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浅草社成员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赵海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浅草社作为一个新文学社团，他们除了在新文学创作与西方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上不遗余力，还非常重视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们广泛借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以及相关的哲学理论来重新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他们的这种尝试是五四期间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新文学社团;浅草社;古典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新文学社团像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初期由少数先驱侧重破坏旧文学转向建设新文学了。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就是这春潮中的一支。它包括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罗石君、赵景深、李开先、游国恩、王怡庵、汤懋芳、陆侃如等二十余人。他们都是不愿介入当时文坛的论争，主张各种文学流派并存，只忠于内心、忠于艺术的新文学青年，其中多为京沪两地的大学生。他们抱着对文艺共同的追求组建了浅草社并先后自费创办刊物两种，即只刊登创作的《浅草》季刊和兼顾论文、译述、介绍、创作、杂文等的《文艺旬刊》(18期开始改为周刊发行，21期开始正式更名“文艺周刊”并独立发行，共51期)。其中在旬刊(包括周刊)上刊载了一批关于古典文学的文章：论文有赵景深的《<西游记>在民俗学上的价值》(第1期，1923年7月5日)，汤懋芳的《初民的诗歌》(第2期，1923年7月15日)，李开先的《论曹子建诗》(3～4期，1923年7月26日～8月5日)、《叙事诗之在中国》(5～6期，1923年8月16日～8月26日)，游国恩的《司马相如评传》(13～17期，1923年11月15日～12月25日)、《读<儒林外史>》(19～23期，1924年1月18日～3月4日)、《樊川诗话》(48～51期，1924年8月26日～9月16日)；罗石君的点评《金和的<兰陵女儿行>》(第5期，1923年8月16日)，活川的随笔《供研究<西游记>者参考》(第9期，1923年9月25日)和陆侃如的《读诗杂记》(第36期，1924年5月27)；共计10篇。就其数量来说还不足以形成一定的气候，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让它们总被研究者忽略；然而就其篇幅和连续性来说，这足以反映出浅草社成员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视。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一个新文学刊物为何会刊登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这些新文学青年将会怎么看待、评价古典文学？他们的观点是否具有新的特点？其文章和传统文章有没有什么不同？这一些列问题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细读这些文章，发现果真有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学术现象。

浅草社这批吸收了新文化思想的青年，颇有一些疑古的自信和胆量，面对古典文学的一些现象、人物和著作，他们更是有些评点江山的豪气。删定《诗经》自古以来都被当作是孔子的功绩而广为传颂，但是李开先却将其看作是销毁民族文化的行为，他认为“自民族遗传下来的文学产业是宝贵的，即使不能够照样保存，也不应该删改之、桎梏之，甚至不高兴，就把它们割来丢了。(孔子)在‘王道人伦’上虽然作了功臣，文艺界却不免成了罪人啊。”①游国恩对杜牧、司马相如以及《儒林外史》都作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评价。他评价杜牧的诗时打破前人笼统、简单的称赞，先从杜牧诗的思想情感入手，结合其生于宰相之家，而位不过八品的生平遭遇，发现诗人内心的追求始终在建旷世之功上，然终不能如愿以偿，所以借诗来寄托精神，却并不十分在意其工拙。那些常读来“意气昂扬，与会飙举”②的诗却多是他“想到怎样就怎样写的”③。接着将其诗分类与归纳，每一类都举若干实例来仔细点评，详说其在艺术上的优劣。指出其说理诗多是信笔写来的；咏物诗多数呆板、不自然，总不见佳；抒情诗，尤其是写今昔之感的，读来又婉转，又凄凉，着实语语动人；叙事诗量极多，好的也很不少。最后还点明杜牧诗的格调和风味与初盛中三唐不同，很能体现晚唐的时代特色。这详细的立足于实例的评点并非是前人用几个总括性的短句就可以做到的。在《司马相如评传》中，游国恩就司马相如的生平和赋作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发现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早于《高唐赋》《神女赋》，以及《大人赋》早于《远游赋》；多角度力证这三篇的原创性，推翻以往的“仿宋玉”、“袭屈原”之说。接着逐一分析包括《长门赋》在内的代表作的艺术成就，进而得出司马相如是一个创造性的文学家的结论，评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于此同时，他还注意司马相如曾为教蒙童而作的《凡将篇》和《急救篇》，说明其在小学方面的成就。这篇评传中同样有大量的考据，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游国恩还从“时代背景”和“作者个性”两个角度入手，对《儒林外史》做出了高度评价——我国小说能够把这两点活现出来，头一部就要数《儒林外史》了。在旬刊第五期中同时刊出两篇关于叙事诗的文章，即李开先的《叙事诗之在中国》和罗石君的《金和的<兰陵女儿行>》。两人都认为叙事诗在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应该予以重视；而中国的叙事诗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很不发达。

