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杨庆祥，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新伤痕文学”相关话题，引起了学界热烈反响。杨庆祥最让我佩服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当下青年学者罕见的现实批判意识。当下的青年批评家，大多出身于学院，理论功底好，学养丰厚，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我们都是被项目、课题等高校学术利益链捆绑的一代学者，多的是知识积累，少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多的是理论兴趣，少的是敏锐的现实感。我们习惯了从课堂到书斋的安静生活，在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典化、科学化过程中，也将当代文学研究古典化，走向了趣味和思维的保守僵化。

但现实批评意识，又谈何容易。当下的语境中，所谓有“现实批判意识”的批评家，基本可以理解为“敢于骂人”的批评家。敢于批评作家作品和不良文学现象，还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层面。更高级的现实批判意识，是敢于和能于高度概括一个时代文学特征，令人信服地指出一个时代文学史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独特创见。比如，洪子诚对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特征”的概括，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对朦胧诗“三个崛起”的定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季红真对新时期文学“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的把握，孟繁华对1990年代“众神狂欢”的精彩描述，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都引发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能有效地针对时代文化和文学现实发言。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基本延续90年代以来的运作模式，如以代际为兴奋点的新人模式，前几年大推80后，这几年热推90后，但实际有价值的文学创作，远比浮出水面的那些作品要多，出现了很多非常具异端气质的作家。文学研究的问题也很多，课题化生存的今天，我们更多看到探幽索微的文史互证，琐碎的史料梳理，新史料见新史识的好文章不少，但“一大堆新材料，证明一个常识”的文章也很多。还有就是以“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等理论阐释体系为基础的论文，或围绕几个大作家展开的“封神式”经典化过程。不可否认，当代文学研究更精深了，更科学化了，对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整合度更高了，但代价是更专业化和圈子化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问题，注释越来越多，越来越玄妙，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资源的现实指涉能力（如新左派），出了专业圈子，很少有人感兴趣。当下的文学批评，也丧失了提出具共识性、现实针对性概念的能力，很难有效地从文学出发，对当下创作形成指导意义，并对其他人文学科提供新鲜养分。

“新伤痕文学”的概念，并不是杨庆祥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批评现实感诉求的体现。前几年，他提出“80后，怎么办？”也是这种现实思维能力的体现。我并不喜欢代际研究，因为这容易成为“思想偷懒”的做法：“找一些同年龄作家，概括共性和差异性，或单篇点评再集合成部落。”但杨庆祥的80后研究，我很认可的原因在于，很大程度上，杨庆祥并不是将“80后”作为一个“权力话语源”加以塑造，而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也可以说，80后这个概念，是杨庆祥竖将一代人的文化生存有效“问题化”的产物。由此，他才可以将多样丰富的80后文学创作与当下80后青年的生存困惑、情感状态和思想症候联系起来。同时，“怎么办”的讨论中，我们不仅看到冷峻思考的“批评家杨庆祥”，更看到了“80后青年”的杨庆祥，对现实有切肤之痛的“诗人杨庆祥”。他将生命意志、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有血有肉地融入及物性的批评实践之中，有理论说服力地融入广阔的中国文化现实——这一点，正是杨庆祥的特立独行之处，也是他超越很多同辈甚至前辈学者之处。

“新伤痕文学”概念，无疑是杨庆祥又一次勇敢的批评实践。对于创伤，心理学上有一种EXPOSURE THERAPT（暴露性疗法），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疗治设置中，让患者面对令人害怕的刺激，直至焦虑降低。习惯化——当同一个刺激被反复的呈现，机体对该刺激的反应性降低——是焦虑降低的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①。伤痕文学，就是在不断的伤痕的暴露与创伤的倾诉之中，寻求解脱、升华与超越的文学。相对于“文革”末期出现的伤痕文学思潮，“新伤痕文学”主要针对“文革”结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这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②

这个论断无疑是对新时期文学“伟大发端”的强有力反思。对于伤痕文学的性质和成就，学界一直有争议。在海外、港台的华文文学研究界，很多研究者都强调冷战背景下，伤痕文学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如1979年4月，《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连续推出“社会主义悲劇文学”。编者认为：“区别于歌功颂德的宫廷文学，以及后来题材越来越窄的样板文学，我们将反应社会主义社会悲剧的小说，戏剧，曲艺，统称为社会主义悲剧文学。”③这几年《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杂志也开设专栏，探讨伤痕文学和文学史多维复杂关系。一种看法认为伤痕文学是十七年文学的某种惯性延续，比如，李陀认为“它基本还是工农兵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潮流，它并没有提出新的原则、规范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旧文学”④。程光炜也认为，“伤痕文学是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思维方式甚至表现形式，与前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⑤。另一个看法是，存在不同形态的伤痕文学，一种是主流和官方的伤痕文学，如《班主任》《伤痕》等，另一种是“异端意义”的伤痕文学，形成对主流伤痕的质疑，甚至溢出新时期叙事规则，“文革伤痕”变成了广义“革命伤痕”，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刘克的《飞天》、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甚至有论者认为，即使主流化伤痕文学，如《天云山传奇》，叙事者也以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的“不在场”，建构另一种叙述“异质”伤痕的话语范型⑥。这些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反思，都反映了学界对当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线性逻辑的质疑。

