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敏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少子化”问题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及启示

范 敏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的台湾，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对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少子化问题对台湾劳动力的供给、储蓄、消费、人力资本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均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为大陆解决少子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启示作用。

少子化；经济发展；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人口少子化现象。Carl Mosk(1977)运用定量方法对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城市化过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生育率下降起着重要作用。[1]Lindhamp; Malmberg (1999)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研究，认为劳动人口的负担降低，可以增加市场上的劳动力人口。[2]Modingliani (2004) 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中国居民出现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和经济迅速的增长。[3]彭秀健(2001)认为，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低增长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4]范连颖(2005)对日本少子化进行研究后发现：日益严重的少子高龄化问题使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如由于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农业、工业及其他产业发展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限制、政府财政和国民负担加重、内需主导型经济战略受到影响以及社会就业压力增加等。[5]陈晓毅(2015)研究认为，少子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6]刘铠豪(2017)利用1991-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内需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我国内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正向影响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增加而略微减弱;而老年抚养比对我国内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负向影响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增加而增强。[7]

国外关于人口少子化问题己有大量研究，研究视角多集中与少子化产生因素的分析。而国内学者对人口少子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而用实证分析法来研究人口少子化现象的较为鲜见。本文选取多个因素指标，基于实证分析研究人口少子化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能对我国其他地区应对人口少子化问题有一定指导和借鉴作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近几年来总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1人左右(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个子女)，很多针对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和补助都无济于事。

二、台湾地区人口结构特征

(一)人口少子化趋势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完成了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而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且趋势显著，因此0-14岁少儿人口系数也处于持续下跌态势。1996-2002年，少儿人口系数一直徘徊在20%左右，而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下降至19.83%、17.57%和14.93%。数据表明，从2003年开始台湾地区出现少子化现象，2007年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而2012年达到超少子化，短短十年时间，台湾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少子化过渡到超少子化。*按照国际人口统计标准，少儿人口系数在18%-20%之间，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台湾地区人口转变的速度和幅度远超日本。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高峰开始下降，到2005年下降至1.26人，这标志着步入人口减少期。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然后开始下降，到2005年降至1.12人，居全世界最低。预计从2022年开始，台湾的人口总量也将步入减少期。*王珊.少子化冲击台湾人口恐8年后负增长[EB/OL].(2014-08-19)[2017-05-12].http://gb.cri.cn/42071/2014/08/19/6071s4658826.htm.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人口结构演变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相对应的则是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少子化程度逐渐加深。2016年台湾地区的少年儿童系数由1996年的23.1%下降到13.99%，而同期老年系数则由1996年的7.8%上升到12.04%。据台湾当局2016年公布的“人口推计”显示，2018年8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14.6%，标志着台湾进入高龄社会，2025年将成为超高龄社会。根据预测，台湾将用40年左右的时间(2016-2060年)完成欧美国家一百多年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随着生育率继续走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台湾地区要同时面临少子化、高龄人口急剧增加的双重问题，人口结构迅速老化。2017年2月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首次超过0-14岁少儿人口。

三、少子化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

少子化问题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人口更替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8]因此，少子化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消费状况、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政府财政收支的平衡等方面。

(一)少子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少子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方面。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充足的劳动力使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性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得到了快速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少儿人口是未来劳动力的源泉，随着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不断下降，台湾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日益减少。2015年台湾地区15-64岁的劳动人口达到1736万人，2016年降为1729万人，预计10年后再减少约150万人。数据表明台湾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9]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单位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工资会相对提高，使劳动雇佣成本提升，进而丧失劳动力优势。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驱动力。而目前，台湾地区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少子化问题的发酵，近几年来台湾地区的实际GDP一直处于很低的增长率，并且2015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劳动力的不足，使台湾地区的各产业部门劳动力人口的供需呈现不协调现象，经济发展形势不断恶化。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人口的就业强度的指标，它决定着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数量。[10]在人口结构中0-14岁少儿人口的减少预示着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根据田雪原在《老龄化》中总结的规律：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从15岁开始逐步上升的，而在25岁左右达到高峰，直到46岁开始慢慢下降。20岁以下的劳动者处于上学、寻找工作、变换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期，因此该组年龄劳动参与率低；25岁以后，劳动力在体力、知识和能力各方面都达到成熟阶段，劳动参与率步入稳定的高峰阶段；而45岁以后随着生理的变动和技能开始老化，不能满足经济对知识更新的需要。[11]在台湾地区，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15-24岁人口参与劳动的比例下降，精壮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相对高龄劳动力的增加，这将对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率水平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少子化对储蓄率的影响

