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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漏邑》与赵本夫的文学“基因”

2017-12-05汪政晓华

南方文坛 2017年6期
关键词:基因作家文学

汪政+晓华

汪政:赵本夫已经近七旬年纪了,居然捧出了这么厚重的作品,这不得不让人敬重和钦佩。这些年文坛议论过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的长短。总的来说有这么个看法,外国作家的创作生命一般比较长,而中国的比较短。极端的例子是一些作家写出了一两部作品就偃旗息鼓了,而更多的是在五六十岁以后就鲜有作品、起码是好作品面世。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也没做过统计,但作家或艺术家艺术生命的长短确实可以研究,它并不是一个伪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细化,即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长短是一个方面,而在其艺术生命中,他的峰谷起伏也就可研究,这里面应该也是有规律的。中国的许多作家看上去好像艺术生命还不短,但却没有写出超过其成名作的作品,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为什么?这里面的因素当然非常复杂,有外部的,有内部的。就是从这一点说,我们的作家研究还比较粗。很少有这方面的精细的研究。我们作家研究中的专门性就不够,跟踪研究得也少,自然就难以在这些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晓华:如此看来,赵本夫就很不简单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一直处在创作一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赵本夫一直在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你说的峰谷起伏,一直很稳定。从处女作《卖驴》开始,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天漏邑》,他不但奉行好作品主义,而且基本上写出的都是好作品。从《卖驴》我们一路数过去,《狐仙择偶记》《刀客和女人》《涸辙》《走出蓝水河》《斩首》《绝唱》《那——原始的音符》、“地母三部曲”、《无土时代》,还有前几年的短篇《名人张三》《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天下无贼》《鞋匠与市长》,他在自己的每个时间段都写出了在别人看来是其代表作的作品。现在,他创作出了《天漏邑》,我们又得将他称为赵本夫的代表作了。所以,评价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我们不仅要看他创作生命的长度,还要看这一生命的质量。在中国作家中,有如此质量兼备的艺术生命的确实不多见。

汪政:那么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不可能做详细的探讨。但我感到有一点可能是一个研究路径。你有没有注意到,赵本夫说他这部作品的创作历时十多年。这说明,赵本夫这十年间的艺术取向没有变。所以上一个话题的继续是作家艺术生命的长短与他风格之间的关系。一些作家艺术生命的延长是因为他风格的变化,而另一些作家艺术生命的延长恰恰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了他初始的艺术风格。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我不知道作家在自己艺术风格的寻找、确立与坚持与否上有怎样的考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作家处在一种艺术风格可持续发展与不断创造和完善中,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晓华: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了。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转变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简单化地说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外界不许可、不接受,一是自己难以为继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作家在一种风格上写得好好的,读者也很买账,但他突然就改弦易辙了。对第一种情况,读者是知晓的,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一个人不太能够与社会氛围、时代趣味甚至体制制度为敌,但第二种情形读者就不太容易理解了,只有作者心知肚明,他的资源已经耗尽,他的积累已经用光,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这一风格上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生产的机制。但这一切并不能也不愿意为外人道。我们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写了几部代表作甚至一两部成名作就停滞不前,或者一些作家改变了艺术风格后艺术水准就大幅度下跌就是这个原因。

汪政:你说的这一点太重要了。一个作家就是一个艺术产品的生产者。那么这个生产的机制是什么?其中的关键又是什么?我想借用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基因。在生物学上,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过程的全部信息,演绎着生命的过程,当然,更决定了生命呈现的全部性状。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就是由他的艺术基因决定的,他的艺术风格也是由这个决定的,这是终极解释。当然我是借基因这个概念来说事,并不完全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运用。比如在生物学上,基因是先天的、内部的,基因的变异是漫长的。而一个作家的艺术基因则并不完全是先天的,后天的、外部的也在其中,如社会、文化、地理、历史等等,包括后天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习得性因素。我以为,一些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基因并没有认知,也不可能依循基因去创作,一些作家可能就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基因,因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偶然的,而有的作家可能是在与自己的艺术基因为敌,执拗地进行“反基因”“转基因”式的写作。这几类作家都不太可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当然,也有“基因突变”式的作家,他们虽然稀少,但也有迹可寻。总之都可以解释。

