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派作家赵本夫历经十年磨一剑而写成的《天漏邑》，被誉为甚至“应该是这10年来长篇小说的一个巨大的收获”，非常“复杂”（施战军语）……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连郜元宝都认为“这本书密度太大，它其实很多章节，很多部分可以独立出来写”，给人感觉是“它是由一个多卷本的书压缩成的，30万字浓缩成一书”，在他看来，“这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是值得鼓励的。可是对于赵本夫的这一个题材来讲，又可惜了。”他从小说中看出的，更多是中国的“漏”文化。复杂、密度大，几乎是共识。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评论家的解读，也极富差异性。阎晶明觉得这个小说是传奇性和历史性的结合。评论家张燕玲这样评价小说：“《天漏邑》以自己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挖掘与发现，写了一个灵异而坚硬的现代性寓言。这个寓言关乎天与地、家与国、世道、天道与人道，寄托与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以及深切的时代之忧，颇具思想穿透力与丰富的寓言性。”孟繁华则认为《天漏邑》扉页上作家引用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里那句话“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因为它体现了赵本夫对世界、对战争、对我们的文明史的一种理解，一种认同。能引发评论家思想的火花和激情碰撞，当然得益于小说本身的涵蕴丰富，小说其实是由两套敘事结构嵌套和绾合而成的，小说将专家祢五常及其弟子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现——追索天漏邑之谜和追索者祢五常他们生活的当下叙事以及抗日战争叙事这两个叙事结构加以嵌套和密织，当然，其中还对抗日战争叙事作了延伸——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祢五常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当下——两者在此得以绾合。但在读完小说之前，读者几乎无法确定每个叙事结构里的故事和情节将走向何方，也几乎无法判定抗日战争叙事到底在这个小说里占到何种的分量和比重。小说悬念四伏，所有火花四溢的思想和评论，根源都在小说含蕴繁复这里。有的评论家注意到了小说抗日战争叙事的层面，譬如胡平，他注意到了透过历史剖析人性是小说重要的一个维度，注意到了小说抗日战争叙事里千张子和汉奸侯本太人性刻画的不同寻常，“《天漏邑》可以说将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向前推动了一步”①。但如何推动的呢？小说意蕴的丰富性甚至让评论家们一时无法作更加深入的解析和呈现。在抗日战争叙事的人性书写方面，《天漏邑》其实是从三个方面展现出了新的向度：一是宋源和千张子这样的抗日传奇英雄形象的人性书写，千张子虽有“叛徒”的身份，但他毫无疑问也是一名抗日的英雄，而且他的叛变和出卖行为，竟然不是出于政治和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单单因为一个“怕疼”；二是对叛徒和汉奸这种反面人物形象的人性书写当中，所呈现出的人性的丰富性和新向度；三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人物形象刻画和人性书写当中，所达致的人性书写的繁复、深度与多维度，这是此前抗日战争叙事里所罕有和没有的。

一

宋源和千张子，是《天漏邑》所书写的抗日英雄传奇里的两个传奇英雄。这两个传奇英雄，是先前的抗日战争叙事和革命英雄传奇里所不曾有过的人物形象，他们从天漏村走出。天漏村的人，几乎是保持三千年不变的“古人”，只有宋源和千张子这两个“现代人”，他们还不只是现代人，还成了抗日传奇英雄。据专家祢五常考察，天漏邑的由来，世间流传各种说法：一说是远古移民部落，一说为古舒鸠国都城，一说是历朝囚徒流放地——罪恶的渊薮。相对于桃花源是美的传说，天漏邑是恶的传说。古天漏邑自然是一个谜，天漏村便也成了谜，从天漏村走出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亦双双成谜……种种谜团赋予了宋源与千张子，尤其是宋源以传奇性。宋源的出生就带有不可思议的传奇性，是寡妇宋王氏遭到雷击毙命而出离母腹的，而且自带胎记，半边脸乌青发紫，他被村民交由一个喜读古书、杂书的孤老太太抚养，十四岁那年孤老太太神秘自缢身亡，他干脆住到了山洞里。而根据祢五常对天漏村竹简记载的发现，天漏村的由来似乎是——“女娲补天时，天皇说，现在你要补天，很好。但世上还是有很多有罪的人，要留个缝隙，以泄风雨雷电，警示惩戒他们”，而“这缝隙就在天漏村上空，所以天漏村老是突现风雨雷电”②，平地起风雷是常有的，人被雷劈死、击伤致残也就更多……天漏村自带的东方哲学和文化底蕴，赋予了宋源这个抗日英雄传奇性。“鬼脸宋源像一个黑煞”，“宋源手黑，也太鬼”③，都可以从天漏村这里找到根由。

