市场的佩文斋、东安市场的岐山文具社。天津代售处包括：法租界的世界书局、大众书局、佩文斋，英租界的民生书局和育麟书局等。

（三）音乐期刊的经营状况

由于社会局势的不稳定、经济环境的恶劣，本时期绝大多数音乐期刊要维持、经营下去都需要克服极大的阻碍。从总体来看，它们的生存时间也大都很短，纸张和印刷质量差，更无从讲究版式和装帧设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条件更加艰苦，加之设备等条件的严重缺乏，音乐期刊在这里连以“油印”的方式都难以维持。①参见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总述》，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1期，第33页。

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辑发行、陈洪主编的《音乐月刊》第1卷第1号（1937年11月1日）的《发刊词》描绘了在战争中办刊的曲折：“本校从民国19年4月起曾编印过一种音乐季刊《乐艺》，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自‘一·二八’沪战发生，第七期稿件为炮火所毁，不得以停止出版。23年本校音乐艺文社成立，再编印《音乐杂志》季刊，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但仅出了一年，又停刊了。《乐艺》的失败，因为成本太贵，售价既高，学生不易买得；《音乐杂志》已经改用报纸印刷，售价减至每册四角，不能不算平民化。但是因为季刊之故，常使读者忘记出版日期，所以今次本刊特改为月刊，并由本校自己出版……”

《每月新歌选》在出了一期后，第二期“姗姗来迟”，编者在第二期的“开场白”中透露了在战争中办刊的艰辛和时有的无奈：“……为了第二集的迟迟不能出版，我们满肚皮的快乐，兴奋……就都变成了‘惭愧’了。开始作怪的，是‘病’；编者病了，排字工友又病了，接二连三，有苦说不出。以后，就是‘炸’；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空中刽子手是不肯放松一刹那的，在几次疯狂的轰炸中，科学印刷厂受到很大的损失，刚排好的版都被炸毁了……”在第三期的“开场白”中，编者又表示了经济状况方面的拮据：“在纸张方面，这期也换了。从前，尽量用新闻纸出了三期，把所有卖的钱来支持一天天飞涨的纸价，连作者的稿费都忘记了。最近收到些朋友的信，他们说：‘袜子是早就没有穿的了，衬衫也破得不成样，我们太穷了，所以，最好寄点稿费来。’我们总不能让我们的作曲家专门打着赤膊来写歌我们唱呀，所以，决定改用土纸，省下钱来作稿费。”接连而来的压力不断压缩着刊物的生存空间，但仍可感受到办刊者在艰难和无奈中的努力坚持。

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也在出版了一年多后，同样感受到了因经济上受限而在内容、成本上的困境。编者在第2卷第8、9期合刊（1939年9月）的《编辑室》中言道：“本刊出版至今已有一年，在业余音乐爱好者方面可以说尽了一点点提倡责任，本社办本刊的宗旨是求音乐普及化，不要为少数资产阶级人仕（士）所独享。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每个音乐爱好者都成为音乐家。因此我们工作的方向着重于业余音乐研究者。本刊内容，不但是读者感到贫乏，就是我们也有同样感觉。推其原因是受了‘经济限制’，不能有所改进。像五线谱乐谱早想刊登，奈因制版费太大而中止。增加篇幅，成本要加重，提高售价，读者负担又太重了。受着各方面牵制，形成了现有格式与内容。但是每月还亏本甚巨呢！”“最近受外汇影响，纸张制版飞涨，竟与原有价格相差一倍以上，而售价只提高二分。增加十分之二都不到，可见得本刊为读者服务苦心。同时又因牺牲太大，故只好暂时改为二月刊，如日后市价回落，仍可恢复常态，按月出一册。”在随后的第2卷第10、11、12期合刊（1939年12月）的《编辑室》中，编者更加强调了恶劣的经济景况可能给刊物带来的停刊危机，但还是表示了通过尽可能简化形式和呼吁订阅以坚持下去的决心：“读者看了二卷八九期编辑所言诸事，谅来对本刊苦衷一定很明瞭的，不过本期外形较上期更劣，惟恐引起一部［分］读者误会，特再补述变更缘由。一本学术刊物完全靠读者来维持，在现今中国情况下，尤其在此物价高涨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的，试看过去的或现今的杂志，不论是属于音乐的艺术的科学的，及其他学术的，能永久维持下去的有吗？绝对没有。除非他们受有政府机关或学术团体津贴的。本刊既然没有津贴，当然不免走入停刊之途。这时编者有一个钢铁般坚强决心可安慰读者，就是本刊不论题难到何种程度仍设法维持下去，所以这次封面特别简，读者可知道以前二卷七期所用的十八元一令封面纸现在要涨到一百多元呢，若再照以前的形式出版，这本音乐世界还有与读者见面的希望吗！编者有人曾经劝编者言‘音乐是艺术一种，封面不可能这样简单。恐会影响销路的’，老实说音乐世界读者决（绝）不是为了音乐世界外形美观而购买的，我们认清了这一点，音乐世界生命才有延长希望。最后希望读者踊跃预定，以省读者与本刊损失。”然而，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所见存刊的最后一期了，由于其客观上的生存空间和余地所剩无几，究竟步入了停刊之途。