晓华:你这么说倒是蛮有趣的。这种说法可能颠覆了创作学上的一种说法,就是所谓艺术贵在求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艺术贵在创新,特别是贵在突破自己。从生物学上说,真不能想象创新与突破,好在生物的世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相对稳定的。生物进化总是相对缓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从生态平衡与物种多样性上看,生物性状的稳定是世界的安全所在,而变异则可能意味着灾难。文学艺术是不是也应该引入这种观念,提倡、至少应该容许艺术上的相对保守主义?不妨稍作展开。记不清20世纪80年代是李陀还是黄子平说过的,文学被创新这条狗撵得连停下来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如果仔细检讨,对创新的盲目崇拜使得我们的文学传统的传承变得十分艰难,许多文学性状,包括文学文体、文学手法都失传了,或被丢弃和搁置了。过度的创新可能带来文学的变形、文学的怪胎。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语言不通,情节无理,甚至以怪为美,以丑为荣,文学标准不复存在,文学门槛越来越低……我是不是有点扯远了?

汪政:不远,确实是这么回事。说到基因,确实也有作家不可选择的神秘在里面。在我看来,赵本夫是那种基因特别强大的人,外部物种要想影响他、改变他非常不容易,他是刀枪不入啊。说他基因强大,还在于赵本夫的创造力,他能够保证他的创作始终在继续并且写出好作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同生孩子,有的父母生的孩子个个像样,个个优秀,有的参差不齐,而有的生个好的却如同中奖,这里面就有基因的问题。赵本夫创作几十年了,又是如此稳定,我们可以对他的基因特征進行一些描述。

晓华:对作家的艺术基因进行描述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一贯、稳定。而这正是赵本夫创造出的文学世界所呈现出的风貌。在你用基因作比之前我就想说,《天漏邑》好像是赵本夫的集大成式的作品,也就是说,这部新作体现了赵本夫创作不说是此前所有、起码也是许多的艺术元素。首先,赵本夫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作家。他的处女作《卖驴》看上去是一篇写现实的作品,其实它是有历史意味的,这意味体现在作品对中国乡村传统的描写上,也体现在人物塑造上。主人公孙三老汉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典型的中国农民,不管他说的是什么时候的话,穿的是什么衣服,出现在哪个时代,他的心理,他安排生活的方式,他的心计,那种农民的狡黠和生存智慧是一脉相承的,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在生存困难中的选择、创造和适应。所以,在经过不长时间的创作之后,赵本夫就直接进入了历史,如《刀客和女人》《寨堡》等等,包括一大批的中短篇。到了“地母三部曲”,赵本夫对历史的野心就更大了,可以说达到了顶点,他几乎从人类的原初写起,去探讨人类的演变。《天漏邑》延续了他的这一思维方向,天漏村是现实的,更是历史的。但是,与“地母三部曲”不一样,《天漏邑》对历史的书写不是线性的,连续的,而是复调的,断续的,不是实写,而是虚写。我觉得作品中祢五常与一班学生对天漏村的考古很有意思,而那个未曾实写、只在断壁残垣中的舒鸠国更具诱惑。

