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杰祥

综观对龚自珍的批评与接受，自光绪年间起，研究者们倾向于将龚自珍当作“忽忽中原暮霭生”的先觉者，“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改革先行者，“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新学领航者，从而强调龚自珍在社会变革与今文经学方面的开拓，肯定他的领风开端之功。然而，龚自珍自身的“家学渊源”却因此被忽略，致使龚自珍经学的研究理路和经学成就没有得到恰切的阐释与定位。本文以龚自珍的家学渊源为切入点，试图通过龚自珍的治学根基探究他的经学路数，为龚自珍的经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以此辨析历来对其经学评价的正误，以期有利于龚自珍经学研究与清代经学研究领域的进展。

一、龚自珍的家学渊源

龚自珍12岁时外祖父段玉裁亲授 《许氏说文部目》，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己亥杂诗》第五十八首自注云：“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①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万本书堂刻本，《定庵文集补·杂诗》。他22岁时段玉裁仍寄书勉学，可见自小家学甚严，从《家塾策问》二篇中亦可窥见。他的文集中与文字声韵训诂相关的文章有《释风》《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说卫公虎大敦》《商周彝器文录序》《跋周兵史鼎》等，龚自珍好印石、吉金、碑帖拓本，又多由解字说之，皆可寻迹觅源于幼时家学。

《清史稿·文苑传》评价他说：“（巩祚）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428页。龚自珍治经本于小学，其学主要源自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少年时期他曾认为文字校雠和经文考据饾饤琐碎，而对学习有所松懈，段玉裁常勉励他。《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记载：“金坛段先生尝谓：为学嗜琐固所讥，若恶琐而肆意阔略，亦非积小以高大之义。况学问门径自殊，既不相谋，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身入其中，乃成泰山沧海，涉历甘苦皆无尽也。又曰：贫女尚有针线缠绵，况学士乎？故单词碎义虽不成文章，弃之尽可惜。先生曰：自珍服膺弗敢忘。”③张祖廉：《娟镜楼丛刻》，民国九年（1920）刻本，丁帙《龚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卷下。由此可知龚自珍对外祖父段玉裁的治学观点非常认可，他对家学的服膺可见一斑。

龚自珍自小家学甚严，这奠定了他一生治经的基础，也培养了他的宗族观念。入仕后，龚自珍官礼部主事，其位不高，但仍以家门三代都出仕礼部为荣，在《国朝春曹题目记序》中说道：“巩祚之大父，以乾隆己亥岁由吏部迁礼部，家大人以嘉庆丙辰岁除礼部，名在此记，至巩祚三世矣。上窥景运之灵长，下抚家门之多幸。”①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至道光十九年，龚自珍辞官南归，途中作《己亥杂诗》315首，其中亦多有自述家学，以家学示子之作：

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②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

艰危门户要人持，孝出贫家谚有之。葆汝心光淳闷在，皇天竺胙总无私。（儿子昌匏书来，以四诗答之。）

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俭腹高谭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歠九流。

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毡载一车。③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对儿子强调“而翁学本段金沙”“肯肩朴学胜封侯”，以此告诫儿子不可忽视学殖根基而高谈阔论，寄望儿子能传承家学，其心可见。

龚自珍一生都非常重视家学，在《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一文中对段玉裁的小学成就推崇备至。年少时他确实曾有过轻视小学的想法，但随着学问的积累，很快又意识到小学的重要性，转而重视小学，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晚年。他在阐释小学意义的文章《抱小》中提出：“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④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续集》卷一。他认为小学是弟子之学，将小学提高到为人处事、仁义孝悌的高度，他一生未曾诋毁小学，亦未敢背弃家学。

龚自珍的治学有深厚的古文经学根基，这完全得益于他的家学。从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张祖廉 《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家塾策问》二篇、《己亥杂诗》中可窥见《说文解字》音韵训诂学、《汉书》的史学、《四库提要》的目录学、古籍辑佚辨伪学、书目编次校雠学等都可溯源于家学，这基本都属于古文经学一脉，对他一生治学的影响不可小觑。

综观龚自珍一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家学并非他死守的轨则，除家学外，由于他个人的交游阅历，他的治学路数有诸多拓展和创变。李慈铭总结说：“璱人承其外王父段氏声音文字之学。又与吾乡徐星伯氏游，通地理学，尤究于西域蒙古。与邵阳魏默深游，通经世学。与吴县江铁君及海盐王昙游，通释典杂学。”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76页。虽未言及龚自珍从刘逢禄治《公羊春秋》的经历，但已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龚自珍的交游对其治学的影响。

尽管如此，家学作为学术的根基，奠定了他一生的治学理路，又被赋予了世代传承的使命，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为了全面公允地评价龚自珍的经学成就，应当把他的家学渊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