当然，回过头来，我们仍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时期的音乐刊物筹集经费的方式。“受有政府机关或学术团体津贴”的情况自不必说，接下来主要考察一下需“自主经营”的又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音乐期刊的生存手段——尽管这些刊物到后来可能都命运叵测。

《每月新歌选》第4、5期合刊《只有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建立最坚强的音乐阵线》一文提出了关于《音乐阵线》刊物的出版设想，其中提到经费预算——“按每期印五千份计算，所需经费如下。a.纸张——35.00元b.排工——35.00元c.印工——20.00元”。至于经费来源，则为“所需经费，以下列方法募集：a.征股。每股一元，每人限入一股。凡入股者除免费赠送音乐阵线外，股本不退还。如遇有盈余时，即用作开办其他事业之经费，所开办之事业入股者皆享受特殊优待权。b.零售。每份三分或五分。c.募捐。经费不足时请经济情形较好之同志捐助或举办演奏会募款。”此外，编者还鼓励读者将其周围的朋友也推荐入股。这虽然还属于设想、计划的内容，但这些信息多少反映出了当国统区进步音乐工作者们办刊经营的思路。

作为一家具有“海派”色彩和较浓厚商业气质的音乐期刊，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则开展了活跃的广告活动，采取了多元化的经营手段。

图4 新兴音乐社《音乐世界》广告价目表（左图见第1卷第1期，右图见第1卷第2期，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音乐世界》上登载了多种多样的商业广告和分类广告，广告内容包括乐器、乐器修理、旧乐器转让、器乐培训班、书籍、乐谱、杂志、酒楼、饮料、药品、中医诊所等，其范围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支撑起刊物的广告业务和促进销量，《音乐世界》还公开征集广告和推销人员，如在第1卷第1期（1938年8月1日）上刊登了相关的启事：

《征求》：“广告员或广告社合作”；《佣金特别从丰》：“凡能招揽各大公司，商店，舞场广告者为合格。不限性别，自问能胜任斯职者，每天下午四时至六时到本社接洽（星期日休息）”；《征求推销员》：“不限性别，凡能推销本刊者都可向本社接洽（时间同右①因原文为竖排，此处的“时间同右”即对应于前文的“每天下午四时至六时……（星期日休息）”。）。各大中学学生如愿为本社代售者，也非常欢迎，佣金特丰，手续简便”。

此外，《音乐世界》还开办了旧货服务部，开展代售、代征音乐书籍乐谱、唱机唱片、乐器等业务；开设音乐培训也是他们开展经营的内容之一，如“吉他速成班”、“提琴班”、“乐锯速成班”、“电影歌唱班”等；刊物上还刊登了新兴音乐社自行仿照国外的产品而自制的乐器（如“国人”牌自制吉他、业余牌电吉他等）的广告；此外，新兴音乐社还增设有出租部、修理部、保险部……新兴音乐社可谓是率先进行音乐期刊多元化经营的积极践行者。但是，由于当时周遭不安定的战争形势，再灵活多样的经营思路，也不能够让音乐刊物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以长久地维持自身，并最终无法阻挡其走向停刊的步伐。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音乐期刊传播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战争时期的进步音乐活动，为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过去分散在边区、国统区、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们，都各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爱国、民主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此时都走到了一起，团结起来，凝聚成了新中国的音乐工作者群体，为新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挥洒汗水。几乎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以及各地的音协分会，成了音乐工作者们开展工作的最重要的平台。此外，由于音乐家协会往往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下属单位，又使得中国文联及各地文联实际上也成了开展音乐工作的重要窗口。