“新伤痕文学”的概念，让我们回到了新时期文学的源头，以关联性的历史化态度，打破新时期、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简单断代，破除诸多文学思潮命名的局限性，对新时期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形成新的线索性认知。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无法形成科学而稳定的经典内在秩序。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文学史依然无法正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效处理社会主义文化经验、“文革”记忆、现代性与后现代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冲突与杂糅。文学史家无法在理性宽容的态度下，坚持文学审美性与社会价值性，形成对经典作家作品，流派、思潮较稳定的文学史认知。当代文学从1949年算起，已接近70年，但经典化程度远逊于短短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具体到新时期文学，我们曾用纯文学等理念树立新文学史观，却发觉很难准确描述文学史真正面貌，比如，对掌握巨大资源，并持续影响至今的，包括新现实主义在内的主旋律文学，简单忽略很难有说服力。又比如，对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类作品，虽然知名度很高，但我们也很难在现有文学史框架，對之进行有效处理。更棘手的问题在于，进入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深度与广度是空前的，而文学批评滞后于创作。我们简单的代际划分、年代划分、题材划分，甚至是以左右命名的定义，都很难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更具内在联系性的理解。原有文学史框架对“改革创伤”的描述，止于光明现代化之路上的烦恼，也止于“分享艰难”式的虚伪表述，或金钱必胜、道德必败的市场万能论逻辑。而对“改革创伤”的忽略，批评家也担负有责任。正是频繁的断代、主题转换、虚假概念创新，让我们在眼花缭乱的批评生产过程中，只强调差异性和个性的塑造，而忽视了贯穿整个改革时期的“精神创伤”问题。改革的创伤，与“文革”的创伤与革命的创伤，既有着隐性的复杂联系，又都符合中国后发现代的焦虑性处境。

“新伤痕文学”的概念，是试图整合当代文学的内部资源，寻找内在联系性的努力。当代文学史的一大问题在于断裂感太强，其内在问题，则是思想和文化资源的彼此冲突，及各种思潮的争夺和挪用。程光炜谈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时，不满于其缺乏有效历史化过程。王尧也曾指出，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关联性研究所导致的简单化倾向。很多学者看到90年代对80年代的断裂性，但忽视了90年代改革与80年代改革之间的联系性，即它们都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发动，由政治规训经济活动产生的政府行为。由于90年代文化控制的隐性化，虚假的经济至上主义，文学通过对抗性获得象征资本的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变得更艰难了。这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多元化的乐观叙述，在勉强的、漏洞百出的维持之中，由于内在创伤无法治愈，走向了脆弱的“新改革共识”破裂，并造成了新的对立和撕裂。比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写的80年代改革面对的改革前的城乡差距、地域差距造成的精神创伤。贾平凹的《秦腔》、李佩甫的《城的灯》《败节草》处理的依然是类似问题，所不同的是，作家更关注乡土权力和文化传统的变异，也关注新改革语境下，乡土走向衰亡的问题，及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结合对乡土精神的毁灭。

文学史中的80年代，曾被我们命名为新启蒙时代，并被认为是接续了社会主义经验，剔除了“文革”封建病变，重新迈向现代化的新的宏伟叙事。甚至先锋文学的审美哗变，颓废虚无，也被纳入了进步的，线性的宏大逻辑之中。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和中国现代派巨大的接受语境差异性。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中国进一步纳入全球化经济秩序。我们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多元状态，并非走向了多元化，而是走向了以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为核心，以传统古国伟大复兴加新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规训之下的“新宏大叙事”。所谓90年代以来“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想象，不过是在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一种“多元进步论”。这种表面解构性的，多元的文化形态，并非西方学者利奥塔、鲍德里亚等认定的后现代主义，而是依然有强大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变形的宏大叙事。相对于80年代更具社会主义实践色彩的新启蒙进步论，90年代以来在自我欲望实现、经济至上、无限发展等观念之下，掩盖了新改革过程利益再分配的野蛮残酷，贫富差距加大，及利用现代技术发展起来的，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超级隐性控制。