二、家学影响下的经学路数

龚自珍的治学以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作为分界，此前他主要受家学影响，治学以小学、史学为主，同时受章学诚影响逐渐形成了通经致用的学术理想。嘉庆二十四年以后，他与魏源、刘逢禄等人交往甚密，使他形成了以小学、史学为学术根基，以考据学为基本理路，以公羊学为经世策略的经学路数，形成了兼善古今文、通经致用的经学格局。在下文详细论述：

（一）嘉庆二十四年以前：以小学、史学为本，求通经致用

龚自珍12岁时段玉裁授 《许氏说文部目》，奠定了龚自珍以经说字，以字说经的基础。他在《说文解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说文段注札记》中，虽成就远不及段玉裁，但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极其重视治经的小学功底，在《六经正名》中提出：“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①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编》卷三。认为小学是治经的枢纽，又在《六经正名答问五》中说：“许氏《说文》，以配小学。 ”②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编》卷三。认为《说文解字》是小学著作中的最高典范。

龚自珍提倡凡治学一定要先讲根基，认为以小学通经，打好学问的根基，治学则不落入空洞虚妄。他在《陈硕甫所著书序》一文中说：“学当务精者钜者，凡小学家言不足治，治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忧之，忧上达之无本，忧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③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卷中。由此可见，小学是龚氏治学最基本的出发点。除了小学，龚自珍也极重史学，并由治史兼及掌故学与地理学。他的祖父龚敬身嗜好《汉书》，家藏汉书六七部，又有手抄本，见《己亥杂诗》第六十九首及其自注：

吾祖平生好孟坚，丹黄郑重万珠圆。不才窃比刘公是，请肄班香再十年。（为《汉书补注》不成，读《汉书》，随笔得四百事。先祖匏伯公批校《汉书》，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④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

在《尊史》一文中他提出“善入”“善出”的观点，认为治学要“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⑤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续集》卷一。认为“道由史出”，强调了史学的重要性。

小学和史学二者源自龚自珍的家学，又都是考据学中的基础，二者紧密结合，互相联系渗透，构成了龚自珍治学的基础。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明确提出了由“文字”入“史籍”，由“史籍”入“史统”的总体思路，可窥见他早年为学治经的基本理路。

龚自珍早年曾一度认为小学与考据学没有经世治国之用，甚至目为饾饤琐碎，而极其向往“通经济世”的学术目标。《农宗》一文中提出他的治学理想是：“撢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⑥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卷上。甚至认为要善治天下一定要审时度势，不能死守经史。这在《对策》一文中更为全面地展现出来，他提倡从经史出发，善观当世的政局形势，任用贤才，既要有本源依据，又要学会通变。他说道：“至夫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⑦张祖廉：《娟镜楼丛刻》，丙帙《定庵遗箸》。

认为平治天下要守经史以为本，又要学会适当地权变。都是极有见地的政论。

龚自珍早年这种以经史通治世的思想主要是受到了章学诚的影响。章氏以史学闻名于当时，作为浙东的乡贤，龚自珍受其影响较为直接。龚自珍“五经为周史”“道由史出”的观点皆承袭章学诚。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提出：“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⑧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4－595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章氏的经世思想对龚自珍的影响。章学诚多言事变，提倡创制，认为治世不可全从六经中求，主张通今致用，《原道下》说道：“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民国十一年（1922）嘉业堂刻本，《文史通义》内篇。这不但对龚自珍早年的经学研究有所影响，而且是龚自珍经世思想形成的一大源头。

（二）嘉庆二十四年以后：以考据学为基本理路，以公羊学为经世之方

基于家学中辑佚、辨伪、目录、校雠等对他的影响，龚自珍的治经路数是以考据学为根基的。他被时人推崇的经学著作皆为此类，《六经正名》《春秋决事比答问》《大誓答问》等皆然。《大誓答问》二十六篇，纯用考据之法，其说又以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为尊。他考蒙古诸篇，则重字类声类，欲以文史通舆地；录古经群书，则重辑佚辨伪，欲以考据通经籍；说金石碑文，则重定字正名，欲以彝器通礼乐。龚自珍治经以考据作为基本理路，但在他看来，经籍考据又不能成为通向“经世济用”理想的途径，所以他又渐渐地走向治《公羊春秋》之路，将微言大义之学作为自己经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龚自珍第一次提到“三世说”是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他援引何休《公羊解诂》中的“三世说”，旨在用三世中的“衰世”来印证晚清的世道衰庸。其后，嘉庆二十四年他春闱不第，在京师遇到刘逢禄，开始治《公羊春秋》。龚自珍本志在“通经致用”，《公羊春秋》中微言大义的治学理路正好切合了他的志向与个性，所以他遇到刘逢禄则如逢甘霖，如遇知己。他甚至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见《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龚自珍撰，邓实校：《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宣统二年（1910）风雨楼刻本，附录《（龚定庵）集外未刻诗》。此后他的著作中有了更多的关于“三世说”的发挥，如《五经大义始终论》《春秋决事比答问》等文。道光十九年，龚自珍撰成《春秋决事比》六卷，仍惦念已逝的刘逢禄，在《己亥杂诗》第59首中又说：“端门授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②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可见他对公羊学有深厚的认同感，也有传承和开拓公羊学的决心。