这个时期我国音乐文化生活的主潮是非常鲜明的。在政府领导下，通过音协等人民团体，音乐工作者们带领着群众，丰富音乐生活，普及音乐知识，并配合着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任务，开展群众歌咏、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等活动。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也使得音乐创作与理论探讨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在各地纷纷成立起来的音乐家协会，几乎都创办了音乐刊物，并将其作为协会推动和展示工作的载体和渠道。此外，创办音乐期刊的还有文联、文化局以及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站等基层文艺单位，而且，由于这些单位在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且将它们与音协一道称作“文联、音协系统”。以《人民音乐》等为代表的文联、音协系统的音乐刊物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当中创办音乐期刊的主体，服务于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协于1958年创办了一本理论刊物《音乐研究》（现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使得新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开始有了真正完全属于自己的阵地。此后，这本刊物也引领了国内音乐学术研究，至今还保持着在音乐理论学术界的地位。

除了文联、音协系统，在音乐（艺术）院校、广播电台、出版社、部队文艺团体、普通学校里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音乐期刊。它们在办刊宗旨上多少向音协看齐，内容上又结合各自的性质特点，使得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文化更加丰富多彩。③在此后的“文革”期间，我国音乐期刊的出版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正常的出版活动被迫中断，本文亦暂不具体讨论该时期的相关情况。

作为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实际上成了团结全国上下的重要纽带，传播的地域范围和人群范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广度。音乐期刊来到了工矿企业、部队、学校、机关、专业文艺团体以及其他各个劳动岗位上的人们中间，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去了欢乐与鼓舞。

各地音协的工作重点虽在本地区，但在全国音协的带领下，在建设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共同使命下，彼此又有联系。如各地刊物之间相互宣传，在自己版面中登载其他省市音乐刊物的介绍信息。这又使得音乐期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网络，也增强了各家刊物的社会影响力。

关于这个时期音乐期刊的发行、经营状况，我们主要透过观察文联、音协系统音乐刊物的情况进行一定的了解。在此我们以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主办的《园林好：音乐月刊》（原为1951年创办的《西南音乐》，1957年改名）为例，对相关情况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图5 《园林好》创刊号上的编辑出版发行者、代售处、定价、印数等信息（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我们从《园林好》末页所印的信息可见，刊物通过邮电局发行，通过新华书店系统进行销售。每一期的印数在刊物上也被告知，大致可反映出该刊物的发行量。

表2 《园林好》1957年上半年各期印数

还可以看到，《园林好》在1957年的零售价为6分，据编者说，当时有不少读者反映这个价格偏贵，甚至有的读者看到《园林好》比别的同类刊物贵了1分钱，就认为此刊比别的刊物更“赚钱”些，对刊物的成本流露出了较大的兴趣。对此，编者特地在刊物上载文公开告知，刊物售价远低于成本，而刊物的维持是靠国家给音协提供的经费来补贴的：

“园林好”音乐月刊不但每月都须赔本，而且还赔得相当多。这是我们答复读者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会每期都要赔本呢？大家知道，只有售价符合于成本才不会赔本，反之，自然要赔本。我刊过去很长时期及目前时期，直接成本（包括：排版印刷费、纸张费、出版及发行管理费、宣传费、稿费等项）经四川人民出版社核算后，以我刊目前发行数字为标准，每本为九分左右，如果加上直接成本如：编辑部人员工资、编辑部办公费用等，则每本总成本就要一角一分至一角二分左右。可是，我刊每本才卖六分，与直接成本相比，每本不符三分左右，与总成本相比，每本不符五分至六分左右。由于这样，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刊越发行得多，则赔本就越多。所以，我刊实际上是和一些读者所设想的“要赚钱”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刊物每期都要赔钱，那钱又是从哪里来呢？

钱，从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每年度的事业费中来。而这项事业费又是国家从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中抽出来加以辅助的。所以，读者每买一本“园林好”音乐月刊，其中都包括有五分到六分钱是由国家代为负担的。国家长期以来代读者负担了一笔很大的费用，其目的在于普及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①见《〈园林好〉这本刊物是赚钱还是赔本？》，载《园林好（音乐月刊）》1957年4月号，第22页。

