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航标的泅渡

2017-12-05邱振刚

南方文坛 2017年6期

毫无疑问，在当今文坛上，70后作家至少在数量上是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名字占据着各个文学期刊的目录页和各种文学奖项的获奖名单，他们中间那些创作成绩得到文学界广泛承认的作家，有大量的学者分析着他们的作品，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初习写作者把他们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樣。那些各居一方的70后作家本人，则频繁受邀参加天南海北的主题研讨会，介绍着自己的创作经验、文学主张。①

然而，对70后作家的研究，作为如今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在到达现在的旺盛态势前，其实走过了一条奇特的曲线。这一曲线始于1998年第六期《南方文坛》，当时刊物编辑部以“七十年代人”为题，刊发了一组关于“七十年代生作家”的评论，这个专题由三篇文章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是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评论家的对话，一篇是题为《灵魂的自我放逐与失位——我看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的论文，作者洪治纲，最后一篇论文题为《命名的尴尬——也谈“七十年代生作家”》，作者葛红兵。这也是专业文学研究刊物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最早的专题研究。这三篇文章，围绕着《作家》杂志于1998年第七期推出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以及当时丁天、陈天桥等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写作进行了讨论。旋即，多家刊物都陆续刊发了同一话题的评论文章。“七十年代生作家”正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概念。

但是，这种研究却未能有力地持续下来，文坛内外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关注很快就消退了，有学者的统计结果表明，相关论文的发表量迅速减少，以至于“‘70后在新世纪十年处于被批评漠视的阶段”②。原因似乎很简单，就是评论界对这批70后作家的作品质量和写作姿态并不满意，自然也就很快失去了阐释的愿望，“这次的‘七十年代崛起显得比较单一，都市，青春，女性，成为这一轮‘七十年代出生人的关键词……同样孕育在‘七十年代出生人心灵中的乡土文学精神得不到展示和发挥的机会。这种情况造成了人们对‘七十年代出生人以及他们的文学写作的偏见和误解。”③

70后受到冷遇的局面，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随着田耳、魏微、李浩、王十月、鲁敏等连续发布多篇重要作品并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奖项，才逐渐发生改变。在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的十位作家里，70后占了四席，在第六届中，也占了三席。专业文学研究刊物上关于这批作家的文章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重新大量涌现。在中国知网哲学与人文科学分类目录里，按照“70后”作为主题来搜索，2003年、2004年都只能查询到一篇论文，其后，论文数量缓缓上升，在2009年，论文数量增加到五十五篇，到了2014年，论文数量首次到了三位数，有一百三十二篇之多，其后的两年也维持在三位数。这样的热闹场面，对于70后作家来说固然是一场迟到的荣耀，但其实也是一种尴尬。因为以上种种，基本上只是文学界内部的事情，并未激发外部社会的关注，也少有70后作家能够在公众视线里获得和余华、莫言、贾平凹、张欣、阎真等前辈作家以及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相似的影响力、知名度和作品销量。在文学界之外，人们对70后作家的名字是陌生的。对此，有70后作家发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力量把我们这一代人忽略了？好像我们从不曾存在，这到底是媒体还是评论家导致的结果？④

的确，几乎每一个创作水准得到认可的70后作家，如徐则臣、付秀莹、滕肖澜、鲁敏、田耳、周洁茹、李师江、陈家桥、盛可以、乔叶等，在题材选择、语言风格、文学主张等方面都早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风格标识。对于他们为何始终未能出现在读者视野中，如果将原因归结于阅读环境的变化，如纸媒式微、网络文学盛行之类，并不能解释为何前代作家的严肃文学作品，如《平凡的世界》《活着》《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多年来一直处于畅销、长销状态。他们被“忽略”的真正原因，或许还是隐藏在70后们的作品里，是他们某些共有的特质，把他们和文学界之外的读者隔绝开来。尽管有评论家对他们是否具有某种创作上的共性存有疑虑，如有人认为70后作家是一个“各自为政、难以归类的写作群体”⑤，还有论者指出，“他们风格差异极大，很难放在一起讨论。”⑥总之，认为和他们鲜明的个人风格相比，他们的共性似乎是黯淡的，甚至是无从寻觅的。但是，年龄的近似，必然意味着成长背景的近似。即使他们的生活环境遍布全国各地，但他们在年龄增长、心智成熟的过程中，毕竟面对着相似的时代风貌，人生经历被同样的社会氛围所笼罩。这种共性也必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更应该探究他们的这些共性，尤其是他们是否有着一些共同的不足，从而深化对他们的写作的理解。毕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都将是中国文学版图里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块短板