1.理论分析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在《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他们年龄的函数：一个人年轻时借款消费，中年时边消费边储蓄，老年时消费储蓄。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12]舒尔茨利通过对亚洲16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均会引起储蓄率上升。[13]Loayza(2000)在Higgins提出将年轻人口与老龄人口分开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与储蓄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少儿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如果两者分别上升3.5%，储蓄率将会分别下降1%和2%。[14]这表明，少儿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均与储蓄率呈现反方向变动。

2.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王德文(2004)研究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与增长效应时应用的修正Leff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分析少子化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如下:

S=a0+a1g+a2CH+a3OL+f

(1)

其中，S代表居民储蓄率，用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g代表人均GDP增长率; CH代表少儿抚养比；OL代表老年抚养比，本文选取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对式(1)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估计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系数估计值对应的t统计量。过渡识别检验显示：Sargan-Hansen统计量为28.232，且p值为0.0000，因此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更加精确。

表2结果显示：少儿人口抚养比及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期一致。

(1)少儿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呈反方向变动。少儿系数上升一单位，居民储蓄率下降0.2173个单位。少儿系数的下降，预示着少儿抚养负担减轻，又因为少儿人口是被抚养人口，无生产能力，是纯消费者，孩子数量减少，每个家庭为孩子支付的费用必然会增加；孩子数量减少后，父母会更加重视孩子的质量，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增加对孩子消费和投资，进而减少储蓄。

(2)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系数为0.4836，影响力度很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服务方面需要花费的资金大幅度上涨。而台湾地区养老机构不健全，养老主要由家庭承担，因此一个家庭会增加赡养老年人口方面的消费，如购买老年用品、支付老人医疗费用等，进而会减少居民家庭储蓄率。

(三)少子化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一。不同年龄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量。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尤其少子化程度的加深会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消费总量的增加，能够为生产创造出更多新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按照国际标准，人口年龄分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0-14岁为少儿人口；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不同年龄组的消费数量是不同的，少儿人口的消费量小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而对于老年人口的消费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G.J.Stolnitz(1992)通过对欧洲不同地区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70%的结论。[15]国内一些学者也对这一观点持认同态度。有的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80%。[16]本文借鉴G.J.Stolnitz的观点，采取0.7和0.6消费系数分别将少儿人口消费折算为标准消费人，以0.7和0.8两个系数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消费折算为标准消费人，来测算少儿人口消费支出以反映台湾地区人口少子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表3是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标准消费人，以0.7和0.7为消费系数分别对少儿人口和老年进行标准消费人转换的结果。台湾地区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少儿消费量不断减少，而老年消费量不断提高。老年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量的增加值大于少儿人口缩减所带来的消费量的减少。

表4描述的是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标准消费人，分别以0.6和0.8为消费系数对少儿人口和老年进行标准消费人转换得到的结果。与表4相比较，消费数量有很大幅度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折算的标准消费人不同，即老年人口提高0.1，少儿人口下降0.2所致。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老年人口消费系数的提高会大大增加社会消费总需求，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高低也对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起到重大的作用。