“五四”以后短短几年时间，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以及相关的哲学理论都先后涌入中国。浅草社的成员们不但吸收这些理论来进行文学创作，还借鉴来批评古典文学。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借鉴并非都对，但是在当时，这些尝试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况且从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大多数都是经过仔细甄选，是成功的借鉴。赵景深的《<西游记>在民俗学上的价值》就采用了创于英国的民俗学的学科理论。开篇作者先对当时一些流传的看法——和尚的禅门心法说，秀才的理学说，道士的金丹妙药说和胡适的“有一点骂人的玩世主义”说——加以批驳，说这都是些牵强附会的观点，是研究《西游记》的大忌。他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处处显露初民野蛮气息，实在不像近代的“人化”的《西游记》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一部民间故事的综合体，认为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才最有价值。这确实为《西游记》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汤懋芳在《初民的诗歌》一文中直接引入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分类，泰纳的“文学三要素说”以及日本赖成的“诗是依于言语之美的价值之表现”的定义等外国理论，将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上古诗歌，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挑战。汤懋芳认为初民——“他们最从石器时代移到金器时代，从个体的生活渐变为社会的生活的一个连接”④——的诗歌有研究的价值。大凡人类都有诗的材料、诗的本能，初民当然不在例外，而好似诗歌尤为初民的天性。中国粤西之猺人、蜑人，和四川、贵州的苗人都有好歌的习惯。他进而分析初民诗歌的三种动机，即发于好奇心，发于慰藉，发于滑稽；以及三种作用：取便记诵，激励战斗，两性媒介。李开先、陆侃如、罗石君三人都吸收了西方关于诗歌的分类方法，表现出对伟大的叙事诗的神往，致力于在我国诗之海洋中发掘叙事诗的踪迹并进行不遗余力的介绍与研究。罗石君评点了金和的《兰陵女儿行》，李开先将南宋黄公度的叙事诗《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介绍给读者，并在文章最后发出倡议：“请大家共同去发现未曾发现的中国叙事诗。”⑤其中从民族、环境、时代的角度分析我国叙事诗不发达之原因，亦是泰纳的理论给予的灵感。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中，向往民主、自由、科学，提倡个人价值体现的浅草社成员们，对于旧的伦理道德和文学观念自然是想极力批判的，而和当时盲从的大多数人的无理谩骂与空洞口号相比较，他们的文章中充实着理据，当然更为有力，更加深刻。中国何以没有伟大的叙事诗？李开先认为这种充满奇异色彩，像大海一样自由，没有规矩，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文学在讲求伦理、规矩的中国自然是不容易生长，即使生长出来了也被“载道”主义删改了：

伟大的叙事诗，多半是民族的。因为它是以民族的精神，社会的理想为骨干，一面再加上神话的流传，环境的反应，便自然会生成一种惊人的东西出来。我们中国本来就少民族的(非个人的)文艺作品，当然范围就不免小的多了。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无论如何伟大，但究竟终是一个人的。况且中国文人向来有一种偏见，对于文艺的赏鉴，多半是取“载道”主义，凡属神怪奇异的东西，都排除在“不经”“不语”之列。所以有许多很奇伟的传说，便被摈于文艺的大门之外了。这自然是叙事诗最厉害的一剂堕胎药。⑥