多有论者指出，70后作家整体上更加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⑦，“‘70后作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以‘日常性为表征的新的文学叙事方式和叙事空间”⑧，“直面个体的日常生活，试图从边缘化、个人化的‘小生活起步，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价值。”⑨这一论断完全符合人们的阅读印象。但这也提醒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硬币的另一面，当70后作家们对日常经验的书写日益熟练时，不擅驾驭历史题材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短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70后作家笔下，至今缺乏如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阿来的《尘埃落定》等50后、60后作家那样时间跨度大、历史信息密集，用某种高度个人化的历史观念来支撑全篇的长篇作品，这不能不说是70后作家所创造的文学景观中最直观、最清晰可见的不足。要知道，上述60后作家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年龄也不过三十岁左右。其实，即使在中短篇作品中，70后作家们也极少对民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直接讲述⑩。每当这种历史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少量出现时，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把历史浓缩为个人心理体验，最大限度地简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的描述。即便如此，无论是人物的内心体验还是外部历史进程，在他们笔下往往较为干瘪，普遍呈现灰暗模糊的色调，比起他们对当下的摹写，在文学品质上有着明显差距。这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较之前辈作家，70后写作者的宏大叙事里，有着更多的话语裂隙，不仅需要去弥补历史现场感的不足，还要克服自身思想的局限。”11

70后群体的精神成长期，正值社会形态较为稳定的八九十年代，从整体上看，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对于“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启动，并未有实际记忆。而他们在学生阶段从历史教科书习得的规范化内容，又直接塑造着他们单一模式的历史观。在他们的心智逐渐成熟时，随着舆论氛围的变化以及互联网的出现，人们接触历史的渠道已经彻底打开，通过各种媒介呈现在70后们面前的历史景观，色彩丰富，构造复杂，远非他们当初在课堂上所面对的一元化历史叙事可比。但是，在成年之后所获取的信息，无论多么新奇震撼，往往只是知识的添加，难以对已然定型的历史观念进行重塑。这带来的结果就是，70后作家在涉及历史场景的写作时，一旦发现历史并非自己脑海中的固定图式，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差异必然成为巨大的挑战。他们面临的困难在于，如果依照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模式进行创作，显然不能满足当今读者的期待，作家自己也会觉得索然无味。而如果脱离这一模式进行创作，那就等于随时和自己头脑中的历史定论相搏斗，能否顺利按照自己的预期完成作品，作品完成后能否顺利面世，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于是，简化直至放弃对历史场景的书写也就成了保险系数最高的选择，其后果就是70后作家的作品中普遍缺乏鲜明的年代感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50后、60后作家显然不是在用同样的姿态处理历史。他们可以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亲历者那里，知悉过往年代里社会的真实形态和各阶层人们精神上、生活上的具体状态，而“文革”中学业的荒废，也让他们的头脑没有被注入那么多来自历史教科书的结论，历史观念不易拘囿于单一模式中。所以，他们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心态上更加宽松，处理方法上也就远比70后作家灵活得多。尽管他们对历史的解读与呈现也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过程，但这种对历史的个性化、艺术化的表达，自有斑斓的色彩，远非70后作家对历史场景那种唯恐越雷池半步的苍白描述可比。对于不同代际作家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的不同，早有评论家予以了关注，如陶东风曾指出，“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特别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史的书写和研究，还存在很多顾虑……如何理解和书写这段历史，对一个人文学者和作家艺术家而言至关重要。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作家，50年代或6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作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比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王安忆、余华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经历和教育的缘故，这些作家已和这段历史有很深的纠结”12，“大多数70后作家及全部80后、90后作家，其创作基本上不涉及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主宰下的日常生活，也极少有书写他们的兴趣。”13