汪政:是啊。《天漏邑》里的这条线确实有意味,不仅是赵本夫历史情结的再次表露,也是他写作中人类学意识的又一次体现。说到人类学意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他的“地母三部曲”,我们曾将这部作品称为“农耕史诗”。这也与赵本夫创作中的另一个基因有关,那就是地域文化。赵本夫出生在黄河故道,三省交界,他对黄河流域这一华夏汉文化发轫地一直很关注。黄河流域的耕作文化发生较早,当黄河农业文明已经趋于完善时,长江吴越地带尚处于渔猎采集阶段,中华农业文化正是由这一地区向外辐射进而形成东亚农业文明的。整个中国的文化也有一个由此南移的过程。所以,探究历史,赵本夫具有地缘优势。他也一直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区域。如果说赵本夫在文学上有自己的人类学视角的话,那么用紀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以黄河流域的农村为样本应该是其标志之一。“地母三部曲”是一次大规模的知识考古,草洼村是那次考古的发掘地与样本。他从自然环境的考察开始,然后是部族的迁徙,再后是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文明,对草洼村这个具体的族群从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财产分配、种族延续一直到简单城市的兴起。它是中国农村的史诗。

晓华:从体式和结构上说,《天漏邑》与“地母三部曲”不同。“地母三部曲”在叙事话语上没有设置考古的外在模式,但却近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样本调查,而《天漏邑》虽然采用了考古的叙事框架,却较“地母三部曲”灵活得多,空灵得多。祢五常的团队在天漏村调查经年,并没有得出学术意义上的结果,而且,对天漏村的调查在祢五常的团队之前即已开始,起码有民国学者柳先生,这位算起来活了上百岁、在天漏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学者成了一位高士隐者,最后竟然以类乎天葬的方式回归了自然。这实在大有深意。如果换一种构思,《天漏村》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写法,因为素材在小说中已经准备得好好的,那就是天漏村人自古延续下来的庄严缜密的修史传统。天漏村的修史代有传人,天漏村的修史从未中断,天漏村的史书存留完整。但是赵本夫偏偏放弃了这一自己设置的包含着清晰的叙事可能性的前提。他将天漏村的“史官”做了特殊的“处理”,历代天漏村被选中记事记言的人都是又聋又哑的,而天漏村三千年的历史虽然都有竹简乍册记载,但是这些“史书”却足不出洞,且是特殊文字,形如天书,远在现有的表意符号系统之外。也就是说天漏村虽然有三千年的“文字”史,但这样的历史直到小说的结束都独立于现代文明之外。

汪政:这就涉及赵本夫文学基因的另一个特征,即他的文明观与历史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推荐这部小说时说它是“从一个村庄的田野考察引出的超现实文学力作,赵本夫向自然秘境与文明演变发出的终极叩问”。这句话的信息量挺多,也是作为第一读者的出版人对作品的认定。它首先道出了赵本夫的“野心”,所以在后来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人或知识分子的认知观,也就是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就是自然,在天漏村里,首先就是那一天要打几次的防不胜防的雷。作品在古今之变上下的气力就不用说了。问题是不论“自然秘境”也好,还是“文明演变”也好,赵本夫似乎到小说的最后也没有给出他“终极叩问”的答案。对天漏村的多雷这一天文现象,科学家们到村子考察了半天后好像有了解释,但是天漏村的人对科学的结论愣是不买账,不承认。而对天漏村的历史正如你刚才所说,实际上无解的,更准确地说,本来是有解的,赵本夫偏偏不去解,把有解写成了无解。大概从他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刀客和女人》开始,赵本夫就纠结在历史的有解与无解之中,他最终形成的基因是无解。而这种无解就是一种解,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这一历史观也来自于中国文化,那就是“混沌”。他在谈到“地母三部曲”中时间上的模糊处理时说过:“不确定哪一年、哪一月的具体时间,这与整个系列三部曲的基调是一致的,整个系列基调是混沌的,它基于我对整个人类、大地、宇宙的认识。整个宇宙就是混沌的,古往今来人们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①说到底,“混沌”虽然至少说出自庄子,却已经成了赵本夫的世界观。混沌意味着一种状态,一种对事物本源的无限接近,意味着一种直觉。这种无解并不是虚无主义,只不过,他审慎地对待结果,而宁愿全神贯注于过程中,他说:“但我在写作《天漏邑》时,的确是带着求索的心态,涉及自然异象、历史演变、社会人生、人性残缺、罪与非罪、忠诚与背叛、惩罚与宽恕等等。作品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我希望它有寓言的品格。涉及这么多复杂深奥的问题,我当然无法给出答案,我只是一个求索者,但提出问题总是好的。在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提出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②其实,这就是文学或审美与科学的区别。

