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漏邑》的开头，赵本夫设置了一个源自女娲炼石补天的叙事原型。他在引用了这个精简的神话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任何东西都是有破绽的……天漏村就是天空的一个破绽。”①小说的开篇就提点出了一个特异的空间与悠久连绵的时间，在天漏村这个由原始部落发展成七千多人大山寨的三千年历史中，贯穿始终的是自然的神力：雷击。我们固然可以给打雷这种颇具神迹的现象给予地理与气象学的现代解释，但无疑小说无意于描述一个有着奇特物理现象的地方，而是将其设定为一个超现实的乌托邦场景，从而让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生息繁衍的人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观念与认识理念变成了一个象征。《天漏邑》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文本，它创造了异质性空间，试图以寓言的形式来演绎普遍性的时间，在历史中的游击抗战与现实里的田野调查之间搭上了人的自然生存与精神世界的浮桥，从而让特殊性的“中国故事”获得自己的讲述方式。

“天漏村虽然隐藏在深山老林里，一如化外之地，但从古至今，都是名声在外，是一个和桃花源对应齐名的地方。”这个勾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代文学那些源于“桃花源”母题的小说：某个从普遍地理中逃逸出来的空间，以其地方性文化的特质成为一个或者是寄托理想的乌托邦或者是需要批判的恶托邦，它们显示了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的两条路向。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源”总是一个封闭性的存在，隐蔽地在想象中置换着作家的现实中的个人理想与文化情怀。赵本夫的《天漏邑》置于这个谱系中则呈现出它的开放性特征，即它所塑造的天漏村并非某种超离于现实的抽象与玄奇的存在，而总是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历朝历代不断有人来天漏村定居……来者不拒，要来就来，要走就走。”雷击让这里成为一块被天谴的土地，居民则是被流放与自我放逐的人。因而天漏村带有罪感，天漏村居民的后代也是附带原罪出生——这个地方确乎是对应着“桃花源”那种净土，是一块罪恶之地。

尽管小说中煞有介事地将天漏村置于距离彭城不远的九龙山，但无疑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它都并不存在，这就类似于孙健忠笔下的“倾斜的湘西”，并非某个实然的地域范畴，而是被附着上整体性象征意义的乌有之乡。但赵本夫的罪恶之地，与孙健忠的溃烂之地不同。孙健忠写到的“窝坨街”内在于在19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的谱系之中，而寻根文学中的“原生态”情状从两个向度提供了当代文学命题：作为可供发掘张扬、带有蛮荒生命力的始源，作为需要摒弃和扬弃的落后与过气之物，这两者虽然路向不同，却都隐含着“现代化”的启蒙逻辑。到了赵本夫这里，这种启蒙的逻辑发生了逆转，天漏村拒绝启蒙，而其自然而然的状态本身就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表现在它的居民并没有逃避历史而是主动地进入——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他们不能置身于国难之外了”，天漏村涌现出宋源与千张子这样的英雄浴血沙场。

这种逻辑的反转意味深长，暗示着启蒙叙事的瓦解和寻找精神资源的途径发生了位移。事实上，对于启蒙话语的怀疑在“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书写中一直是不断书写的主题。即便在以乌托邦为主题的叙事中，乌托邦也失去了其真理色彩和道德色彩，那些在民族困境和国家危难中现代文学承担的意义呈现出可疑的面孔，写作者无法在虚构中得到心理补偿和情感慰藉，转而谋求前现代思维的复活。曾经以先锋小说著称的格非在《人面桃花》写到的江南小弟普济和花家舍就是这样的存在。小说中陆侃、王观澄、张季元通过革命建立乌托邦世界而不得的理想，在秀米带有宿命感的一生中，完成了带有老庄意味的轮回，她的死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

较之在大历史中窝坨街的回避与花家舍的自我疏离，赵本夫没有刻意营造出一个远离尘嚣的怪诞地方，也没有刻意回避外部世界的冲击，而是让天漏村融入时代之中。这也是小说两条线索时间点选择的原因：一条是当代历史学家祢五常带领学生来天漏村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另一条是以宋源、千张子为主导的抗日战争时期九龙山游击队的活动。两条线索有所交叉，但都涉及外部社会的变迁与天漏村之间的互动。严格说来，两条线索是各自独立的，并不构成彼此的促进，却构成了彼此的印证，共同表达的是坦荡率真、直面灵魂的观念。