综合性地考察这段时间龚自珍的治学情况，他的治学方法仍以小学和史学为本，不断向地理、掌故、金石考据等方面拓展，其治学仍不脱离古文经学的基本方法。治公羊学时则是文本考据与义理阐发两者互不偏废。龚自珍关于《公羊春秋》的学术专著当为《春秋决事比》六卷，今佚，关于文章内容与治学理路，我们可以从《春秋决事比自序》和《春秋决事比答问》五篇中窥见其概貌。他在《春秋决事比自序》中自道治学的基本理路和参考的经籍说：“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谷梁氏，下采汉师，总得一百二十事。”③龚自珍著，王文濡编校：《龚定庵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定庵文拾遗》第13页。可见他撰《春秋决事比》的基本态度是“兼用古今文”。查考《春秋决事比答问》诸篇，可知他的治学基本方法尚以考据辨析为主，并未脱离他原先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

三、光绪以降对龚自珍经学评价的偏误

龚自珍的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历来为人所重视，也多为人所非议，公羊学甚至成为了人们判定他弃家学而转今文经学的主要依据。徐珂《清稗类钞》“经学有北南二派”认为：“（古文经学）三传而为自珍，又转入今文学一派。此无他，师承之严重不如汉京，故学者但随风气为转移，遂不惜背师而驰，自乱系统。”④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03页。此类论断未免有失公允。

道光至同治年间，经学家一般认可龚自珍能传其家学，并长于治《公羊春秋》。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掌故、世情民隐为质干。”⑤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45－246页。对于龚氏的经学，李慈铭也肯定道：“璱人承其外王父段氏声音文字之学。”⑥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册，第876页。当是时，古文经学的考据方法尚为治经学的主流，公羊学并不引人注目，甚至被视为异端，当时对龚自珍经学的评价是首先肯定其能传家学，而对他的公羊学则褒贬之声并至。

光绪年间，“经世”之风渐起，龚自珍的文章被当作“经世致用”的典范加以宣扬，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将龚氏当作“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7页。，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龚自珍、魏源定义为今文经学家，他说：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八册，《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55－56页。

后世学者受其影响，谓龚自珍、魏源为晚清今文学派的领风标杆与主将功臣，认为他们昌大了常州学派的影响力，并列名于庄存与、刘逢禄之后。杨钟羲《雪桥诗话》便说：“自庄方耕宗伯喜谈微言大义，于廷、申受皆庄氏甥，推衍遗绪，学者多言西汉，龚魏从而昌大之，许郑之风微，而新周改制之说起矣。”②杨钟羲：《雪桥诗话》，民国二年（1913）刻本，刘氏求恕斋刊行，卷十一。

在学风转变的总体背景之下，这种说法虽昌大了龚自珍和今文经学的影响力，却稍有郢书燕说之嫌。叶德辉《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呜呼！此亦岂先生逆亿所及者哉？先生虽不幸以文儒终，身后复为世诟病，文人命厄，奚至于斯！”③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认为龚自珍的学说被裹挟于晚清的政治纷争当中，被各种思潮不合理地加以宣扬，特以此说为龚氏鸣冤正名。

由于龚自珍被冠以“今文经学家”的名号，后世指斥今文经学者其针锋多直指龚氏，其说须明辨。朱一新极力贬斥晚清的公羊学说：“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论，西汉大师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鲜不以为悖理伤教。故为此学者，稍不谨慎，流弊滋多。……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④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葆真堂刻本。又批评龚自珍道：“定庵以此为宗，乌足自名其学？”⑤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龚自珍治经兼善古今文，始终不背家法，前文已述。至于非常可怪之论者，西汉时，公羊学与当时流行的阴阳谶纬之学融汇并行，故多非常可怪之论；当晚清之时，挟非常可怪之论者前有宋翔凤，治经喜援引谶纬之说；后有廖平，晚年为学近于臆逞，终于说怪。龚自珍本人则崇尚事实考证，而力避伪说，对五行谶纬深恶痛绝，在《非五行传》等文中对刘向的灾异之说洞若观火，严肃地指出“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⑥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编》卷三。，贬斥之意清晰明了。