晓华:这种世界观也反映在赵本夫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究天人之际”,赵本夫对人物的探究也很值得说说。赵本夫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很重视,这方面他的传统美学取向很明显。你有没有觉得,这十几年来,我们在小说人物塑造上越来越淡化了?作品出了许多,但让人记住的人物形象却不多。顺带说一说,因为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许多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也不见了或丢掉了。比如人物性格,比如典型,再比如心理、肖像、语言、动作描写,对比、烘托、渲染等等,都很少见了。原来写小说,最难的就是写人物,而这最难的恰恰又是最基本的标准。写不好人物,还写什么小说?赵本夫在这上面几乎没变过,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这也应该是赵本夫文学基因图谱中突出的序列。从他的处女作《卖驴》开始,在小说诸要素中,赵本夫坚持的一直是人物优先的原则。如果细数下来,本夫还真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人物。以孙三(《卖驴》)打头,接着就是黑妮(《狐仙择偶记》)、林楠子(《古黄河滩上》)、黑虎《刀客和女人》)……一直到《无土时代》中的石陀,都让人过目不忘。即使是那些短篇,赵本夫也可以说一篇一个人物,甚至几个人物,如《绝药》中的崔老道和二毛,《绝唱》中的关山和尚爷,《天下无贼》中的傻根、王簿、王丽。《铁笔》《铁门》《新兵曹子乐》《斩首》《名人张三》《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鞋匠与市長》之所以成为本夫小说中的名篇,与这些作品简练传神的人物塑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本夫刻画的一些动物,如驴、羊、狗等,都是性格鲜明、底蕴深厚的艺术形象。

汪政:《天漏邑》在人物身上非常用力。一部长篇,几十个人物,可以说都是有个性的。祢五常的几个学生,绝无雷同。“反派”人物未松、松本、木村、侯本太辨识度也很高。几个女性形象特别是七女值得好好解读。当然,赵本夫最下气力的无疑是宋源和千张子。你刚才说现在许多塑造人物形象的原则和方法都被丢弃了,在《天漏邑》中我们是不是又见到了?我觉得赵本夫都有些炫技了,十八般武艺使起来如庖丁解牛,技进乎神。宋源和千张子一出场就让人记住了。宋源应雷而生,他脸上的胎记黑痣一直伴随着他生动的表情,透露着他的内心世界。在可见的外显的性格上,宋源和千张子构成了对比或互补,宋源是张扬的、粗犷的、豪迈的、狂野的,而千张子是柔软的、纤弱的、内敛的。然而细究开去,他们的性格绝不单一,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组合。在粗犷的外表下,宋源是沉静的、深沉的、细密的,同样,在柔弱的另一面,千张子是狂野的、冒险的。而最终,这两个人物又有着说不清的秘密,他们的性格与行动都有着无法解释的因由,甚至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也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赵本夫对人的认识其实也是混沌的。包括对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结局,赵本夫也付之阙如,留给了茫茫人海与莽莽山林。人物的命运是说不清的,作家又怎么能轻易给人物以结局?

