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征辉

不把老蒋放眼里

◎ 滕征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接到了叔父叶恭绰的一封信，说老家闹分家，小妾潘氏无知，要把保管的国之重宝毛公鼎给卖了。叶恭绰嘱托道：“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到外人手中，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叶公超不敢怠慢，火速赶到上海。

潘氏争夺家产计划受挫，一怒之下向日本宪兵告了密，多亏叶公超提前一步将毛公鼎藏了起来。在随后的突击搜查中，日本宪兵搜出了大量的字画和两把手枪，当即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监狱49天，经历了七次提审，硬是咬牙挺了过来。最后，还是家人仿造了一个赝品，加上重金保释，叶公超方才摆脱牢狱之灾。

经此事件，回到重庆的叶公超再也没有心思去大学教书了。在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鼓动下，他毅然地投笔从政，凭借优秀的外语能力做起了外交官。“毛公鼎事件”成为叶公超一生的转折点。

1949年到了台湾后，叶公超先后担任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他的作风依旧不改，在任上公然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出使”美国的时候，他不用讲稿，出口成章，讲毕全场鼓掌，历时数分钟不息。

叶公超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放不下文人的傲气和身段。他自己也知道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1954年，他曾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

在官场上，他不仅和顶头上司陈诚不和，还从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外蒙古入会案。蒋介石早在1946年就反对外蒙古脱中，所以台湾地区的地理书里一直都涵括外蒙古。当时叶公超觉得台湾当局的“外交”处境艰难，自作主张地投了赞成票。他不仅不听蒋介石的指示，还声称：“他懂什么‘外交’？他连问题都搞不清楚！”蒋介石勃然大怒，急召他回台湾，罢免了他的“驻美大使”。

（摘自《民国大人物·文人卷》台海出版社 图/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