编者还提到，这种用国家提供的事业经费来补贴亏本的做法，在过去是必要的，但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规模开展，各项事业逐步走向企业化道路的趋势下，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的读者对刊物的支持便愈加显得重要。

这个时期的音乐期刊，虽然办刊也有当时的各种困难，但毕竟有了一定的经费保障（特别是文联、音协系统的音乐刊物），与战争时期比起来条件已经算好了许多；加上办刊者在新中国建设的火热氛围中，工作热情饱满，这个时期创办起来的刊物普遍都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甚至延续到了当今，只是中间可能曾由于社会局势的变化而停过刊，或者是出于其他外在原因而“改头换面”过（如主办者名称、刊物名称等有所变化）。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期刊传播特征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迈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了全面的复苏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突破了对文艺功能的狭隘理解，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并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内容多样的期刊从各个角度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为人们的生活带去丰富的知识和精神食粮。同样，我国的音乐期刊在改革开放以后也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从20世纪80、9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间里，我国音乐期刊主办者的社会身份类型空前多样，体现出了时代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音乐期刊无论是从品种的数量、出版的样式，还是从装帧印刷的质量上来看，都胜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影响渗透到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适应了人们多种多样的音乐文化生活形态。

随着国内各项文化事业的恢复，全国和各地音乐家协会也发挥了带头作用，将音乐工作重新开展起来。由此，多种由文联、音协系统创办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刊物恢复办刊；也有一大批新的音乐刊物先后创刊。

改革开放后陆续恢复办学的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是这个时期又一类重要的音乐期刊主办者。这些高校所纷纷办起来的院刊、学报，虽然在总量上远不及文联、音协系统类刊物，但也是中国当代学术性音乐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隶属于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艺术科研机构及音乐类学术性群众团体在新时期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也创办了多种多样的融合了理论性和通俗性的音乐刊物。

在当代不断发展的出版机构、广播电视媒体、专业音乐表演团体等社会力量也加入了音乐期刊主办者的行列，给音乐期刊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在这个时期里，部分专业音乐院团也进行了音乐期刊的创办；另外，一些民营的文化公司也成了新兴的创办音乐刊物的力量；此外还有一些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编印用于学习、交流的刊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大众接受音乐的途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录音机、CD唱机、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及其他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人们经受着音乐传播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洗礼，越来越离不开通过声音和图像信号传播的音乐。比起过去印在报纸、杂志、歌本上的平面化的音乐文化信息，它们显然显得更加生动；比起现场音乐会，它们显然成本更低，能够被更方便地获取。由此，在这段时期里，作为纸质媒体的音乐期刊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纷繁的社会音乐文化生活，其传播呈现出了繁荣而又复杂的局面：音乐期刊的品种、数量繁多，秉承各自的宗旨，面对着各自的受众，各司其职——其社会渗透力是空前的（甚至在各大洲多个国家都分散有订户）；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音乐期刊的经营环境带来了变化，加上电子媒体、网络媒体的冲击，音乐期刊的发行和经营也在经受着考验；快速变化的时代给音乐期刊的发展带来了压力、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音乐期刊的丰富类型和细分化

根据内容性质和读者定位，该时期的音乐期刊可分为学术性、通俗性（大众性）和科学技术性几类，其中“科学技术性”主要涉及音乐物理学、音乐声响学、乐器工艺学方面的内容，读者有特定性，可被看作“行业教科书”，如《乐器》、《音响技术》等刊物都属于这一类。在这几类中，通俗性的音乐期刊所占比重最大，有研究者对其各自的份额作过统计，发现学术性音乐期刊、通俗性音乐期刊和科学技术性音乐期刊在音乐期刊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约分别是13.4%、79.7%、6.7%。①参见刘春晓《中国当代音乐期刊的分类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8页。这反映了在当今国内，通俗性音乐期刊在数量和社会影响面上的主导地位。

按照内容的综合程度，音乐期刊可以分为综合型、歌刊型和纯理论研究型等。

依据内容的主题性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门类化的、专门针对音乐当中某种艺术形式的音乐期刊，如《钢琴艺术》、《歌剧》等。这类音乐期刊的作者、读者群涵盖了专业理论家、专业表演家、音乐教育家、基层音乐工作者、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等，刊物在他们之间起到了信息交流作用，使一个“圈子”里不同专业层次的人群之间能达到互通互助的状态，从而也更好地推动某类音乐艺术形式的传播和发展。内容主题为音乐教育的音乐期刊，在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它们，还可以按照读者对象进一步细分：如面向中小学教师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又如面向少年儿童的《儿童音乐》、《多来咪》、《小演奏家》、《琴童》等。