晓华:宋源这样的人物赵本夫以前就写过,这与他的黄河故道文化有关。但千张子是个“新人”。据说这个人物在赵本夫的心里盘桓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综合杂糅进了许多生活原型。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讨论千张子确实是个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如何认定一个斗士?又如何认定一个叛徒?在观念上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如果放到个体身上,放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却并不那么简单。不能说赵本夫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相信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会从人性的复杂性上来分析,也会从行为学的角度进行理解。你刚才用了太史公的话来说赵本夫,“究天人之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其实,天和人也是可以互释的,一个大宇宙,一个小宇宙。而且,如果天是自然,那么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是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从文学人物塑造史看,作家们一般是在社会层面上来塑造人物,人物的形象意义也是指向社会的,从自然的角度塑造人物的不多。赵本夫倒是常常从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入手去塑造人物。像《绝唱》,关山的悲剧之一就是社会的人扛不过自然的人,就像作品中的画眉一样,社会的鸟也扛不过自然的鸟。我们过去写叛徒,着眼的是信仰、是忠诚,这是社会的。我们也写自然,写身体的被摧残,但还是为了突出社会因素。但是赵本夫在刻画千张子时将自然因素前置了,将身体突显了,将自然与社会在个体身上对立起来,他要叙述一个人的自然因素对其命运,特别是对其社会命运的不可抗拒的作用。他不但要探讨这个问题,他还让宋源也去进行这个实验。千张子是不是叛徒不是我关心的,历史上这种复杂的、无法定性的人物多了去了,原因更是千差万别。我感兴趣的是赵本夫刻画千张子这一双重人格的路径,他将自然与社会的冲突用在了这里。回想起来,大概从《走出蓝水河》开始,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就是赵本夫作品中的主题,这次,他将这一冲突集中内化到个体身上,这是一个尝试。因为有了这一经历,千张子的戏份几乎要超过宋源了。宋源是按照他的社会身份与性格一路向前的,但千张子却是九曲十八弯。

汪政:九曲十八弯是个不错的说法。这大概也是赵本夫文学基因特征之一吧?换个说法就是传奇。我记得在赵本夫的研讨会上,何镇邦老师谈到了赵本夫小说与中国小说志人志怪两大传统的关系,这是很有见地的。不过,何老师说赵本夫只承继了志怪传统好像不太准确③,我觉得这两个传统在赵本夫身上都很明显。以《天漏邑》而言,天漏村的天文、地理等异象是志怪,但从人物刻画上说,志人的痕迹是相当重的。当然,不管是志人还是志怪,传奇是它们相同的特征。当然,赵本夫的传奇不止来源于志人和志怪,还有现代小说的渊源。赵本夫小说的传奇性由哪些构成?我觉得有这些方面,首先是思考的独特,发人所未发,比如《天漏邑》中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的思考,如你刚才所讲的对英雄与叛徒的考量,包括作为具有寓言性质的一部作品,它在冰山底下的许多引而未发的语义。其次是题材,说白了就是叙述和描写的内容的奇特,天漏村的自然秘境与社会奇观几乎具有唯一性。再次是故事的戏剧性,我读《天漏邑》,时时想到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小说评点,我想,他们如果读到这部作品,一定会击节称叹。还有就是人物形象,是不是写出了神奇的人物是小说传奇性的一大标志,这从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最后就是表现手法了吧?渲染、烘托、夸张、显隐、断续、虚实、进退……包括悬疑、错误、假设等等。传奇固然来自于内容,但艺术表现手法却可能使平淡之物立马神奇起来。比如在《天漏邑》中,赵本夫时常掐头去尾,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掐了头或者去了尾,那神秘感就出来了。

晓华:我们今天谈论的虽然是赵本夫的新作《天漏邑》,但我们是将它放在赵本夫整个创作历程中去解读的。这么说来,这部作品确实称得上是赵本夫创作的集大成,是解读赵本夫小说美学的样本,是他文学基因的典型体现。酝酿了十年的作品,无疑是赵本夫的一部“大书”。

2017年8月,南京-上海。

【注释】

①《文学如何呈现记忆》,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②《 赵本夫: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载《青年报》2017年4月18日。

③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纪要,中国作家网2017年7月19日。

(汪政、晓华,江苏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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