因而，天漏村的存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的存在。“天漏村的人坦然承认自己有罪，而世上人都呈正人君子状……死不死是上天的事，怎么活才是自己的事。于是这里人就活得随心所欲，不受外头世界的制约。”宋源与千张子都是这样本乎天性的人，前者阳刚、野蛮、粗糙、充满狭隘的欲望和暴烈的性格，后者则阴柔、细腻、因为害怕疼痛而出卖同志后又疯狂地对敌人进行报复，这一切让他们显得真实。当然，这种真实并非某种历史主义的真实，而是作为象征意义上的真实。而来到天漏村的祢五常与他的学生也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返璞归真，摒弃了繁文缛节，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契合，使得他的团队体验了天漏村的历史来源与精神实质——它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就在于不远遁世事，也不为世事所改变，而是在葆有自我的同时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如果从情节的严谨与完整而言，《天漏邑》常有旁逸斜出的破绽。但恰是这样的破绽呼应了小说一开始关于破绽的说法：自然历史本身并非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戏剧，而是漫无目的的存在与行动的集合。是理性赋予了自然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让时间具有了因果链条，才成为历史。历史在《天漏邑》中是暧昧的，异质空间中展开的自然时间和人物并没有构成历史本身。天漏村的漫长历史有竹简乍册记载，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历代被选中记事记言的人都是又聋又哑：“天漏村的刀笔吏居然是哑巴！”他们流水账式的记录并没有表达被某种特定观念所主宰的历史，而是类似于无目的的编年实录。那些存放了数千年并且还在不断积累的竹简究竟传承了什么？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清楚。甚至祢五常及其弟子在村中生活研究多年，也没有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清晰地表述出来。历史就像天漏村的那些哑巴一样不言不语。

没有目的的自然构不成历史，研究者必然带着目的前来，如果结论不表述出来，那么其行动就是无意义的因，小说在这里构成了内在的矛盾。祢五常的学生柁嘉引用尼采的话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長久如云漂泊！”如果最终没有“声震人间”“点燃闪电”，那么缄默的意义何在呢？理性历史的退却一开始就在祢五常的言辞中得到了显露：“历史留下的都是残片，谁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历史，在残片和残片之间需要一种东西黏合，才能把历史串联对接，这种黏合的东西就是感觉。”正是“感觉”打破了对于历史理性认知的垄断，让事件与人物在时间中自然流淌。与乌托邦叙事中常见的时间停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同的是，天漏村的时间始终遵循了自然史的法则②，也就是说历史发生在天漏村的内部与外部，它们都发生了变化，只是人没有被改变而已。

游击抗战与历史研究两条线索虽然不同，但都贯穿了这种自然历史观念。与一般抗日题材不同的是，宋源与千张子的抗日并没有成为一种成长叙事，即从起初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蒙昧乡民，在战争的洗礼中，认识到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关联，进而融入历史大进程的洪流之中。他们自始至终是出于本能的血性反抗，更多是基于朴素正义和爱憎情感的驱动，从而使得他们的行为都具有了一种纯真的状态。这一方面让他们的历史有别于宏大革命史正统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叙事，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新历史主义之后的家族史、个人史、欲望史的日常生活形而下叙事。他们的抗日故事充满了传奇乃至戏剧性的细节，尽管有曲折，但人物作为象征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型，并没有形成性格的层深与发展。人性事实上被替换为原型意义上的性格，宋源与千张子作为象征性人物，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自然状态，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心理冲突都显现为顺性而为、坦荡罪过的人格模型。

千张子无法定罪，被接回天漏村终老，因为人间的“王法”无法审判历史的功过是非，只能靠天漏村的“天雷”。宋源则在“文革”的武斗中被他曾经管教过的罪犯们劫狱出来，此后浪迹天涯，他的罪与罚同样也不能被当时的法制与后来者的历史推断所认知。汪鱼儿神秘离奇地消失在海市蜃楼之中不知所终，而祢五常和他的其他学生经过多年研究后，对于历史的认识仍然充满了隙缝、分歧和无法给出明确结论。小说力图给每个人物一个结局，然而他们的结局形成了新的谜团。自然状态充满了芜杂、难以规约与无法全然用科学主义思维解释的事物、现象与人，因而在自然史的图景之中，无法构成必然性的因果逻辑，历史无法终结，人物不可能有结局，小说因而也是无法结尾的。《天漏邑》的历史观无论对错，倒是在革命话语与个人话语之外，提供了一种无目的论历史的借镜，而被这种历史观左右的叙事也不得不采取在自然进程中不知所终的破绽式结尾。