流行音乐类期刊的细分化、类型化，是这个时期里比较突出的现象，它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流行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市场的类型分化背景下产生的。如，摇滚音乐期刊及更细化的摇滚音乐类型期刊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除了一般性的摇滚音乐刊物②如《通俗歌曲·摇滚》、《我爱摇滚乐》、《非音乐》、《通俗歌曲·现代乐手》、《口袋音乐》、《WIND·音乐大观》、《极度摇滚》等等。外，还出现了一些更“另类”的、针对更细化的摇滚音乐类型的刊物③如《朋克时代》（由《音乐天堂》衍生出来的一本特刊，而《音乐天堂》是于1992年在中山大学创办的附带有磁带的欧美音乐有声杂志，当年在乐迷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杂音》、《重型音乐》、《哥特时代》、《锐舞地带》等。另，关于这种针对特定音乐类型的受众的音乐刊物，还有人给了一个特别的称谓叫“Fanzine”——此词由“粉丝”（fans）和“杂志”（magazine）两个英文单词合成而来，直译为“粉丝杂志”、“爱好者杂志”。——它们也往往能够对一种细化的摇滚音乐类型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乐器”类型也是摇滚音乐期刊进一步细分④例如《通俗歌曲·现代乐手·吉他》和《通俗歌曲·现代乐手·鼓&贝司》。的依据。这些刊物都有较固定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往往就是某种摇滚音乐类型的爱好者。

不管依照何种标准进行分类以及进一步细分，都可见当代音乐期刊种类的丰富性。音乐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从内容的大杂烩到对定位、细分的讲究，其分众化、类型化，是适应市场发展的必然，也更加丰富了国内音乐受众的音乐生活。分众化、类型化意味着音乐期刊传、受双方组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其中的受众是相对“小众”、“窄众”的，但也使传播能得到更深化的效果。这也告诉我们，当代媒体中的音乐传播形态是多样的，并非所有的在现代媒体中的音乐传播都是“大众”传播，其中也常常存在着“小众”传播——不过，许多的“小众”也就构成了“大众”。当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大众”时，会发现他们不再是“模糊”的一群“照单全收”的“芸芸众生”，而是一些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自己的想法，并且能依据自己的音乐趣味进行主动选择的人。

（二）音乐期刊发行和经营的不断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公开发行的音乐期刊“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几个发展到三十九个（其中理论研究性刊物由两个发展到五个，少年儿童音乐刊物由一个发展到三个），总发行量达一百三十多万份”。①见《中国音协召开全国音乐期刊工作座谈会》，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9期，第8页。音乐艺术事业的复苏和日益繁荣，使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期刊的传播范围和发行量一度在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音乐期刊的市场环境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流行文化的涌入，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可供选择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也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些都给音乐期刊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生存的挣扎表现在了刊物发行量的沉浮上。当发行量显著下降甚至跌落到了低谷，②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反观各地音乐期刊，大多数发行量在四位数上沉浮，经费拮据，苦撑局面”。（见彭根发《当代音乐杂志五议》，载《人民音乐》1993年第1期，第36页。）音乐期刊必须懂得应对压力调整经营思路来适应现实需要（如笔者曾经观察过的两次音乐期刊“改版”潮③如，以文联、音协系统的音乐期刊为代表的大众性音乐期刊在这个时期经历的“改版风潮”（可详见拙文《大众性音乐期刊的更名改版和发展趋势》，载《现代出版》2016年第5期）便可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这一点。其中，有些数据可以说明成功的改版在发行量上反映出来的效果：1987年《通俗歌曲》被停拨款之前，征订量只有不到2000册，改名为《通俗歌曲》并改版重新上市，1987年发行量即达近10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过这样“流行歌本”改版的杂志发行量不少都达到了10万册，《通俗歌曲》更一度有50万册左右的发行量。（见李宁《音乐杂志何时走出落寞》，载《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9月23日，第16版）另，“1989年……《音像世界》也进行了第一次改革，改革后的《音像世界》开始较为系统详细地介绍欧美摇滚音乐或者港台音乐。杂志的销量也从最初的每期不到1万本，朝着高峰时的每期20万本疯涨……”（见李懿《〈音像世界〉：见证一个乐评时代》，原载《东方早报》，转引自“新浪音乐”，2008年12月26日。http://ent.sina.com.cn/y/2008-12-26/11042315036.shtml）），否则便只能被市场所淘汰。但是再怎么调整思路，音乐期刊的发行量也难以逃离整体下降的趋势。“期刊发行量的大小往往不只是决定读者覆盖面的大小和能否盈利的一个‘印刷数量’，同时还是关乎期刊其他各项经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志性数字’。因此，从期刊的发行数量的变化即可管窥行业的兴衰变化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中国出版年鉴》统计的单期发行达到40万册的期刊名录中，尚可发现音乐期刊的身影，如1985年9月才创刊的《流行歌曲》杂志，在第二年即达到过单期41万册的印刷量（1986年时全国文学艺术类期刊中平均每期印数在40万册以上的期刊总计也只有22种）；直至90年代中期，仍可找到单期发行量达到25万册的音乐期刊的名字。④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研究所编《中国出版年鉴》（1987年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7页。——原文注然而，进入21世纪后，即使是单期发行超过10万册的音乐期刊也已经难寻踪影。虽然在业界能不时听到同行们号称十多万册单期发行量的声音，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权威的统计数据中已然难觅印证。”⑤陈荃有《中国音乐期刊——脚下的路该如何走？》，载《音乐传播》2009年第3期，第3页。