“改革时代的伤痕”问题，无疑也有着后冷战的第三世界中国的意识形态特质。一般的文学史论述，认为90年代文化语境是对80年代改革的巨大断裂和转型，80年代的改革是国家式启蒙改革，90年代的主题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汪晖指出社会主义经验和改革之间的矛盾性，也看到了两个时代改革的内在关联性：“推动着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变的国家依赖着过去的政治遗产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这两方面的不相适应，从不同方向上造成了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即人们一方面可以用国家主导经济政策指责国家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质疑国家经济政策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收益分配方面重视平等，但它以强制和计划的方式保护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的不平等迅速地转化为阶级、阶层和区域的收入差别，从而促成了社会的急剧分化。因此两种国家性质的区分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⑦尽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两个时代的改革，存在很大的策略性差别，但二者又有着内在联系性。90年代的断裂性，只是一种表面的社会断裂，其内在社会逻辑实际延续80年代改革在国家权力意志与政治体制下，实现经济转型的内在思路。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中国经济的计划色彩更淡化了，也更深层次地介入全球化资本秩序和国际分工，并导致了内部的急剧分化。

因此，正如杨庆祥所指出，伤痕文学，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创伤，或激进地理解为革命造成的精神创伤，应该是囊括二者的、中国当代以来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更广义的“创伤”。这种创伤的现实具体所指，既是指全球化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外在现实，也是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无限发展主义，导致的道德沦丧、精神摧残、环境破坏和灵魂压抑。这种“改革创伤”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肉身的创伤，也是一种“内化的创伤”，是由于文化被动性导致的精神伤害。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实都有伤痕文学的影子。中国后发现代的艰难处境，导致了晚清以来“天下文化”的自足逻辑的破产，在胡适所言“事事不如人”的焦虑之中，坚船利炮的冲击，加上文化的冲击，造成了文化被动接受的巨大眩晕感。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从来不是一个强悍的父亲，更多的是“伤痕累累”的母亲形象。中国的革命实践、民族自决，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独特道路，中国文学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也都可以看作广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现代性自我认同，主体建构的过程。这种创伤与治愈的双向过程，在80年代以来至今的改革实践之中，依然存在。但由于“外在创伤”，如民族国家不独立、经济落后等情况的改善甚至消失，“创伤”的话题变得隐匿了。然而，改革所导致的巨大的社会现代转型，其“内在创伤性”反而被凸显了。人的尊严、价值，人的自由和幸福，人与自然的冲突，人对权力控制的反抗，人对道德和情感的守望，人对文化传统的维护，都因为急剧而暴烈的国家式改革，宏大的民族国家合法性，以及强大的政治维稳语境，变成了默默运行的“地下之火”。这种内在性的创伤被精神化了，即如杨庆祥所说，是具体的、绵软的、隐性的，是一种“天鹅绒式”的创伤。

“新伤痕时代”的概念，一方面有利于我们联系性地理解80年代、90年代直至今天的很多作品的“创伤”问题，另一个方面，也有利于“新伤痕时代”的指认，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进行有效的梳理、指认和指导。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发展态势是繁荣的，但“中心—边缘”的文学史认知依然固定。由90年代发展而来的纯文学体制，结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诉求，形成了等级化的内在秩序。其秩序的边缘，则是更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先锋表述。然而，正是这种体制下，一方面，纯文学正日益走向“小事化”的极端日常叙事。对卡弗、奥康纳、奈保尔、莱辛等一系列日常化书写的推崇之下，很多作家热衷于描述无聊的偷情生活，琐碎的日常体验，虚无的人生，以此便似乎有了一种与西方作家处于相同文化语境的“现代幻觉”。这种幻觉状态，其根源还在于忽视当下中国的独特文化与生存体验，也忽视了后发现代中国独特的情感诉求与生命状态。中国人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无限发展主义，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新伤痕”的指认、阐释和分析，无疑是对新时期历史的整體性反思，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警醒。

另一方面，很多优秀作品，也在书写改革时代的精神伤痕，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现实指向性，并得到很好的认识。创作实践中，伤痕的表述，也是多维而复杂的。比如，李锐的《旧址》与《银城故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作品，是对70年代末期伤痕文学的深化，即针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广义的革命创造的精神伤痕问题。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的很多现实主义小说，如谈歌的《大厂》《天下忧年》《下岗》，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曹征路的《那儿》等，处理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化改革中，遭受的精神创伤问题。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丁庄梦》《受活》，莫言的《丰乳肥臀》、毕飞宇的《平原》、格非的《春尽江南》、张炜的《外省书》、贾平凹的《古炉》等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些作品的历史视野更宏阔，处理的伤痕问题更广泛，既包括革命的伤痕、社会主义文化的伤痕，也包括更广义的改革时代的伤痕。

