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峰

蟋蟀盆，蛐蛐罐，其实说的是同一类器物，南方称盆，北方称罐。其不同之处在于南方蟋蟀盆壁薄，北方蛐蛐罐壁厚，都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因地制宜而设。南方蟋蟀盆起始较早，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记杭州景象，就曾记录过有专门卖蟋蟀盆的店家。北方蛐蛐罐出现较晚，虽然宣德皇帝曾迷恋斗蟋蟀，但是北方民间成规模的烧造，当系明代晚期万历朝的事。北方烧罐，康熙时期有过一个高峰，康熙帝属于十分敬业的皇帝，本人并不玩虫，但是他曾命宫里孵化蟋蟀鸣虫，以便让春节的家宴溢满生气。道光以降，北方烧造蛐蛐罐的风气延绵不绝，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初，以北京为中心，延至清末民初，烧造中心转至天津。所以北方蛐蛐罐又分京路罐和津路罐。两者造型风格略有差异，塘底方式则差异较大。京路罐填土很厚，为的是便于过风，又能保潮；津路罐填土很浅，着眼于避光静养。各有千秋。“秋雨梧桐夜读书”蛐蛐罐即属北罐之京路罐。

初次知道“秋雨梧桐夜读书”蛐蛐罐，还是在邓之诚的笔记里。邓之诚，字文如，清末举人，民初曾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说起来还是王世襄的史学老师。王世襄就读燕京时，有一回怀揣蝈蝈葫芦进了课堂，不意蝈蝈暖过身来放了叫，屡触不止，惹得课堂上哄堂大笑。邓先生斥曰：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蝈蝈叫？遂将大玩家逐出课堂。不过邓先生行事公允，期末仍按成绩给了王世襄优等。畅安先生晚年言及此事，仍忍俊不禁，灿烂如儿童。

其实邓之诚也是个爱玩之人，他玩古董，遂有《古董琐记》八卷。该书初刊于1926年，其卷六“蛐蛐罐”一节记曰：

“石虎胡同蒙藏学校，上年掘土种花，得蛐蛐罐极多。有姑苏彩山窑常德盛制者十一，永乐制也。淡园主人制，外青内紫者十一，秋雨梧桐夜读轩制者三十四，康熙制也。赵子玉制，署恭信主人之盆凡四，署西明公凡一，署古燕赵子玉制或造者凡六十，书制者较精美。又敬斋主人之盆一，彩胜主人之盆二，韵亭主人之盆一，寄敬堂制一，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相传该校为吴三桂旧邸，即周延儒宅，为京城四大凶宅之一，居者率不安。此不知何人埋藏。闻故老言，道光时长安贵人斗虫之风极盛，今淡园等制，流传尚多，且有志虫名者，予数见之，信皆佳制，但不古朴尔。大抵其时新制，特窖藏之，为去火气，使不伤虫。康熙容或有之，永乐、宣德，吾未之能信。又闻贵人蓄虫，率同式廿四罐，列之几案，呼为一桌，蓄多者至数十桌。今此流风消歇久矣。”

“上年”是哪一年，邓之诚交代得不清楚，总之应当在1925年之前。这宗蛐蛐罐究竟是何人、何时所埋，邓之诚亦未加考辨，盖因其并非蟋蟀玩家，对蟋蟀罐的了解不深所致。今日据邓之诚著述年代近一个世纪，如若考辨，更是困难。但是邓之札记仍然提供了诸多信息。

从邓之诚行文看，此公显然不玩虫，对于北平当日的玩虫习俗亦不甚了解。其“长安贵人”云云，依稀可以看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的影子。其实斗蟋风习自明宣德以来，已由苏杭渐及北方，至明代晚期，北京城玩虫风气大炽，延至民国时此风未之稍减。他的学生王世襄即是此道中人。邓公对蟋蟀罐的认知，尤其是对赵子玉罐的认知多有错讹。比如“西明公”显非赵子玉所制（余藏有一对，从器物特征看，当为清中晚期的产品。）“淡园主人”“敬斋主人之盆”“韵亭主人之盆”均为赵子玉定制八种序列，邓文反不列于赵子玉名下。“古燕赵子玉造”与“古燕赵子玉制”之间，“造”为真品，“制”为仿品，已有定论。而且从传世品看，“造”之精美远胜“制”者。而邓著倒置，或为误传、误记，亦或署“造”者亦为后世仿制，皆未可知。倒是他的学生王世襄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撰《秋虫六忆》，才算首次对万礼张、赵子玉所制蟋蟀罐做出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古之大户蛩家，有定制虫盆风习。比如道光年间北京大户即有“含芳园定制”蛐蛐罐、过笼、水槽等全套器物；再如，花恭信、花淡园之类即为晚清时北京左家仿赵子玉款定烧，但泥质远逊，造型能力亦有不逮。另，余歷年收得“光绪己亥”“丙寅天字”等帮戳，署款“始平耀亭氏制”“耀奎士荣氏制”之虫盆数种，盖底款识之侧并注有“天字第某某号”排序。须以千字文排序，料知数量可观。历代蛩家，亦不乏文人雅士，但能定制蛩盆者，非有一定财力莫办。盖因一经开窑，必需相当数量，个人定烧，加盖私家款，即非商品，自然无回收成本之预设。虽为雅玩，但所费不菲。故，大路货常见，而定制款稀见。以书卷气雅言志盆者，则极其罕见。“秋雨梧桐夜读书”信为执牛耳者。且因“夜读书”与“夜赌输”谐音，更可以断定此罐断非赌虫家所为，必是文人器物。实为罕见之品种。