一本音乐期刊的人、财、物保障与其办刊者的社会身份密切相关。如高等音乐院校和音乐科研机构属于事业单位，其所办的刊物经费通常来自财政划拨经费，刊物一般是学术性质的，办刊宗旨和发行面比较稳定；又如出版社等机构走的是依据市场需求进行企业办刊的路线，其办刊的思路也一直比较清晰。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以上这两类音乐期刊的改革压力相对较小，容易适应新情况。而原先由文联、音协系统，以及其他受到文化部门管理的社会团体所办的刊物，当办刊经费开始与财政脱离，原先的经费被停拨后，便不得不快速应对从内容到经营方式转变的多重压力。然而，不管音乐刊物原来委身于何种性质的机构，在当前市场经济建设要求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都将被推向市场（原先国有的文化事业单位将推进转企改制，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必须以更清醒的头脑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

要较好地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这些走向市场的音乐期刊除了要在内容上采取更加精准的、适应不断细分的市场需求的现代定位策略以外，在广告经营和发行方式的转变上也要下功夫。广告经营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一方面要做到能用读者资源来吸引广告商，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要刊物的宗旨和姿态，不能完全“异化”为“读者成了‘商品’，广告商才是真正的目标受众”，一味让自己原有的定位妥协或迁就。然而，要达到这两方面的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⑥如曾存在过三年的《人民音乐·留声机》杂志，据说每期的发行量只有两三万册，杂志为了保持品位和格调不接受普通的产品广告，而寻求经营奢侈品的广告商家，然而对方并不认为这本杂志是其目标消费群体，也就不愿意进行广告投入。于是这本杂志的广告策略终于没能发挥出作用，未能挽回赔本的局面。参见《国内古典乐杂志〈人民音乐·留声机〉停刊》，原载《东方早报》，转引自“搜狐新闻”，2009年1月16日。http://news.sohu.com/20090116/n261800620.shtml《通俗歌曲》改版成《摇滚》四五年之后才开始有了广告收入。⑦参见李宁《音乐杂志何时走出落寞》，载《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9月23日，第16版。但是，广告经营又是面向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经营模式，因此，许多刊物也将广告业务交由专业的广告代理公司，以探寻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

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音乐期刊的发行方式经由了从邮局征订到自办发行的转变，读者订阅可不再通过邮局办理，而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相对于邮局发行，自办发行的优势在于：刊物能更及时地到达读者手中；增强了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能够更直接地获得读者的反馈意见，有助于刊物调整内容适应需要；发行上的自主有助于刊物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的积极性；有助于订刊款的及时回笼；等等。