比较而言，对改革时代精神伤痕的批判和展示倾向，新世纪以后，更为明显了。很多不同代际的作家，都积极参与到对改革时代伤痕的反思中来。除了上面提到一些作品外，还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尤凤伟的《泥鳅》、余华的《第七天》、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阎真的《活着之上》、莫言的《四十一炮》与《蛙》、郑小驴的《西洲曲》、艾玛的《初雪》、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威廉的《非法入住》、王方晨的《老大》、张楚的《良宵》、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阿乙的《春天在哪里》与《下面我们该干些什么》、蔡东的《净尘山》、李宏伟的《并蒂爱情》、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鲁敏的《六人晚餐》、曹寇的《市民邱女士》等。这些作品，常被贴上非虚构文学、底层叙事、新先锋写作、新乡土小说、女性新都市小说、70后创作、80后写作等标签。他们的写作代际、风格和审美追求也差异很大，但他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现实指向，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崇尚物质高度发展，却忽视人的心灵、尊严和人的精神自由的文化环境的强有力的批判。这些作品也因为伤痕的真实，情感的复杂强烈，而具有了连接现实与历史的可能性。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过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审美哗变，但新世纪之后，无论哪个世代的作家，无论何种写作审美追求，“真实性”和“现实感”的标准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两个标准蕴含着中国作家在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维度，通过“改革伤痕”的再现，重新建立历史感，实现中国文学的“主体再历史化”的努力：“新世纪长篇小说乃是一种另类的‘现实主义。作家们面对内心对历史的不断反省，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表述方式，发出‘重新历史化的喧响。”⑧也许，在“新伤痕文学”概念之下，我们可以跳出很多文学史既定束缚，也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峙的理论藩篱。而这种中国化的、针对性很强的“新伤痕”表述，或许才是真正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才是中国当代文化真正能留给世界的资源性痕迹。

这是一个新的破局，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在历史化维度下，重新寻找现实批判性品格的新路径。如果认真考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怪圈。一方面，文学批评不断生产出各种概念，不断地对抗、颠覆；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又共同导致了无法对抗、无法颠覆，甚至无法发展的停滞状态。导致这个悖论怪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推出的概念缺乏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匮乏的状态，就表现在概念的产生都隐含着强烈的断裂性企图，少有贯通性、通约性和共识性的概念。每个概念出来，都忙着和历史与前辈们分割，扯旗树山头，天下虽大，唯我独尊。由此，无效的概念也导致了批评的古典化倾向，就是由于对无效概念的厌恶，以至于怀疑任何新概念对文学批评的有效作用，形成了“批评概念恐惧症”，从而言必称史料和古典，趣味上则日趋保守。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批评失去了活力。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离不开史料工作，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史料掌握，学术和批评都会变得空疏混乱，充满谬见、偏见和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料研究为先，正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科学性和理性化的建设。但要警惕的是，以史料掩饰思想的贫弱，以史料问题回避当下的问题，以史料制造貌似庄严合法的真理性，以史料遮掩理论的匮乏，以史料扼杀异端思想和创新思维。

对于如何面对改革时代的伤痕，杨庆祥提出“爱的文学”“疗愈的文学”和“拯救的文学”的解决路径。现实批判不等于简单颠覆，必须建立在理性品格之上，建立在历史化维度之上。否则，这个概念就会重蹈很多批评概念的覆辙。这同样也是文学批评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寻求共识性的努力。对于“伤痕能否被治愈”姑且存而不论，但我至少认同，这是一种坦诚的、建设性的意愿。当然，“新伤痕时代”的指认，并不是抹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新伤痕文学”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依然存在着诸多写作困境和问题。但这种写作趋势的指认和总结，有利于作家和研究界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线索，并由此形成关注讨论。这也让中国当代文学超越代际、地域、意识形态、文学趣味等诸多的话语限制，找到更多共识性，从而形成联系性的宏阔思维，为更阔大深刻的“中国书写”提供有效的文学批评参照。对于“新伤痕文学”的认识，也只是刚刚开始。它也有赖于更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参与，在辩驳、质疑和拓展之中，让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走向更良性的运作轨道。

【注释】

①施琪嘉主编：《创伤心理学》，77页，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②杨庆祥、魏冰心：《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凤凰网文化频道2017年3月16日。

③高上秦主编、郑直等选注：《中国大陆的抗议文学》，2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④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载《上海文学》2001年3期。

⑤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载《文艺研究》2005年1期。

⑥章涛：《“伤痕文学”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再思考——以知识分子为考察中心》，载《南方文坛》2015年5期。

⑦汪晖：《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及其历史批判》，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2期。

⑧陈若谷：《边界的偏移与固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形式研究》，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5期。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