(四)少子化对财政负担的影响

少子化问题给台湾当局的财政收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少子化造成了人口金字塔*人口金字塔是按人口年龄和性别表示人口分布的特种塔状条形图。收缩、底层0-14岁人口减少，相对的顶层65岁及以上人口则会增加，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台湾“内政部”统计资料表明：1993 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超过了7.0%，标志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17]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医疗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得到普遍延长，人口老龄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根据台湾“内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台湾地区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96%，比2010年下降1.93%，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14%，比2010年提高了1.25%。根据台湾“经建会”预测，2021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52%，2041年将飙破30%。这些数据不仅说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更折射出台湾养老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形势。2008 年台湾开办国民年金保险，将25-65岁的公民且不具备劳保、公保、军保、农保者，全数纳入国民年金保险，达到了全覆盖的目标。台湾地区的养老金体系成为台湾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然而这其中也隐藏着危机[18]，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劳保局”精算基金将于2027年用罄，劳工保险基金的财务或持续性面临挑战。2016年6月12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蔡英文宣示推动年金改革，台湾行政部门年金改革办公室也已成立[19]，试图挽救濒临破产的年金制度。

表3 标准消费人换算结果(消费系数：少儿、成年、老年分别为0.7、1、0.7)

表4 标准消费人换算结果(消费系数：少儿、成年、老年分别为0.6、1、0.8)

(五)少子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罗默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并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Finlay(2005)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是通过受教育年限而积累的，因此教育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20]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96)、Bloom、Canning and Sevi11a(2003)认为，由于婴儿出生率的降低，每个孩子的教育资源会相对增加，虽然他们会因为延长教育年限而更晚进入劳动市场，但从长期来看，他们会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Joshi、Schultz (2007)同样认为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使得家庭生育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方面。[21]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源情况影响到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竞争。台湾的高等院校已经从2006年的50多所，增加至2016年的160所左右，而台湾地区大学阶段的青年在这十年期间则减少了2%左右，这必然会导致高等院校生源的不断萎缩，单位教育成本的提高。*5年内撤并1/3大学 台湾高校陷入苦撑[EB/OL].(2014-11-19)[2017-06-12].http://www.taiwan.cn/taiwan/tw_Sciencenews/201411/t20141119_8059732.htm.截止到2017年上半年已经有一批私立院校因招不到学生而濒临破产。为招收学生，台湾高校被迫提高录取率。尽管如此，台湾大专院校学生学校缺额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生源不足导致部分台湾高校资源闲置，一些学校经营惨淡，有人以“连猴子都可以上大学”嘲讽目前台湾的高教现况。[22]台“教育部长”吴思华在“立法院”表示，2017年开始指导大学转型或退场，未来的3-5年内33.3%左右的高校要撤并。大量的高校倒闭和合并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相关人员失业是“阵痛”，生源的减少使各高校不得不降低招生门槛，甚至出现分数低于5分就可以上大学的现象，这对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进而削弱了台湾未来的人才竞争力水平。

四、台湾地区的应对措施及对大陆的借鉴意义

(一)台湾当局采取的措施

少子化问题使台湾当局一直以来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当局从2006年就开始正视并解决少子化问题，召开“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会议”， 制定了育儿津贴与托育政策。

1.当局出台“青年安心成家专案”来鼓励青年安家结婚，从而促进生育。“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是通过为新婚或育有子女的家庭减轻房贷或提供租房津贴的方式减轻他们的压力使其“敢生”。政府提供最高可达200万元新台币的贷款，在提供贷款的前两年免利息，并把贷款期限延长至30年，而且为租房的家庭提供4500新台币左右的租房津贴补助。为了应对台湾地区日益上涨的房价，减少有生育意愿的夫妇经济的顾虑，使其选择生育孩子。[23]

2.健康局实施针对不孕症治疗的补助措施。据统计，台湾地区每年大约有6500对不孕夫妻到医院接受人工生殖治疗，每个疗程花费高达10万元，很多想要生育的不孕夫妇无法承受高额的治疗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健康局通过对每对不孕夫妻每年提供15万元新台币的补助，来帮助不孕夫妇实现生育。