一部分市场化的音乐刊物根据自身的特色，思考刊物发行和市场推广渠道的开发。如《音乐大观》认为在娱乐杂志琳琅满目的报刊亭中很难突出自己，而将销售终端主要放在了精品、特色书店中——这样也能带来一些有消费能力和有品位的读者；音像店也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渠道——杂志里有新上市的唱片的评论，音像店可将唱片销售和杂志销售配合起来。此外，《音乐大观》还通过在大学校园里开展活动、讲座，约学生写乐评，来增加读者的参与性及其阅读杂志的兴趣。①参见《音乐杂志何时走出落寞》。与其他媒体和商业场所②如电视音乐娱乐栏目、广播音乐娱乐栏目、音乐网站、唱片公司、写字楼、娱乐休闲会所等。进行互利合作，联合组织活动，在各自的平台上相互宣传，也是《音乐大观》及其他音乐期刊自我推广的一种方式。

曾经有一份调查显示：在2003年北京期刊零售市场中，音乐与影视类期刊占市场份额的7.38%，单期发行量据测算在80 000至95 000册之间。③调查实施者为一家从事平面媒体出版研究和服务的专业机构“北京开元策略”。见陈愈超《北京期刊市场零售格局及市场规模测算》，载《传媒》2004年第4期，第58页。此处所说的“音乐与影视类”刊物包括了：《当代歌坛》、《看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画刊》、《轻音乐（日韩）》、《轻音乐（欧西）》、《大众电影》、《通俗歌曲》、《明星时代》、《青春之星》。这里所包括的几本通俗音乐娱乐类期刊在音乐期刊市场内部本身就占据着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可是当将它们与影视类期刊一道放到市场中与其他类型的刊物进行比较时，其份额便大大“缩水”，可见音乐期刊在整个期刊市场中声音的微弱。

至于音乐期刊内部的市场份额的分配情况，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发布机构，但是互联网上，如一些广告资源电子商务平台网站上，仍旧流传有一些关于音乐期刊“发行量”的数据，④见“广告买卖网”。http://www.admaimai.com/Magazine/tag-2223_o0_p1.htm给潜在的音乐杂志广告代理商和广告主提供参考。虽然目前还暂时无法求证这些数据的原始来源，也不能知晓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哪些年份的情况，而它们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我们目前也不得而知，但它们应该也多少能反映出一些音乐期刊市场内部份额分配的倾向——如流行音乐娱乐类期刊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关于发行和经营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音乐期刊只能根据各自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继续思考、探索和应对。

（三）音乐期刊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应对策略

在当今，动态的声音与图像越来越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曾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叱咤风云的纸质媒体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传统出版业在广播、影视、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的冲击下，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渐显。除了前文提到的在宣传推广自身时与其他媒体进行合作以外，音乐期刊在自身内容的传播载体上也做出了调整和发展，顺应了电子媒介时代的要求。其中，随刊附赠唱片和开辟数字版、网络版平台是最常见的做法。

在国内，较早随刊附赠音乐磁带、光盘的是非正式出版的音乐刊物《音乐天堂》。据悉，《音乐天堂》在1994年单期能卖到20万册，乐评人王小峰称其“开创了音乐杂志的多媒体时代”。⑤参见萧索《方舟上的舞蹈——中国音乐杂志扫描》，载《甲壳虫》2006年第8期，第60-61页。“老牌”的旨在普及高雅音乐的杂志《音乐爱好者》则从2000年改版试刊（2000年第5、6期合刊）开始，除了印刷更精美，带有丰富的彩图和照片以外，每期附赠一张CD——它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瑞士AVC音像公司提供版权的欧洲版本录音，录制的质量较有保证，演奏者虽然一般都不是世界闻名的演奏家，但大都是欧洲一流、二流的团体。当然，在市场上，并非所有在音乐期刊里附赠CD的做法都是经过理性策划的结果，如有的刊物不是为了让内容更加立体生动而做出积极调整，只是为了促销而采取被动、权宜的手段；而且，应避免出现赠品对杂志本体“喧宾夺主”的情况。《音乐大观》运营总监董玉戈说过，很多音乐期刊送的是原版进口CD，对杂志社来说成本负担大，而且许多读者仅仅是冲着CD而来，并非“忠实于”音乐期刊的内容，一旦不送CD了便不再买杂志，而这些都不是杂志所应该培养的长期读者。⑥同①。