在题材选择上，70后作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们往往把笔触集中在某个熟悉的群体中，正如徐则臣、李师江对“北漂”一族，阿袁对高校教师，哲贵对民营企业家，滕肖澜对都市白领女性，盛可以对文艺气质强烈的青年女性的持续关注。当然，其他代际作家也不乏对某一人群格外关注的情況，但这种现象在70后作家当中格外普遍。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时常有自己的重点关注群体，如俄罗斯作家蒲宁的大量作品都涉及十月革命后白俄流亡者的命运，专事短篇小说写作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则格外乐于勾勒小镇女性居民形象。然而，对于70后而言，对某个社会群体的熟悉，往往并未转化为对他们精神状态和现实际遇的关切。他们选择描写某一人群，似乎仅仅因为他们的生活为自己提供了素材，作家对这一群体所投入的情感，其实都很稀薄。对于自己固定的、半固定的描写对象是如此，他们对于社会其他人群更是如此。70后作家笔下极少出现情感冲击力强烈的文字，他们讲起故事来，总是格外从容冷静。前辈作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虑，在70后作家那里极为罕见。他们所迷恋的，是对人物各种忧伤、苦闷、迷惘等微妙情绪的精细描摹。有些70后作家或许是希望对自己的情感进行更加含蓄的艺术化处理，意欲在冷静的叙述语言和内在的情感蓄积之间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但冷静不等于淡漠，如果作家的情感本身就是虚弱不成形的，这种张力再怎么苦心经营也不会出现。余华在《一九八六》中各种古代刑罚冷静细致的罗列，是以他对中国历史里最黑暗部分的强烈批判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一点，作家在语言上再怎么打磨，这篇小说都不会有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70后作家的文字缺乏温度，总体上看并非出于节制情感的需要，而是本来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心灵热度。由此可以说，作品中情感力量较为薄弱，是70后作家的另一短板。

另外，在70后作家笔下，即使有着纷繁细密的现实生活细节，从中也往往难以找到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写作中存在着另一短板，即问题意识的缺失。众多前代作家的作品，如莫言的《蛙》、贾平凹的《带灯》等长篇小说，梁晓声的《地锁》、陈应松的《滚钩》、阿来的《三根虫草》、余一鸣的《种桃种李种春风》等中短篇小说，整部作品都可以视为对社会性话题的回应，读者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希望把某些社会事件、社会话题的观察和思考传递给读者。类似直面社会深层矛盾的写作，在70后作家那里，近年来除了王十月反思收容遣返之恶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实在为数不多。在他们笔下，即便出现了涉及某一社会问题的文字，往往也是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作家希望通过将人物置于某种现实困境当中，从而为故事营造更加强烈的张力，更好地将读者吸引到故事中。作家对于这一社会问题能否解决，实际上并未予以太多的关注。这一姿态，无疑是作家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逃离。作家既然不再关注公共话题，他们的作品自然就被读者所忽略，毕竟，作家是否以艺术的形式对现实性的社会问题加以揭示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更反映出作家是否具备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济世情怀，“就艺术而言，与人类关切的许多其他领域不同，问题常常比答案更重要……因为那些问题，若运用得当，能使我们获得新的认识，一种对艺术作品必须呈现什么的崇高意识。”14