3.强化生育保障。政府实施“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制度，对依法参加就业保险满1年以上的民众，在子女0-3岁期间，符合办理育婴留职停薪条件的，可以领取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对于有一方全职照顾0-2岁婴幼儿且年收入在113万元(新台币)以下的家庭，每月可领取2500-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直至孩子年满18岁。对于隔代教养、单亲等家庭，每月还可领取17 880元(新台币)的“特殊境遇”津贴。此外，各地方“政府”还会根据情况发放一次性的生育津贴。*吴生林.台当局鼓励生育政策：给津贴、发补助、设公共保姆[EB/OL].(2015-10-31)[2017-06-12].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5-10-31/1571564.html.因全职照顾0-2岁婴幼儿无法上班的家庭，每一子女均可领取6个月的工资补贴，额度为每月工资的60%；夫妻双方均符合领取条件，通过申请，每一子女可领取合计12个月的工资补贴。

4.实时调整人口政策。台湾当局于2006年和2011年，先后修订了“人口政策纲领”，提出了对台湾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2008年颁布“人口政策白皮书”，2013年又进一步修订，提出了各项对策、措施和绩效指标，从落实产假及育婴留职停薪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落实细则来确保对育儿家庭的经济支持。[24]

台湾当局制定一系列政策来鼓励生育，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所做的政策性调整是正确的，只是政策的实施效果差强人意，没有成功增强适龄生育人群的安全感，总和生育率依旧呈现下降趋势。从现状来看，台湾当局通过提高人口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道路困难重重。而且台湾的少子化情况还将进一步恶化，即使生育率的上升使少子化的进程立即停止，受人口惯性的影响[25]，人口的增长水平也极其有限。可以说，台湾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人口减少型社会已成定局。因此，台湾当局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迫在眉睫。

(二)对大陆的借鉴意义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广，大陆的少儿人口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6%，已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借鉴台湾经验，大陆应积极地采取稳妥、有效的治理措施，以延缓进而遏制大陆少子化走势。

1.制定配套的福利政策。放宽生育政策从而提升生育率是标本兼治的方法。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已决定全面放开生育二孩。“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许多符合政策的育龄夫妇没有选择二孩，究其原因，主要是物价水平的提高、抚育孩子机会成本的增加，使得很多夫妇不敢生，“二孩政策”的成效不甚理想。因此，政府有必要出台有利于减轻育龄夫妇负担的政策。

2.营造二孩生育意愿的环境。一边养育儿女一边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生育后重返职场需要面临的多重困难，是导致适龄生育女性放弃二孩的主要因素。大陆虽然已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与台湾地区相比，在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育儿专业人才和机构严重不足、适龄儿童入托难等是大多数地区面临的严峻问题。所以，大陆应在立法层面健全学前教育制度，提高对教育机构建设的支持，引导提高社区和家庭的参与度，保证教育的公平和质量；同时，要积极探索育儿的扶持措施，提高生育后的女性再就业保障，营造轻松的育儿环境。

3.把发展人口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台湾地区实行的强制性鼓励生育，加重了当局的负担，而且带来的人口收益在短时间不能兑现，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很快就会显现，比如面临孩子的抚养问题(“非情愿”生孩子、贫困的家长可能将养育的责任推给政府，需要政府增加儿童福利)。因此我们要引导人口政策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和人类发展规律，而不是“任其自然”。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政策基本是“任其自然”，台湾当局只愿意享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意为发展人口承担责任。虽然当局为提高生育率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政策，但这种名义上的生育权却无法被保障。民不聊“生”，生育率持续居低不上，当局是要承担责任的。大陆政府部门应该着重研究人口发展结构、素质、布局，以便达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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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沛照

F126.1

A

1004-941(2017)06-0111-06

2017-04-25

范敏(1984-)，女，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经济、亚太财政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