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战争已过时，美国正进行新型战争

当代的战争与当代经济一样，正在经历脱实向虚的过程，战争的目标不再是攫取土地、占领市场，也不直接依赖控制资源地和运输航路的传统方式，总之不需要依赖实体经济运行来发起战争和达成目标。如今的战争，主要是通过制造动荡与战乱，利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避险效应，使得世界货币的主导国家获得廉价的资本流入，以支持其债务经济和赤字财政，来获取战争的收益。

多少资金，在多长时间、以多低的成本流入，这些流入资本所产生的利润是否足以冲抵战争费用，这是当代战争的盈亏平衡点。从目前的情况看，爆发战争、社会动荡都有可能在短期推动资金进入避险状态、创造出盈利机会，但战争的长期化将会导致战争成本急剧上升，导致避险资本的收益率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这一点，在花费1.3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和3万亿美元的伊拉克战争中暴露得尤为明显。

美国在上述战争中失败，不是与军事对手在战场作战的失败，而是花费过多却没有获得相应收益的失败。美国只是赢得作战，却未达成战争目标的失败，是因过高耗费丢掉全球霸主地位的失败。美式战争遭受败局，标志过度挥霍资金和依靠过剩暴力的传统战争模式的过时。

既然美国不能改变对战争的依赖，那就只有改变战争自身。如今的美国资本更支持短期的战争，无论是超快的震撼式打击，还是召之即来、廉价的“颜色革命”，本质上都是低成本的“资本流战争”，这就是“溃疡面战争”正在成为美式战争新样式的原因。即便如此，美国也难以摆脱维系成本过高，而收益日趋降低的帝国困境。

说到底，在道路和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竞争的胜负取决于哪种模式能够以更低成本维系自身的持久发展。

在单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自由流动的资本具有天然的避险倾向，这使弱国容易遭受各种有意识制造的危机的冲击，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在多极体系下，从动荡地区流出的资本也可能流向其他地区，或是在洲域内部流动，而不一定是流向麻烦或战争制造国。因此，造成用战争驱赶资本流动模式的失灵，可以降低安全风险，创造和平环境。构建洲域共同体，是在改变世界安全的生态，这是低廉而高效的安全战略。此外，采取军民融合方式建设国家和区域的安全体系，也是降低安全成本同样有效的做法。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不会轻易让这种局面出现。目前，美国仍然拥有对其他国家超越国际法的“加害权”，它可以通过破坏别国发展的安全环境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如果某国不给好处，甚至阻碍了美国资本的盈利，美国就会找麻烦，甚至会用军事手段打击你。用“加害权”获取利益，本就是帝国牟利的基本手段。从现有能力分析，美国具有对中国、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加害能力。

就此意义，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目标，不仅是保卫领土，护卫海外航线、市场，而主要是避免霸权国家用加害能力，用损害中国利益的方式获取经济、政治收益，进而中断中国的民族复兴。遏制“加害权”，防止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被暴力干扰和打断，保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是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区域安全的基本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经济国家，泛亚地区作为实体经济为主的区域，在真正需要“武器批判”的战争中，会有更加坚韧、持久的力量。何况，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比维系资本持续积累更具有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