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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诗的形成

2015-06-05颜庆余

古典文学知识 2015年3期
关键词:诗题文选编者

颜庆余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有“杂诗”的类目,收诗93首,其中31首题为《杂诗》,62首另有诗题,如曹植《朔风诗》、陆机《园葵诗》、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谢朓《始出尚书省》等。《文选》所立“杂诗”类目,究竟有何含义,所收诸家《杂诗》究竟出于作者自拟还是编者代造,杂诗是编集时的权宜之计还是具有相同取向的一种诗体?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窃以为,只在选学范围内研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文选》是出于精心编纂还是仓促成书,本身就充满争议,“杂诗”的性质,需要放在古代诗集编辑的背景下才有望讨论清楚。

先说诗集编辑之前的杂诗卷子。

日僧圆仁编于承和十四年(847)的《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和《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分别著录《杂诗一帖》和《杂诗一卷》,作者、编者均不详。日僧圆珍编于唐大中八年(854)的《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著录有:

《舜帝峰》为首杂诗一卷;

诗集一卷,七十二首,《题李山人所居》为初;

杂诗一卷,册子,七十八首,《寄娄渠牟》为初;

杂句一卷,一百二首,《送刘大皂》为初。

旧诗一卷,《题仙坛》为初,总三十首。

这些杂诗卷子,不是具有一定体例的诗集,而是抄写在卷轴上的一组诗篇,并非一人所作,也没有统一的题目或主题。圆仁在编目时只说《杂诗一帖》和《杂诗一卷》,因为在他所编两种书目中,都各只有一种抄诗的卷子或帖册。而在圆珍所编书目中,抄诗的卷子不只一种,作为区分,圆珍需要写明某一卷子展读时所看到的第一首诗,他的用语是“为首”或“为初”。这些杂诗卷子,当然不会在卷首题上“杂诗”二字,而只是编目时出于著录需要而赋予的名称。至于有些卷子称为杂诗,有些则称为诗集、杂句、旧诗,原因不得而知,然而称呼不一正说明杂诗只是一种随意的称呼,并非定名。

这种情况在书史上尤为常见。例如元人鲜于枢书《王安石杂诗卷》,包含王安石《题侍郎山水图》、《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示元度》、《奉酬约之见招》诸首。卷末鲜于枢跋曰:“右荆公杂诗。至元辛卯二月八日过君锡真味堂,出纸命书,遂为尽此。”这里的“杂诗”,是鲜于枢对所书王安石四诗的统称。鲜于枢又有《唐人杂诗卷》、《唐人杂诗册》,其他书家传世的杂诗卷子还有很多。

以“杂诗”来统称一组诗篇的惯例,一直沿续至今。例如敦煌卷子保存不少零篇残什,不署作者,或者不是出于一手,脱佚题目,或者没有统一的主题,对于这些零杂的诗篇,现代学者也以“杂诗”命名,如伯3000《阙题杂诗丛钞》十二首,伯3353《五言杂诗丛钞》四首,斯5648《杂诗丛钞》十一首。

再说编定行世的诗集中的杂诗卷。这里以唐人别集为例:

宋刊小字本《骆宾王文集》卷二至五,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明嘉靖刊本《张说之文集》卷二至七、九,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蜀刊本《王摩诘文集》卷五、六、九,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刘梦得文集》外集卷五,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三、五、六、七、十,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刊本《张承吉集》卷一、二、十,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蜀刊本《张文昌文集》卷一至四,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宋钞本《丁卯集》二卷,卷上总题“七言杂诗”,卷下总题“五言杂诗”。

宋刊本《杜荀鹤文集》卷一至三,每卷卷首总题“杂诗”二字。

这些唐人别集在编辑上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即其中若干卷诗都在卷首总题为“杂诗”,而卷中所收篇章都各有具体的诗题,体式上则是古近体杂罗不分。唐以后别集编辑的常见体例,有编年、分体和分类等,都是具有一定体例的编辑方式,也有将作者生前自定的各种单行小集汇合的方式,如杨万里一地一集,传世的《诚斋集》就是各小集的汇刊。这里所举诸种唐集,显然没有一定的体例,编辑时只是将搜罗到手的诗篇汇总成集,每卷卷首总题为“杂诗”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编者将搜集到的各种杂诗卷子汇合成编,稍加整饬,却没有进一步依照某种体例重加编排。因此,这些唐集中的杂诗卷,想必是简率的编辑中留下的痕迹。

另外,《隋书·经籍志》著录江邃《杂诗》七十九卷,刘和注《杂诗》二十卷,《二晋杂诗》二十卷,谢灵运《杂诗钞》十卷。这些以“杂诗”为题的总集,大概也是出于简率的编辑,没有明确的编纂宗旨,也没有一定的编次体例,只是将若干不同来源的杂诗卷子汇合成编。

后说编定行世的诗集中的“杂诗”题。

以《文选》为例。《文选》卷二十九曹丕《杂诗二首》,李善注:“集云《枹中作》。下篇云《于黎阳作》。”卷三十陶渊明《杂诗二首》,在陶集中,是《饮酒二十首》中的两首。这是有本集可证的两例,两例都表明《杂诗》的题目出于编者萧统之手。《文选》中的其他《杂诗》,没有本集可证,不过旧题唐王昌龄《诗格》卷二说:“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意思是说,这些诗篇原有题目,因失题而暂且题作“杂诗”。“杂诗”的题目未必都是出于《文选》编者,如西晋张翰《杂诗》,在刘勰《文心雕龙》卷八引作“季鹰杂诗”,可见刘勰所见已题作“杂诗”。