至于章太炎谓龚自珍为“汉种灭绝之妖”⑦章太炎：《校文士》，《民报》第十号，1906年12月。，认为龚自珍、魏源诋斥古文，则出于经学门户之见。钱基博便说：“（章太炎）于后生崇信之龚自珍，极口诋排，至以为‘汉种灭亡之妖’焉；世或以为不允也。”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4页。认为章太炎在《校文士》一文中评骘他人时已得失兼有，对于龚自珍的评价更具“诋排”意味。当以钱说为是。

综观龚自珍的著述，当时所谓 “今文学”与“古文学”，多针对《尚书》的今古文而言，而称西汉的今文经学为“博士之学”，后“今文经学”之名渐起，且颇矜门户。皮锡瑞《经学历史》指摘龚自珍说：“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⑨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页。今文经学家一般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之前并没有六经，而龚自珍在《六经正名》开头便申明“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⑩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编》卷三。的观点，又提倡“六经皆史”，这与当时“今文经学”的立场明显抵牾。

若从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发展角度看，西汉时立五经博士为官学，博士一家专治一经，说经必本自家学师承，于他家之说无所取用，治学门户甚严。至东汉而古文经学风渐起，很多经学家走向了不矜门户，今古文兼善，兼治多经，兼容并包以求精当的治学理路。正如刘师培所说：“盖东汉经师，大抵实事求是，不立门户。许叔重治古文学，而《说文》之释姓氏也，则言圣人无父而生，用今文家说。《毛诗》为古文学，而郑康成作《诗笺》则多采三家之说。无识陋儒斥为背弃家法，岂知说经贵当，乃古人立言之大公哉！”①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第九册《国学发微》。这种治学方法与龚自珍的经学理路是息息相通的，龚自珍治经不主张门户之见，形成了古今文兼容并包的经学格局，而这种治学观念又主要源自段玉裁。

《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中提到段玉裁关于治经的主张是不专“博士说”，也不专“古文说”，即提倡古今文兼备的经学路数。龚自珍在《春秋决事比自序》中说明自己治公羊学时以《公羊春秋》为本，又间采《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便是不矜门户、兼容并包的。如果按照当时“今文经学”的治学立场，龚自珍不当是今文经学家。申而言之，龚自珍所处的嘉道年间，经学尚未有“今古文”的门户之分，龚氏本人亦不矜门户。故无论从经学立场、家学渊源、经学路数的任何一方面观之，他都不离古文经学一脉。

嘉道年间，公羊学自庄存与开风气，作《春秋正辞》，始讲微言大义，后有刘逢禄、宋于庭传其学，再传至龚自珍、魏源，至光绪年间而风靡一时。嘉道间治公羊学者大都不能脱离考据学的根基，以治古文经学为本而兼善公羊学，庄存与、孔广森、龚自珍、魏源莫不如此，其后王闿运、廖平等人的治经理路亦如出一辙。这并不脱离古文经学的治学范畴，时人并不因治公羊学便谓其为今文经学家。龚氏兼治公羊学，与其家学并不抵牾，所以对龚自珍经学的定位应该是兼善古今文，从小学入经籍，以古文经学为本，兼治《公羊春秋》为当。

当代学者研究龚自珍的经学，多未追溯其本源，将龚自珍的经学归入今文经学一派，实则不然。陈其泰《龚自珍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曾总结说：“他并没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成为一个古文字学家。后来他向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也并没有成为象宋翔凤那样傅会谶纬迷信或专讲 ‘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家。”②陈其泰：《龚自珍的史学思想》，《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清代公羊学》一书中也认为龚自珍论《左传》《史记》兼用古今文之说。③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陈铭《龚自珍评传》一书中提到龚自珍的治学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同样认为他的经学兼善古今文，文中提到：“他学今文经学，并不排斥古文经学，而是兼济两家。”④陈铭：《龚自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近年来，黄开国也认为龚自珍的经文经学“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⑤黄开国：《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可见对于龚自珍的经学，应当结合他的家学渊源，合理定位其学派归属，同时，对于龚自珍在古文经学方面，特别是小学方面的成就，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

四、结语

光绪年间，政局日变，变革之风日盛，时人以龚自珍为思想变革的旗帜，借以宣传维新与民主思潮，片面夸大了龚氏“逆”与“变”的思想，而忽视了他的宗族观念和家学渊源，导致了对他经学的评价与定位产生了诸多偏误。其实龚自珍只是政治变局的“先觉者”与“先忧者”，当时他也只是提倡托古以革时弊，他在《己亥杂诗》第44首中说道：“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⑥龚自珍：《龚定庵全集》，《定庵文集补·杂诗》。其中“古时丹”大概指的是王安石主张的相关改革措施，他的见解并不能超越时代的主流思潮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提到：“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八册，《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页）大致可以说明当时的时代思潮多是以复古革时弊的，龚自珍的思想并未超越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