前代作家对社会热点、公共话题的关切，其实超过了很多70后作家。以不同代际作家对高校知识分子的描写举例来说，邱华栋的《教授》、阎真的《活着之上》、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中的批判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作品中大量情节都涉及了高校知识分子在灵魂上、生活上的堕落，作家对此是持显而易见的否定、批判的态度。但同样的题材到了70后笔下，处理方式上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在阿袁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市井气息骤然加重，高校知识分子那些对世俗欲望跌破了道德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追逐，作者纷纷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并以此类描写来增加阅读趣味。再比如同样是描写企业家，从较早期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改革小说、《大厂》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这些小说中都时刻矗立着一个时代气息强烈的企业家形象。这一人物所折射出的，是作家对社会变迁的深层脉络的思索。与此不同，70后作家们在观察同样的人物时，视角在由外向内转，所看到的、所描绘的，不是人物身上附着的各种来自社会、历史的信息，而是个性化的生活事件和私人化的心灵体验。在哲贵近年来的信河街系列小说里，更多的是在剖析、呈现民营企业家隐秘的内心体验，商海搏击之类的情节被淡化压缩，人物的企业家属性被更广义的“人”的属性代替。这样的人物形象，固然更具文艺范儿，但显然不具备典型人物所特有的因为集中了时代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而具备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

三个原因

至此，本文已经分析了70后作家的三块短板，即不擅处理历史题材，和情感温度、问题意识的缺失，那么，有必要对“短板”的成因加以分析。正如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所指出的，“不参考其文化背景，个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信仰，主要是由他受到的教诲，和他无意中从同伴间吸收到的东西所塑造的”15，70后作家和前代作家之所以会在写作上存在各种差异，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精神成长期，形塑着他们精神世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当然，对于写作者而言，外部环境既包括较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亦包括他们所处的文学环境。要了解70后作家创作特征的由来，也就离不开对他们精神成长期里社会环境、文学环境的考察。

70后作家从整体上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不被饥饿感所缠绕的作家。前代作家的笔下，不乏对饥饿体验的述说，这类涉及当年食物匮乏局面的描写往往都很生动鲜明，通过作家的创作谈之类文字可以看出，此类情节实际上出自于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实际上，也的确有众多50后、60后作家是通过写作把自己从艰辛窘困的生存处境中拯救出来的。但是，这类文字在70后作家笔下却基本绝迹。这是因为，这一批作家在成长时所面对的物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亿万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就意味着，70后作家们无须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摆脱饥饿。写作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众多人生路径选择中的一条。70后作家们基本都是在经历了大学教育，实现了经济独立后才开始写作，这就决定了他们密切接触的社会群体并不多，和外部环境之间没有较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他們也就缺乏对笔下人物及其命运、处境进行关注和思考的热情。这也是前文所说他们往往有着惯于描写的社会群体、对自己所描写的群体缺乏情感投射的原因。他们自觉地遵循着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创作的标准，似乎对“纯文学”的概念格外钟情，为了达至自己想象中的某种文学格调，他们小心翼翼地收束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仿佛这些因素多了，作品就落了下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字里，随处可见的是对个人生活经验从容平静的处理，极少出现情感、信念如火山岩浆般蔓延穿行、喷薄而出的情形，也就导致他们作品的精神层面日益扁平稀薄，缺乏对现实矛盾的反思，自然也就难以在读者心中唤起共鸣，这也验证了荣格所说过的，“渗透到艺术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也就越不成其为艺术。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16

