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人士写作的史书时有出版。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已经出了好几本，发行量很大。毛佩琦教授作序并大力推荐。有明史专家告诉我，书中有不少硬伤；也有明史学者说，这书写得还不错，至少作者认真读了《明史》。在我看来，这类历史作品，就当野史看好了，对普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还是有益的；更何况闲来读这样的书，总比打麻将通宵达旦，甚至做更无聊的不良消遣，要好得多！

事物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多样性。历史也是如此。有官修的正史，有民间写的野史；而且野史的资格，比正史还要老。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史，把司马迁的《史记》列在其中。其实，《史记》就是司马迁写的野史，所以才能把汉高祖的流氓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把吕后的残暴行径，揭露得体无完肤。鲁迅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看《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喜马拉雅山，后人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官修正史是为改朝换代的胜利者唱赞歌的，甚至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脸的假正经。而野史常常拆穿假面具，露其原形。例如，南宋偏安一方、在残山剩水间作威作福、悍然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及当过塾师、一脸仁义道德的秦桧，人们只有读了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明朝才子文征明的咏史词、清代陈玉澍《后乐堂集》的史论，才会认识到南宋有个以宋高宗为首的“五人帮”。文征明的词说得好：“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宋高宗之欲：如打败金人，迎回徽、钦二帝，他的“九五之尊”就没了。又如朱元璋，坐上皇帝交椅后，马屁精们把他塑造成神，但到了明中叶，《翦胜野闻》、《闲中今古录》等野史蜂起，让朱元璋走下神坛，还原成人：他有剥人皮的国家恐怖行径，也有给出版书籍免税的大智之举，更有承认自己好色、将犯有小过的美丽妓女当庭释放的菩薩行为。大体说来，历代王朝的中叶及末年———易代之际，是野史的两个高潮时期。前者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老皇帝去世多年。正如高尔基所说，说掌故，道野史，有好事者或有心人笔录成书，便成了一本又一本的野史。在朝代行将更迭或更迭后之际，皇权衰弱，具有忧患意识传统的知识界，不甘陆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纷纷著书，力求记录历史真相。翻翻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就可以知道，明末清初的野史，简直多得不可胜数，成了今天史家研究明清史的珍贵史料。野史还包括通俗的讲史之作，如近代蔡东藩的历史演义，《明宫十六朝演义》、《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等，因其通俗易懂，拥有广大读者，直至今日仍一版再版。当然，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这些通俗史书，往往把传说当成真史，甚至添油加醋，编造历史情节。不过，普通读者不过是拿它休闲，像嗑瓜子、剥花生一样，哪里管那么多，历史学家不必大惊小怪。

明朝弘治年后，朱元璋的影响越来越小。随着明朝的灭亡，关于他的一些不同说法越来越多。人们把他的不得人心处放大，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而对他身边的大臣谋士，却给予了拔高到神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帮助皇帝打胜仗的刘基，地位自然抬高了，民间的传说也越来越向神仙靠拢。

史料看，这一时期刘基的后代，开始神化刘基，民间野史更不断编造故事，越说越玄。真正把刘基形象从人抬高到神的，是小说《大明英烈传》（又名《英烈传》、《皇明英烈传》等）以及《烧饼歌》。《大明英烈传》虽是小说，但以朱元璋建国立业为蓝本，以史实为依据写成，因此在民间影响极大，很多地方还改编成戏剧上演，直到现在还有被改编成电视剧。但此书对刘基过分渲染，把他描写成奇人奇才，对后世认识刘基作了很大误导。刘伯温神话化，就从此书开始。

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饱尝内忧外患，百姓生活穷困潦倒。这种情势下，迷信活动、民间神话渐渐占据社会地位，成为日常生活的部分，百姓借助这些活动和故事寄托个人的愿望。也可以说，社会格局的变化，为这种民间活动提供温床。因此，刘伯温的《烧饼歌》在民间渐渐出名。这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发生的事，甚至明亡后数百年的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但陈学霖教授考订，刘伯温的《烧饼歌》并非刘伯温作，而是光绪年间的假冒之作；北京建城与刘基毫无关系，刘基也从未到过北京。

刘基从人到神的演变很耐人寻味。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改变，政治的腐败，独特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促使产生神话的土壤，出现迷信活动，从而产生比如刘伯温这样的神话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变迁的侧影。

选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