有更多的音乐期刊则是实施了“电子化”、“数字化”，在保持纸质版发行为主体的同时，通过互联网⑦如，相当一部分音乐期刊，特别是带有学术性的刊物，都加入了CNKI（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文献数据库，或者与邮局的电子期刊平台合作，借此进行电子版的传播。或者光盘来进行刊物的电子版、数字版的发行；或者开辟自己的网站，全面地介绍和展示刊物和办刊者，即时发布最新的刊物内容信息，并存有往期刊物的档案；也有的刊物与门户网站中的音乐频道合作，将刊物的“电子版”镶嵌在网站提供的空间里，在给门户网站提供内容的同时，自身也节省了专门建设和维护网站的成本，也借助门户网站的影响力推广了自身；当今，一些刊物还开设了自己的“微博”或“微信公众号”①就目前所见，有一部分音乐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中，又只有一部分能保持一定频率的信息更新，主要发布最新一期目录、部分文章，以及一些学界/行业信息等，作为刊物常规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延伸和补充。通常说来，与其他专业性的刊物一样，比起大众休闲娱乐性质的“热门”公众号，目前这些音乐期刊的公众号在浏览量、互动性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实际上，要对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进行“深度开发”，是需要专门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和时间投入乃至杂志的整体运作思路的转型的，而现在往往并未具备这样的条件。，表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姿态。

图6 《音乐爱好者》赠送的CD（左）和《国际音乐交流》及其附带的CD（右）

网络化、数字化使得音乐期刊也实现了生动的视听结合的效果，读者则感受到了在网络中获取信息的自助性、便捷性与互动性。另外，在与读者、受众的信息与情感沟通交流方面，除了原先在网络音乐论坛里建设自己的阵地的做法，到了WEB 2.0时代，一些音乐期刊也在博客、微博、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社交网络服务）网站中经营起了一个自己的空间，以求在最快速的即时信息流动中与读者进行最及时的沟通，建立起新型的情感纽带——如《音像世界》的“新浪博客”、《歌迷大世界》的“新浪微博”以及《通俗歌曲·摇滚》、《我爱摇滚乐》等刊物在“豆瓣网”建立起的“小组”等。

结 语

前文对我国音乐期刊的传播历史的片段和典型画面进行了聚焦。我们在其中可窥见音乐期刊在一个多世纪当中的传播变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场景、生存样态的变化。我们还可见，适宜的环境支持和经济（经费）基础是影响期刊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些在一段时期内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往往反映和符合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同刊物之间、刊物与读者之间、刊物和社会之间，在办刊人的理想、坚持与努力下，编织和打造了多维的“共同体”，参与着人们的音乐生活和推动社会音乐文化的进程。

当数字化、“全媒体”和进一步市场化的时代②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印发，推动非时政类报刊成为市场主体的“转企改制”工作就此全面铺开。到来，纸质的音乐期刊在当下的存在意义与前景也在持续引起人们的思考。通常说来，不能因为采用了新技术的媒体的出现而简单地认为采用原先的技术手段的媒体将即刻退出历史舞台。就音乐期刊而言，其部分功能仍然是不能被其他音乐传媒所取代的。至少可以看到，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它们或许失去了信息传递“多”和“快”上的优势，但此时它们将更加凸显在推动知识生产、创新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它们仍将作为严肃的评论、理论学术研究的中坚平台。“资讯”不可代替“思想”。“传播手段的变化和改进，可以提高传播的质量，却不可代替文明创造本身。”③陈荃有《中国音乐期刊——脚下的路该如何走？》，载《音乐传播》2009年第3期，第4页。

诚然，面对新的媒介技术，面对媒介融合的时代趋势，音乐期刊在当下又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在音乐传媒系统中的定位。目前，在大众音乐文化领域中服务的音乐期刊在利用新媒体平台，与其他媒体联合协作，进行资源的共享以提升整体效益方面表现得更加活跃。这与大众性的媒介对信息更新和经济效益的追求不无关系。然而严肃的、学术性的音乐期刊，或也可以更多地尝试开发其他媒介平台，挖掘知识生产和思想交流与传播的新手段和形态。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音乐期刊，都须面对不同程度的转型问题，顺势融入新的媒介时代，适应新的传播网络与样态，激发出办刊人的创造性与智慧，利用好社会资源，发挥出各自的社会功能，求得自身的新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音乐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魏晓凡）

韦杰，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