而因“生活所迫”才开始写作的作家，往往有着比70后作家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尤其在童年、少年时期有着和后来所关注群体相似的艰辛贫苦的生活际遇，这就使得他们对人物会给予更加丰富强烈的情感投射。这种作家和所描述的群体之间这种情感的回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如刘庆邦反映煤矿工人生存状态的《神木》等中短篇小说、鬼子透析城市底层人物命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等作品，乃至更为人所熟知的叶辛、梁晓声描写知识青年群体的《孽债》《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如此。这些作品中，作家和人物之间灵魂、血肉的相互胶结，是清晰可见的，作家对人物命运、社会矛盾的思考，构成了作品悲剧性力量的重要来源。一册文学刊物在手，遍览其中的作品，这种代际作家之间的区别异常明显，50后、60后作家的作品，往往指向某个明显的社会问题，而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主题的指向却含糊、抽象得多。当然，70后作家中也不乏对社会现实格外关注的例证。比如王十月在《收脚印的人》《国家订单》等作品中对外来务工者命运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正是因为作家有着从十五岁开始南下打工的经历。艰辛而漫长，对他来说已经成为“精神胎记”的打工生涯，对于绝大多数70后作家，实在太过遥远。另一位70后重要作家田耳的代表作《一个人张灯结彩》，这部中篇小说的表层故事讲的是一桩劫车杀人案的侦破过程，但在作品中，案情虽然是支撑情节推进的动力，但作者真正要讲述的，是对和案件有关的不同职业、阶层的若干人物的命运的体察，温情在不动声色间流淌于全篇。这不能不说和田耳本人早年辗转多变的职业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70后作家如今的写作姿态和艺术特征，也和新时期文学格局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如今，他们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描摹，很容易让人想起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这类作品于80年代末出现，并在90年代中前期蔚然成风，这类作品了充满了庸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告诉读者生活其实是无意义的，这类写作诞生不久，就被评论家贴上了“躲避崇高”的标签。但实际上，正如这类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必定是庸常的，碎片化的，生活的意义就在当下，而非某个遥遥无期的彼岸。这也恰恰是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创作姿态，仍然是积极的，意图通过作品来传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到了90年代中期，从陈染、林白等作家开始的私人化写作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当时遇到了种种指责，诸如放弃了文学的公共性、把文学的价值矮化为个人隐秘经验的表达之类，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作品应视为作家对某种文学观念发出的诘问和反抗，作家本人，实际上也是在以所谓“私人化写作”的方式，给出了对文学传统的质疑，提出了个体经验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这一命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作品中的人物仍然属于“大写的人”。

当年“私人化写作”和新写实小说的大量刊发、出版，引发文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与往事干杯》《来来往往》《家事》《生活秀》等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必然引起正处于写作初期或者准备期的70后作家的关注。这类作品毕竟不需要追溯历史，无须触及重大社会事件，自然没有太多风险，作家似乎只须把目光扫向自己眼前的方寸天地即可。毕竟，一直秉持现实主义传统的50后、60后作家的姿态，沉重得让人无法效仿。于是，在70后作家那里，顺理成章地把个人生活经验作为自己的文学资源。只是与当年的“私人化写作”相比，70后们的作品里面已经找不出任何挑战、质疑的意味。对于“新写实”也是如此，他们轻易学到了“新写实”的外壳，但却把新写实作家希望通过小说建构对现实生活的全新理解这一最初的写作动力弃置一旁。他们大量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转载的作品，内部结构是高度趋同的，都是在用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内核，再涂抹上一层用文学笔法处理过的生活细节后即告完成。这种写作看似和新写实小说有着近似的美学形态，实际上在内在的文学主张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类作家是无意去思考生活的本相的，更无意告诉读者自己是如何理解生活的。对他们来说，日常细节既是手段，亦是目的。正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打磨，他们的写作方向实现了由外向内的彻底转向，看似写的是现实，实际上写的还是自我，“‘七○后的写作普遍转向个体记忆，重在写小事、小情感，写精神的碎片，并把小说视为一种精致的艺术。”17

谈及当今的文学生态，文学期刊不能不提。不同代际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的创作道路基本上都是从文学期刊开始的。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从事纯文学创作的70后作家能够完全走出文学期刊，在出版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认可，而这是余华、池莉、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抗抗、张欣、阎真等前代作家已经做到的。这也就意味着，持续地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对70后作家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较知名的50后、60后作家在起步阶段当然也依赖文学期刊，但在读者当中建立起足够的知名度、影响力后，他们和文学期刊的关系迅速倒置。余华的《第七天》《兄弟》在出版前，并未在任何文学期刊发表。而对于王安忆、贾平凹等作家的长篇作品，期刊方面哪怕明知即将出版，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出。因为这些作家拥有着相当数量的固定读者，刊发他们的新作对于刊物的发行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至今没有哪个70后作家能够面对文学期刊形成类似前代作家的关系倒置。文学期刊当然也需要优秀的70后作家的小说，但这更多源于期刊方面希望以此扩大自身在文学界内部的影响，并非基于发行方面的考虑。我们始终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70后作家能够甩开文学刊物及整个文学体制，成为真正的畅销书作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创作回报，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文学体制所提供的，如文学奖项、交流出访机会、刊物发表稿酬、签约费用等。所以，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其编辑标准必然制约着这些作家。哪怕是如今面对文学期刊已经稿约不断的知名70后作家，也曾经在和期刊的长期博弈中，写作风格不断向其靠拢。正因为如此，相对于长篇，70后作家们更多致力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们是目前最热衷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代际作家群，也是对于所谓“期刊体”写作最为熟稔的。