在诗集编辑中,遇到诗题脱佚的无题诗时,“杂诗”就成为编者可资运用的手段。这或许可以解释一种现象:在古代诗歌流传中,脱去诗题的作品经常题作“无题”,而在流传中残佚严重的先唐诗歌,诗题脱佚的情况随处可见,却并没有题作“无题”的作品。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先唐时期的“杂诗”已经具有后世“无题”的编辑功能,既有“杂诗”,何必再有“无题”。

以上三方面的资料,大概可以证明,杂诗是古代诗集编辑中的一种手段。在进入诗集之前,一组抄写在卷子或册页上的诗篇,如果需要有一个名称(如编纂书目时),可用“杂诗”来指称;在进入诗集之后,如果没有依照某种体例重作编排,就可能保持资料来源的大致原貌,将若干杂诗卷子(或册页)汇合成集;在编定诗集时,如果所收诗篇原本无题或脱佚诗题,编者出于编辑的需要,可以赋予“杂诗”的题目。

以上所举文献及讨论的问题,都是从编者(作者之外)的方面考虑,下面接着讨论作者所使用的“杂诗”,此时的作者实际上也经常处于编者的位置。

元稹《进诗状》:“臣某杂诗十卷……自古风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朋友戏投,或以悲欢自遣。”

元稹所进呈的杂诗十卷,只粗略区分成古体(“自古风至古今乐府”)和近体(“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两类,尚未编定成集,也没有拟定集名,因此权且称之为杂诗。元稹还在另一场合使用“杂诗”一词,《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后辈好伪作予诗,传流诸外。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篇,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在寄给白居易的诗简中,元稹没有指明两首伪诗的题目,想必是不愿多费笔墨,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用“杂诗”一词带过。

在元稹那里,“杂诗”可以用来指称几卷诗,也可以用来指称几首诗,这种用语的习惯在唐宋以后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在唐代士人行卷以及唐宋以后友人投赠中,杂诗卷子是经常出现的类型。略举数例:

唐杜牧《上宣州崔大夫书》:“今谨录杂诗一卷献上。”(《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樊川文集》卷十三)

唐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杂诗五首,谨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清光绪刻《常州先哲遗书》本《萧茂挺集》)

宋刘攽《为人以文章与知己书》:“谨录古律杂诗若干首,拜献左右,伏惟少加材择。”(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彭城集》卷二十三)

宋吕南公《复傅济道书》:“所示古律体杂诗一轴,辞致良佳。”(《四库全书》本《灌园集》卷十二)

作者自己书写近作或代表作,形制通常是卷轴,用以投谒主司和名流或寄赠友人。这些书写在同一卷子中的诗篇,显然是临时的组合,并非传诸后世的诗集的形态,“杂诗”在这里显然也是一个临时的指称。至于作者在自定诗集时,想必不太可能采用“杂诗”这种临时的指称。

从以上举证可知,“杂诗”在宋以前基本上是一种编辑的手段和临时的指称,不具有诗学的意义,不成为一种诗体,也不指向某种特定的风格。《文选》设置“杂诗”类目,想必也是出于编辑的需要,将一些不好分类的诗作权且归入“杂诗”中。在历代总集中,《文选》的“杂诗”类既无前例可依,也没有得到后世的沿用,显然不是精心设计的类目。严格地说,“杂诗”不是正式的分类,而是编者的权宜之计。

杂诗被赋予诗学的意义,大概源于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九王粲《杂诗》题下李善注曰:“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此处的解释并不合事实,并且显然与曹丕《杂诗二首》注引本集之间存在矛盾。不过李善注影响深远,后来者多接受李善的解释,误以为《杂诗》的题目出于作者自定,进而探究作者命题的用意。后来者效仿选诗的风格,将所作自题为《杂诗》,《杂诗》由此开始具有诗学的意义,多被看成感兴式的自我抒情,私人化的独语和思索。《杂诗》从一种编辑手段到一种具有特定风格的诗题,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

陶渊明集中有《杂诗十二首》,杜甫集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陶集、杜集都不能确定是否出于作者自定,因此这两组诗的题目是否作者自拟,也不能确定。不过后世作者确实经常将一时一地所作的组诗,命名为《某某杂诗》。例如明人杨一清有《茅山杂诗卷》手迹传世,凡诗六首,卷末跋曰:“往年诸作皆一时偶兴,石溪乃标之卷轴,且请乔白岩题其首。今以示予,复请书茅山杂诗。”在编定行世的诗集,这样命题的组诗很常见,例如宋人曹勋《松隐文集》中有《游庐山途中杂诗》三首、《台城杂诗》七首,刘弇《龙云集》中有《莆田杂诗二十首》。诗题中“杂诗”二字的性质,杨一清跋语中清楚地点明是“偶兴”。

最后顺便说到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杂诗”问题。检寻这部先唐诗总集,可以看出“杂诗”的分布规律:先秦两汉未见,刘宋以后寥寥,“杂诗”集中出现于魏晋时期。这种现象需要解释,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文献流传的偶然因素。窃以为这种现象与别集的形成过程有关。先秦两汉还没有形成别集的体制,那时的歌辞、谣谚和徒诗大多原本就无题,并且都依赖于史籍的记载而传存下来,后世总集编者(如明人冯惟讷)多依史辞而代造题目,因此没有出现“杂诗”的可能;刘宋以后,诗篇都有题目,作者大多自编集子,不必劳驾他人或后人裒辑,因此,由于失题而需要编者权且冠以“杂诗”的机会就大大减少;而在魏晋时期,别集初兴,很少由作者自编,多由后来者搜亡存逸,编定成集,其间因无题或失题而需要编者代造诗题的现象就很普遍,“杂诗”承担这种编辑的功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751095)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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