宋源是《天漏邑》的主要人物，赵本夫近三十年前的中篇小说《蝙蝠》（《花城》1988年6期）中有宋源这个人物，其实《蝙蝠》中仅少数的情节，在《天漏邑》中也有隐现，可能就像作家自己认为的，中篇的体量有限，而且，《蝙蝠》也不是把宋源作为一个抗日传奇英雄来写，人物背后更是没有这样一个同时拥有宇宙自然的奇幻力量和文明进程之诡谲的天漏邑。宋源这样一个抗日传奇英雄，在其他抗日战争叙事里面，是罕见和没有的。《己卯年雨雪》里没有，《疯狂的榛子》（袁劲梅）里没有，《重庆之眼》（范稳）里没有，张翎的《劳燕》里也没有，等等。《天漏邑》的巨大价值之一，就是它生动刻画了宋源与千张子尤其是宋源这样一个抗日传奇英雄的人物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联系20世纪50—7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和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革命英雄传奇的谱系，来发现其价值。

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革命英雄传奇，“不少作品陷入了为传奇而传奇的误区，激烈紧张或扣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情节纷至沓来，而性格丰满立体的英雄典型人物形象则并不多见，大量涌现的还是性格鲜明却有单一之嫌的扁平化或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干脆情节淹没了人物”④。《天漏邑》中的抗日战争叙事，人物形象几乎各个立体丰满，尤其是宋源，抗日，他骁勇无比，却又有勇有谋。他能够说服汉奸侯本太协助抗日，他在抓住日本宪兵队长松本之后能采用一系列的心理战术，与松本单挑之后，不取他性命，而是能够按捺替檀黛云报仇雪恨的深仇与迫切，把松本留到接受审判。而在松本希望自己被执行死刑时，能够万人瞩目、自己也算死得轰轰烈烈，却是无一人现身刑场，只出现了一个捡粪的老人，“他紧走几步，取下粪箕子，用粪耙扒进去，又重新挎在肩上匆匆走了。他完全应当看到刑场中间跪着一个等待枪毙的日本人”，“可老人没有转头往这边看，就匆匆走了”，“松本哭了，老人家，我难道还不如一坨畜粪重要吗？”——“松本没想到，其实那个捡粪的人是宋源”。宋源一直都在追查出卖檀县长的叛徒，查出是千张子之后，虽然他完全无法接受千张子是因为受日军酷刑受不住、“怕疼”而叛变这样的理由；但是，当他在后来特殊的年代里，被高秘书为首的造反派各种折磨时，他一直在心里设身处地地设想，如果是他自己像千张子那样承受极度痛苦的肉体刑罚，他自己能不能够受得住？他甚至故意授意高秘书——可以用监狱展室里全套旧监狱使用过的刑具——剁手刀、竹签、老虎凳、烙铁、油锅、皮鞭、骨头压碎机，等等，在他身上试试，他想知道，一个人承受多大痛苦就会受不住而叛变。

不仅如此，宋源也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身上会有各种各样以前理想化的革命英雄传奇人物身上不会具备的性格特征和“缺点”。他会拔枪向挠痒他到他无法忍受时的千张子射击，他的七情六欲会到女闾七女那里去发泄，1949年后结婚了做了公安局局长，与武玉蝉闹了矛盾他会跑到监室里去过夜，与那些犯人结了江湖交情。虽然无法确定是两情相悦还是“强奸”，抗日时期他在护送高级干部去延安途中，的确与小寡妇发生过关系……这在追求高大全和理想化的革命英雄传奇里，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英雄人物人性书写的向度。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更加蔚为大观的“新革命英雄传奇”，像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等，这几部作品只有《历史的天空》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军队的高级将领，虽然李云龙、梁大牙、石光荣等都是有着民间草莽气息、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但像《天漏邑》中宋源这样来自民间——天漏邑，回到民间——他在被六指他们救出后出走了——多年以后，被彭城开大货车专跑长途的周师傅偶然发现，他与武玉蝉老两口跟随跑长途的儿子提溜给儿子押车。作家自言：“宋源最后出走消失，没有再回天漏村，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千张子，也无法容忍他。但千张子叛变的原因，又让宋源十分纠结，陷入迷乱之中。他不知道该不该宽恕他。现有的道德伦理无法给出答案。他其实是在愤怒、迷乱、无奈、不甘中出走的。出走就意味着不再追究，意味着妥协和宽恕。天漏邑数千年的精神，在他身上依然存在。”⑤跟石钟山《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进城”之后的种种相比，宋源比石光荣和其他几个新革命英雄传奇里的人物，都更多人生凄凉和悲怆的色彩，是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回到民间的传奇英雄。

千张子，从他的英勇杀敌和抗日事迹看，他的确是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又因为受不了日军酷刑、怕疼而出卖了檀县长。他做了叛徒，并不是为了要投靠日军，而是盘算着只有出卖宋源或者檀县长中的一个人，他或许就可以逃脱，逃脱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人复仇——他叛变并侥幸逃脱后果然是疯狂地向日本人复仇，射杀了很多日本人，自己最后也在日军对他的轰炸中落得终生残疾——成了一截肉桩。1949年后，他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交代的材料，主动等着宋源去抓捕他，他还就怕疼而叛变、叛变也是为了保存实力向日军复仇与宋源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逃脱一死之后，他被天漏村村民接回天漏村，由七女伺候了20多年，死前交代老村长不要立碑，没人知道他埋在哪里。所以评论家胡平会这样评价赵本夫和《天漏邑》：“他在对战争和人性的考察上做出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毫无疑问地证明人性是文学正宗之一。人性在这个题材上确实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题材的重量。书中千张子是个叛徒，出卖了女县长檀黛云，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应该说都判处了死刑。在过去我们的作品里写到这就为止了”“《天漏邑》的突破就在于千张子不是这么简单，在政治上他可能是简单的，但是在人性上他要复杂得多，他之所以出卖县长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怕疼，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屈辱，他想活下来报仇，所以他出卖了县长，这就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杀死了很多日本人，大家最后还是原谅了他。我们现在能够确定这是一个神秘人物吗？其实很难说这个人物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因为难以确定，他正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⑥