和80年代文学界和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各类社会思潮完全打通的局面不同，今天的文学界显然封闭得多。这种封闭所带来的结果，在70后作家们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对于他们，如果能够不断获得文学界内部评价系统的认可，未来的前景是完全值得期待的。能够获得外部社会的认可当然好，但这一过程风险极大。所以，他们自然没有动力去进行超越这一评价系统的写作。就这样，由文学期刊、文学奖项等构成的封闭式评价系统，在无形中制约着70后作家们寻求创作上的突破。尽管50后、60后以及更早的作家中间不乏有人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开始写作，但从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足迹来看，这些作家是在带着某种使命感来讲述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始终希望赋予作品更多的公共价值。五四以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始终在他们当中众多作家的作品中回响着。他们的写作姿态，昂扬于文学期刊、文学奖项构成的文学体制之上，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文学体制有着难以分割的深层关联，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一体制并非是完全依附的，与之相比，70后作家所体现出的依附性则大得多。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哪个70后作家的作品能像前面所提到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前代作家的作品一样，在若干年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市场销量。这正验证了丹纳所说过的，“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18

以上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70后作家没有兴趣建立并表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理解，没有兴趣去反思什么，质疑什么。通过他们的创作，读者已经读懂他们的选择，就是不去挑战外界或者自身头脑当中任何定型的东西。于是，他们能做的，也就只剩了对日常经验的反复描摹，并没有打算在作品中提供更多超过新闻报道、市井故事的深层内容，鲁迅所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在70后作家的笔下，基本已成绝响。如此一来，因为放弃了缺乏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他们就像是一群没有航标的泅渡者，或许某些人能够激荡起耀眼的水花，但总体上看，他们没有在文学的河床上留下足够鲜明的印迹，更难以抵达足够遥远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70后作家们作为整体被忽略，并非什么意外，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

【注释】

①笔者统计，近三年来就有多个关于70后作家的专题研讨会举行，其中包括2014年6月7日，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等主办的70后作家创作研讨会在沈阳举行；2015年1月10日，由北京師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私人经验、历史记忆与公共空间——70后以下青年创作现状观察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16年5月20日，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主办的70后作家创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行；2016年6月17日，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花城出版社主办的“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的“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上详见《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报道。

②⑧宋夜雨：《“遮蔽”与“浮现”——关于“70后”代际问题的思考》，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18期（9月下半月刊）。该文对相关研究的数量有过详细统计。

③贺绍俊：《“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载《山花》2008年8期。

④陈梦溪：《徐则臣为“70后”作家喊冤：被大家集体忽略了》，载《北京晚报》2014年8月31日。

⑤曹霞：《70后：最后的文人写作》，载《北京日报》2016年3月10日。

⑥《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研讨会综述》一文中的徐刚发言，见微信公众号“新文论”，微信ID：wenlunbao。

⑦徐刚：《70后写作鲜明的叙事风格》，载《人民日报· 海外版》2017年5月13日。

⑨洪治纲：《沉默的在场：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四期。

⑩1213陶东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学书写》，载《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

11张丽军：《七○后作家的历史意识》，载《上海文学》2017年5期。

14[美]F·大卫·马丁、[美]李·A.雅各布斯：《艺术中的人文精神》，78页，缑斌主译，杜丽萍、焦悦乐、刘建树参译，缑斌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171页，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瑞]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103页，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