为了适应乌有乡与自然史的内容，《天漏邑》在形式上采取了类似民族志的表现方式：一方面在文本世界的架构中，确立了一个小型社会天漏村；另一方面直接让书中人物祢五常的学术团队进入到天漏村进行田野作业。文学民族志的思维与书写模式总是会有“外来者”将某个远离尘嚣的偏僻与封闭之地当作文化的“活化石”来进行观察解剖，这种“活化石”的比喻当中透露的是一种进化论思维，即将这个偏僻之地作为处于历史线性进化链条早期阶段的他者，以之映照自我的当下生活，也就是说它不被视为现实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的政治，显示了进化论的时间价值诉求，正如有论者所发现的，在中国这样后发展的现代性国家中，时间价值被空间化，即将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深刻嵌入西方与中国、外与内、乡村与都市等空间范畴中，对时间化了的空间或者空间化的时间的体验成了中国人深刻而独特的现代性经验，甚至深入到性别层面③。从鲁迅《故乡》中的“返乡”知识分子开始，就形成了悠久的“外来者”与地方（乡村、山寨、边疆）的书写传统，进而构成了一种象征模式。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下乡干部与工作队，是拯救苦难的英雄先锋与先进文明和正确意识形态的代表，隐含着国家话语的植入与启蒙的功能。新时期之初的知青叙事与“归来的流放者”们，在回眸下放岁月时，则带有一种外来落难者在穷乡僻壤中感受到原初人性与反思国民性的精英意识，它们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同时也承载着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④。在这个书写脉络之中，叙事中经常会面临的是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问题——由于外来者的参与和介入，外来者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与方式会或多或少冲击、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文化生态与未来走向。在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外来者的眼光与是本地人的视角相交错，总是会出现一方或双方改变的过程。

然而，在《天漏邑》中却并非如此。小说中也直接提到天漏村是“一个人类社会的活化石”，但天漏村是一个开放的乌有乡，开放意味着它自始至终并没有自外于外部社会的进程。因而，外来者便不具备改变它的特殊性，天漏村没有成为一个原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随着情节的推进出现常见的民族志叙事中的文化变迁，毋宁可以说天漏村的精神内核从来就没有改变。无论是历代学者的进入，还是日军的侵略，还是当代祢五常等人的入住，都没有使它发生根本性质的变革。它的外在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器物、制度层面接受了新的外部历史所携带的改变，但其精神维度和村庄性格始终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天漏村成为外部世界线性进步观的映照，就如同曾经以“寻根文学”闻名的韩少功所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不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⑤赵本夫的《天漏邑》也是一种回归到“赤子状态”的尝试，天漏村成了一个稳固不变的文化象征，它改变的部分也只不过是其顺其自然、本乎天性的精神内核的显现。外来者非但没有给天漏村造成文化冲击，反倒是天漏村以其宽容接纳了外部世界的异端，并且让他们深受其影响。可以说，《天漏邑》反转了外来者的神话，改写了一个世纪来的外来者书写传统，乃至改变了进化论的时间政治和启蒙话语。

对于进化论与启蒙话语的改写从内在精神上呼应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新世纪文学潜在思维。即不再以某种宏大的、整一的文化模式去涵化、同化异端的、杂然并陈的他者，而是让他们之间的排斥或融合自然而然地发生，这也符合《天漏邑》的自然史式思维。因为有着这种内在的理念做支撑，《天漏邑》的文本世界也没有像准民族志那样面面俱到地进行现象铺陈，它的存在从一开始是一个谜，到最终还是一个谜，读者无法从叙述中得到关于天漏村的自然地理、人物物象、心灵信仰的实质性内容，它们都归总为某种超越性的天道自然。这是“从既有认识论中解放的过程，也是真理性去蔽的过程，世界于是向无限的可能性展开”⑥。天漏村让主流世界的真理发生了破绽，显露出别样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曾经让天漏村作为化外之地在惊雷绽放中度过三千年，也让它在现代战争中浴血犹存，反过来给予主流世界的人们以自然的启示。

雷是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意象，小说以雷作为背景介绍天漏村的源起，又以暴雨闪电惊雷阵阵做结，祢五常在雷电暴雨中高呼：“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可以说是点题之语。这来自《周易》无妄卦的象传，意味着天雷震动，指示天时的正道，万物惊肃，不敢妄行，因而得以各全其性，顺其自然得到繁茂生长⑦。天漏村的人与物正是顺应自然的正道而行。而对于外来者而言，惊雷让他们惊惧而充满敬畏之心，从而反躬自省，抛弃人为的虚妄之后获得长久的顺达。所以，天漏村人没有被浪漫化为“高贵的野蛮人”，也没有被贬低为有待启蒙的落后国民性所在，而是作为民族性格中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的历史承载者与参与者的面目出现。正是在天雷翻滚的天漏村，人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达成了统一，从古典传统所型构的神话原型在当代叙事中获得了复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漏邑》是一个接续了传统来讲述现当代“中国故事”的尝试，虽然我并不认为它很完满地呈现了这个设想，但至少体现了作者开拓与接续的勇气。

【注释】

①本文引用赵本夫《天漏邑》的原文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②我这里所说的“自然史”，显然不是布封那种博物志意义上的“自然史”，而是表明一种不同于被社会、政治、文化所主导的自然时间流淌的历史。

③王宇：《另类现代性：时间、空间與性别的深度关联——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外来者故事”模式》，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④雷鸣：《“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⑤韩少功：《进步的回退》，载《天涯》2002年第1期。

⑥刘大先：《蜻蜓、博物志与文学的自由》，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4年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115-116页，李申、卢光明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