二

《天漏邑》的抗日战争叙事，的确在人性书写方面把抗日战争题材往前推进了一步。其中最有价值的人性书写之一，是对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叛徒”的千张子和“汉奸”侯本太等人的人性刻画。在过去的革命英雄传奇和新革命英雄传奇里，叛徒、特务、汉奸都是定型的、定性的。对于叛徒和汉奸，尤其要深挖其内心深处革命信念的脆弱、政治上的投机心理，以及为了利益追求不惜出卖同志和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连作家赵本夫本人都说：“文学作品写叛徒，历来是个棘手的事，如果不得不写，要么是信仰出了问题，要么是人格有问题。但千张子的叛变和信仰无关，和人格无关，只和疼痛有关。”所以他也担心，“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的政治伦理，被简化为不堪忍受肉体的疼痛上，不知读者能否接受”，但这样写，的确如他所说“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⑦。联系千张子这个人的性格特征，这的确是属于他这个人物形象的一种人性的真实、生活的真实。

《天漏邑》对侯本太的人性书写，是极为生动和繁复的。我曾经细致分析过，这样的“汉奸”形象在抗日战争叙事里面，也是不曾出现过的：侯本太先是一个土匪头子，又当了汉奸。作为一个土匪头子，志向不过是想当个“乡长”，国民党就是不肯封他，他只好自封。他投靠日本人，也不是他思想落后或者想攫取什么利益，就是国民黨要剿杀他，日军逼他投降，他为了保命，只好做了汉奸。这汉奸当得也很窝心，日本人根本不把他当人。他为人迂到什么程度呢？在戏园子里看戏，都会被老戏骨扇巴掌。但是，他心里也复苏着他是个中国人的念想，所以，他会乖乖听宋源的话、按宋源的吩咐做事，他会保护宋源和游击队员；他会在彭城民众和日军对峙的关键时刻站在彭城民众一边，保护大家的生命；他还会在檀县长被杀、头颅悬于城门时，为了避免再有前去吊唁的老百姓被杀而偷走了檀县长头颅，将其装于银匣子偷偷埋了，使宋源日后找到它成为可能……他因为做了这么多好事，而被日本人（应该是松本）安排人暗杀了。他被埋葬后“第二天，侯本太的坟前有烧化的纸钱。据说有不少老人来过这里，其中就有那次在戏园子里扇了侯本太一巴掌的老戏骨。”⑧给人物贴一个汉奸的标签容易，写出民族大义之下，汉奸爱国意识的觉醒和复苏乃至捐躯，难。从这个角度讲，《天漏邑》的确是把抗日战争叙事人性书写，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三

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叙事里面，很少涉及对日军、侵略者人性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和书写，《天漏邑》在这个方面，是有它独特的贡献的。

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以日本人为主角或者说重要人物形象、借助日本人的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在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里，就是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作家在后记里写道：“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己卯年雨雪》不仅详细地叙述了日本军队攻占营田的战争过程，记录日军滥杀无辜的反人类行径，而且还写出了日本民族性是如何异化人性的——借助侵华日军士兵武田修宏形象的塑造和他的妻子千鹤子的视角来表现这一主题。

《天漏邑》也塑造了木村、未松少将和宪兵队队长松本。同为侵略者，小说对他们的人性刻画是很不相同的。木村是檀黛云在美国念书时的同学，他很爱檀黛云，战争爆发后，他曾经劝她不要回国，两个人还争论过。当檀黛云被捕后，受尽松本的酷刑和折磨，木村去看她时，掐死了她——这实际是在帮檀黛云解脱，他不忍心自己心爱过的女人继续受苦。而未松也不是松本那样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尚有一丝人性残存。“檀黛云头颅挂在西城门时，每天前去观看祭奠的百姓络绎不绝，松本连杀三天，已经杀了几十个人。”侯本太看不下去了，为避免更多的无辜被杀，他去偷了檀县长的人头偷偷埋了。未松不仅没杀他，还夸他这件事做得好——他其实不同意松本滥杀无辜，正好借了侯本太的台阶而下。而对于杀人狂魔一样的松本，小说也没有止步于记录他如何杀人，而是深入到他人性心理的深处，对他和宋源的过招和心理战，刻画得细致入微。《天漏邑》正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展现了抗日战争叙事人性书写新维度和新向度。

【注释】

①⑥参见“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纪要”，中国作家网2017年7月19日。

②③赵本夫：《天漏邑》，42—4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所引皆出自这个版本。

④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⑤⑦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载《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月16日。

⑧刘艳：《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载《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4期。

（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