这段控诉一语双关，即指斥了重礼教的社会氛围不利于承载民族精神的叙事诗的产生，又谴责了载道主义对民族文学的二次扼杀。面对陈雨侯不明“封禅”为古礼就妄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惑人主”的看法，游国恩甚为不满，驳为谬论。这实际上也是他在对我国传统学术忽视对客观事物的考察，更不验证事实，就主观臆断的批评模式的批判；另一面，就班固等隔靴搔痒式的赞扬亦慨然喟叹：“中国批评文学界所以糟粕，就是由于人们把文学牵涉到忠君爱国上去了。”

来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由实证主义思潮演变而来——实证的科学方法是浅草社成员研究古典文学的根本方法。1902年梁启超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他说“所谓的科学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求真是非之所存，一也。即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例，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识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意，三也。善于比较法，矑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科学所成立之由。”⑦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贯穿浅草社成员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的始终，其中游国恩的《司马相如评传》就是严格的依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展开的，尤体现在他对于《子虚赋》、《上林赋》、《高唐赋》、《神女赋》等几篇赋的时代考据上。他们的观点的说服力就是得益于这种科学方法的运用的。经过“五四”运动的广泛传播，到了此时白话文已经公然称为“国语”了，然而当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所以他们都还是书面白话文的实验者和开拓者。成长于清末民初又亲历新文化运动，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到过西方原著或翻译文学的熏陶，这也使得他们的语言颇有些欧化的风味，这一点在有诸多翻译经验的赵景深的文章中更为明显。此外他们的文章还多用长句，且语法严谨，然而又不失清新、活泼之感的特色。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为纠文坛之偏，于1919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倡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整理国故。向来善于从古今中外各处汲取营养的浅草社成员也较早的捕捉到了这种历史趋向。林如稷在《碎感》(旬刊第16期)中，就表达了他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堪忧，他认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表面的解放或欧化一点，实际上只有些微的成绩；并指出只有抓住我国文化内在的实质和灵魂并加以疏导和广大，“方可致其得永绵而更广大，为永有新的生命辉耀之文化。”他说：

国内现在文化运动的“急务”，不但是忙忙的输贩欧西文化的工作，而是使中土文化之复兴和光大。

我所谓使中土文化之复兴和光大，也不是如一班顽固守旧者之见，拼命抱残守缺，徒迷恋于旧故之境，而不知加以整理。“穷则变”，中土文化之渐就颓，是无容为掩饰的，要想使它复兴，自非于固有的文化之渊源从而导疏，更变其新的生命，创造与时共进的文化不可。固然，我们历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实太典美隽伟，足为我们国度及民族之光荣，因此益使我们不胜爱慕之至；但其间一部分已成历史上的遗物，一部分或必须重估其值，一部分因其某种原因淹没已久，待我们整寻。总之，经此长久的年代，时势的变易，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日必新荣和创进方能自守，才能得绵延而更益光大；所以现在非急加力于整理和创植不可，因为复兴与广大是相依的。⑧

浅草社成员不参与文坛论战，却时时关心文坛走向；他们始终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不高喊口号也不偏站一边；他们不去争那“弄潮儿”的头衔，跳出文学“为什么而什么”的怪圈，只做那可以呵护文艺新苗的“农人”。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追求与自我定位，才使他们走得稳而远。我们无法证明他们是没有到国学运动的影响，但可以肯定这种在新文学刊物发表古典文学文章的现象在当时是极少的。我们也无法证明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的1927年的号外——《古典文学研究》专刊没有受到他们的启迪与影响。

注解：

① 李开先.叙事诗在中国.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6期.

② 游国恩.樊川诗话.文艺周刊,48～51期.

③ 游国恩.樊川诗话.文艺周刊,48～51期.

④ 汤懋芳的.初民的诗歌.第2期.

⑤ 罗石君.金和的《兰陵女儿行》.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5期.

⑥ 李开先.叙事诗之在中国.民国日报·文艺旬刊5～6期.

⑦ 梁启超文集.第七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87页.

⑧ 林如稷.碎感.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16期.

赵海海(1993-)，女，汉族，甘肃，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