蛩家埋罐、窖藏是对新罐处理的一个环节，是为了去新罐之火气。复杂的还要冬日里填雪，夏日里沉于井底，如是三番，目的是避免盆中所残火气烧了虫爪。埋于土内更是为了得土气，滋养虫体。蟋蟀为秋虫，属金，土生金，而火克金，去除火气，具足土气，始可养虫，甚合物理。但一般处理虫罐，多是整桌。古制，一桌为二十四只。从邓文可知此处埋藏多者为三十四只，少者竟至于一只、两只。且南盆北罐都有，其中姑苏彩山窑确为明代早期之南盆，为苏州陆墓镇所烧制，可以视为宣德器；赵子玉系列如若确为真品，则出自康熙时期；赵子玉“制”者，当系后世仿制。此宗盆罐年代既不统一，数量也参差不齐，显然不是为处理火气而刻意埋藏，从情理上分析应当是突发变故，主人不及带走而又不甘就此丢掉而采取的掩埋措施。显系心有挂记，尚存一念，希冀将来还有机会取出，不然大可以直接扔在花园里，没必要费这些工夫。

从上述资料，可知埋藏时间不早于康熙时期，必在其后，但仍难以断定此罐为何人何时所藏。如是，则仍需考辨石虎胡同前后的拥有者和居住者。

石虎胡同闹鬼的逸事见诸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吴三桂之子）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故不免有时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横通小屋两极楹，童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

裘文达即裘曰修，乾隆四年进士，历任礼部、刑部、工部尚书，曾任《清令典》总裁，奉敕撰《热河志》《太学志》《西清古鑒》《钱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大型传世名著，又奉命补《华严经》残本。屡勘河道，治水有名绩。其时，黄河、淮河、运河多次泛滥，积水久不排泄，山东、河南、安徽各地深受其害。他奉命勘察，向朝廷上疏献策，和灾区官民尽心筹划，领导治水28处，开河67条，完成水利工程计300余里。裘曰修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是纪晓岚的受业师。

裘曰修之前的右翼宗学，乃是指雍正时期曾作过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这期间有一位后世变得声名显赫的人物曾居此处，就是家境败落之后的曹雪芹。也就是在这里，曹雪芹开始撰写他不朽的名著《石头记》的。这期间，他与在此就学的敦敏、敦诚兄弟结为了挚友，常有诗词唱和。敦诚《寄怀曹雪芹》诗：“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即指前事，其“虎门”即指石虎胡同之右翼宗学。据红学家们考辨，所谓“悼红轩”很可能就在此宅之中。

敦敏、敦诚兄弟系皇室后裔。敦敏曾著有《懋斋诗钞》，敦诚著有《四松堂集》，后来都成为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早年周汝昌之兄周诂昌，见到东亚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胡适在序言中提及敦诚的《四松堂集》，并言未曾见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周祜昌就致信周汝昌留意，不料这部令胡适遍索不得的秘籍，被周汝昌至燕大图书馆一索即得。诗集中涉及曹雪芹的诗有六首。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文章发表后，胡适看到并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著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其实胡适当年曾托燕大校长陆志伟就《懋斋诗钞》的藏所请益过邓之诚，邓之诚知道有抄本藏于燕大图书馆，但因不喜胡适，就没告诉他。胡适与《懋斋诗钞》擦肩而过，却成就了周汝昌一生的志业，实在是颇具戏剧性的事情。但是邓之诚显然也没留意到曹雪芹与石虎胡同右翼宗学的关系，所以在他的笔记里，只提到了吴三桂宅邸，并未提及右翼宗学。

应该是在裘文达公致仕回乡之后，乾隆后期该宅赐给了乾隆帝长子定亲王永璜之子镇国公绵德（乾隆四十二年封镇国公），后绵德在乾隆四十九年晋为贝子，保存至今的府邸即为清朝贝子府的规制。清朝末年，该府由绵德的后人毓祥继承，因此又被称为“祥公府”。

大清覆亡后，教育总长汤化龙曾短期居此宅，民国二年（1913年）设为蒙藏学校，乌兰夫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此宅一部分辟出，改为松坡图书馆二馆（外文分馆）。松坡图书馆本在上海，馆长是梁启超，他力主迁来北京，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后来演化为北图、国图。

从徐志摩的诗作《石虎胡同七号》看，至民初时此宅常日里依然幽静：“……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瞑，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吲鸣，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诗作于1923年，此时的老宅院已为蒙藏学校和松坡图书馆分用，徐志摩从英国归来后经胡适、蒋百里介绍，在此处工作和居住，时任外文部英文秘书，其居所“好春轩”还是当年裘曰修初得此园时所新建，著名的“新月沙龙”即诞生于此。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与林徽因的浪漫恋情走到了尽头。

康雍以来，有关石虎胡同的居住者大致看得清楚，其中出现突发变故者有三：一为吴额驸府，康熙帝平三藩动吴三桂最费踌躇，最终是突施杀手，先控制了吴额驸府。其二，右翼宗学改赐裘文达公，在校贵族学生或有玩虫者，匆忙迁出，不及带走，有窖藏的可能。其三则在晚清，大清覆亡，王公贵族一片混乱，只能捡细软带走，它物则只好舍弃。

究竟如何，仍是悬案，关键在于见不到相关实物。

不料，某年我竟得到一只。

2001年，偶于文物报见一转让虫具的广告，遂请济南前辈斗蟋名家柏良先生掌眼，急趋京畿。结果收获甚丰，得老罐二十余只。除万礼张、赵子玉一宗，顶尖的就是这款“秋雨梧桐夜读书”。此款与邓之诚所记，有一字之差，但用泥极细不让精品子玉，有绸缎光泽，有如处子肌肤，非凡品所能及。七字篆书款格调古雅。其盖及罐体内壁盖有帮戳“大清康熙年制”。罐内为白沙底，填土甚厚，为典型京路风格。邓之诚著录的“秋雨梧桐夜读轩”，文意上不顺，又是耳闻，并非亲见，或为误录，或另有其罐，但京津行家皆无人见过“轩”字者。故一致认定，邓文乃误记，邓对蟋蟀罐并非行家，文中能指出“秋雨梧桐夜读轩三十四只，康熙制也”当系因为唯有此罐带有年款。

细考此罐，实物在手，迷雾渐开。此罐虽有康熙年款，但以我看来却并非康熙本年款，如若确为康熙年制，实则无如此刻意强调之必要。罐内壁加帮戳，本就是清中晚期流行的风尚，罐内壁加帮戳之外，又于盖内边再加年款，实为画蛇添足。从工手以及制器特点考量，盖底出檐处，边缘向内脐心呈一定坡度，具此特点者，统观有清一代，惟大关一家。

大关，晚清北京人士，曾受托北京左家定烧花淡园及花恭信，后被天津人请走，亦为一代名家，他与二和为京路罐与津路罐交接时代的关键人物。既然此罐的烧造在晚清，结合石虎胡同的宅主流变，由此可以断定，此宗蛐蛐罐当出自毓祥旧藏，掩埋期当在大清退位之时的1912年。此后，祥公府改为了蒙藏学校，不复有人玩虫矣。

“秋雨梧桐夜读书”老一代蛩家有知道的，亦云极其少见，天津某老玩家曾有一只，文革时破四旧，红卫兵责令其自毁蛐蛐罐，否则就得戴高帽子，抱罐游街。老先生别的罐子都砸了，惟此罐不忍毁坏，宁肯抱罐游街，遭人羞辱。文革后期，局势渐平稳，津门名家苏鸿礼先生曾专程寻访之，然老先生早已抑郁而终，罐亦不知下落。此罐是否彼罐？无从判断。迨因老先生生前珍爱之，极少示人，故无人能述其大概。当年石虎胡同掘出的三十四只，未及百年，却已烟消玉殒，不见流传。今遍访京津，仅听说另外尚有一盖儿存世。余所淘此器或许已为孤品矣。

近世中国，颇多劫难，微如盆罐，亦复如是，令人感喟不已。

北京毕竟是古都，一只罐、一所宅院竟串联出诸多情事。“秋雨梧桐夜读书”，出土于如此宅院，直如谶语一般，秋风苦雨，令人感同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