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翥

（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丝路文史】（主持人：杨富学）

“感德乡”景教社团与隋唐东都人文地理之因缘
——以新出土唐元琰、刘谈经墓志纪事为缘起

张乃翥

（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隋唐东都洛阳城内濒临洛水的南市，因有漕运沟通之便利，曾有大量的西域胡人在此从事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国际贸易。这种流量密集的人事生态，促成了东都建春门、永通门之外贴近伊、洛河一带以“兴生”胡人为主体的侨民聚落的生成。历史文献和出土史料显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西域胡人曾以入华蕃客的侨民身份，在这一移民沃土上展示着历史赋予他们的繁衍生息的生活形态。当地“感德乡”等景教信众部落的形成，正是这一人文环境孕育的结果。

隋唐东都；南市；感德乡；崇义乡；胡人聚落

一、引 言

唐代洛阳城东信奉西域夷教的胡人群体何以选择这一地理区位形成自己的移民聚落？唐廷于此设“感德乡”这一带有强烈民族政治寓意的行政措施含有何种特定的历史原因？这是人们思考洛阳景教信众人文生态时必然要引申的问题。

当侧重于“文本考察”的史学研究大抵告一段落的时候，继续深化的学术意识促使我们将考察视野拓宽到人文地理学领域。治学理路如此之调整，出于笔者寻求此题“客观生态基因”的构想。

2009年8月，笔者一行带着这一课题设想考察了隋唐洛阳的城东一带。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笔者搜集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富有田野史料价值的资料，从而为上述课题的解读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支持。

二、洛阳新出土元琰墓志透露的隋唐城东人文信息

2009夏初，洛阳隋唐故城东郊李楼村一带，出土了一方刊于天宝七年（748）的元琰墓志。志石青石质，长 60.6厘米，宽 60.6厘米，厚 10.6厘米,四周以减底剔地手法阳刻卷草纹样浮雕，具有盛唐墓志石刻装饰富丽的典型风范。志石全文曰：

“《唐故朝议大夫使持节历阳郡诸军事守历阳郡太守上骑都尉袭常山郡开国公河南元府君墓志铭并序》

从侄临汝郡鲁山县令德秀文。

公讳琰，字允殖，生河南。灵源轩降，本枝盛魏。祖帝宗王之祉，累公继侯之绪。布在史牒，不可略详。高祖善庆，皇朝议大夫、绛州稷山县令。曾祖怀道，策名东宫，见危授命。大父慈，隐几南郡，居常得终。朝廷嘉焉，赠房州刺史。皇考行冲，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丽正修书、上柱国、常山郡公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曰献。乃朝茂德，当世鸿儒，武子之咏在人，皋陶之歌盈俗。君为长胄，弱岁经明，解巾薛府参军。次授章怀庙令。两任继满，转补太子通事舍人。领三辅为岐州司功曹椽，达四方乃敕授通事舍人。改簿太常，又丞少府。贰稗陈邓，别乘平原。政能孔彰，恩旨迁拜历阳郡守。呜呼！虎符方至，熊轼未行，海滨忽叹于逝波，江服莫系其往化。时天宝七载（748）八月六日薨于平原官舍，春秋六十六。君门承素范，操禀纯贞，进得中和，退存虚静，诗书自悦，琴酒取娱。惜哉！未尽终身之才，有迫生涯之恨。以其载十一月十八日安窆河南县崇义乡故城东原，礼也。涂芻俭约，世奉遗仪。嗣子长曰轼，前任上党郡大都督府参军。幼曰辅，童年未仕。并泣血茹荼，昊天罔极。哀同位之遄至，遵薄葬之遗言。乃为铭曰：

君之先，君之己，明德不朽，孰云其已。

侄前左羽林军录事参军轓书”①本志撰文者元德秀，《旧唐书》卷190《文苑传下》有传，元氏墓志1959年出土于嵩县陆浑库区，现藏伊川县文管所。报道见《洛阳市志》第7章第2节《墓志》第41，第255-2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元琰墓志纪事表明，唐代以建春门为坐标的东都城郊一带，曾有“崇义乡”行政区划的存在。这与笔者此前已经大体考订的、位于永通门外伊水两岸的“感德乡”一样，在揭示洛阳城东的胡人聚落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②有关唐代洛阳城东的胡人聚落的初步研究，参见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5-73页。英译本刊《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第17-3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5月。同氏：《洛阳出土景教经幢与唐代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98-106页。英译本“The Loyang Nestorian Pillar Aad The Gande Township”刊于2009年6月奥地利萨尔茨堡“第三次国际讨论会对中国和中亚的东方教堂的研究”（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论文集。。

崇义乡地当洛阳隋唐故城东郊濒临洛水的南岸一带，近年当地的出土文物亦可提供可靠的信息。

2001年9月，洛阳隋唐故城东郊石桥村出土贞元二十年（804）刘谈经墓志一合。志石广49厘米，阔49.5厘米，前秘书省校书郎张仲素撰，前汝州龙兴县尉张仲连书。志载刘谈经是年“七月三十日归葬于洛阳县崇义乡石桥之故里”。

按洛阳今日之石桥村，位于唐东都建春门遗址东北7公里的洛河南岸，隔河与著名的白马寺遥遥相望，是知这一村落自唐迄今一仍其旧称。而唐代“崇义乡”之坐落，因此志之面世又有确切之再证。

众所周知，我国自北魏以降，封建王朝即有在京都划定内附胡人生活聚落的故实。《洛阳伽蓝记》披载，北魏迁都洛阳以来，京城“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159-161页。。

揆诸唐史，还在盛唐时代中原王朝亦有于九姓聚居旧地设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而招徕、安抚六州杂胡的事实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975页。。

又由敦煌学研究得知，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邦曾有胡人聚落的形成。如唐代敦煌城东的“从化乡”，即有大量的粟特胡人的聚居③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第49-92页。汉译见辛德勇：《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第140-220页，中华书局，1993年。。

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唐景龙三年（707）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遗卷透露，这一碛西绿洲专门为入籍胡人设立的“崇化乡”，亦有同类人文现象的存在④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533-54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86-390、468-48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唐代洛城东郊存在着一个数量可观的归化胡人的人文聚落，所以唐朝政府才将这一地区专门设置为“感德乡”和“崇义乡”——一种带有鲜明附化意义的社区建制——以便重点安置留寓洛阳的外来胡人。

元琰以一封建士子殡葬于胡人聚落连绵错置的城东一带，内中似乎含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史传记载，元琰之父元行冲，“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开元七年（729）“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余，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累封常山郡公。”

饶有史学旨趣的是，这样一位博通诸艺的文化名人，竟与洛中胡人移民有着文化亲融的事实。

龙门石窟南市香行社造像龛西壁，有南市香行社造像题记文曰：

“南市香行社

社官安僧达、录事孙香表、史玄策、常行师、康惠登、李才辩、孙元楷、陶善意、吕孝敬、郭弘济、王思泰、栢玄泰、刘元祐、刘思言、郝行客、李智绪、兰敬宾、何难迪、房玄林、守约、单雅、康静智、张玄福、卫善庆。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养，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起手”。

此为洛阳石刻文物记载西来兴生胡人与当地汉族贸易社团共同信仰佛教文化的重要史料。与此相互关联的一条文物史料是，这一佛教像龛的西壁，另有造像题记文云：“弟子元行冲为合家造药师佛一躯，弟子元允迪、元九娘二 为病愿早恙，各造菩萨一躯供养”。

龙门石窟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揭示出元行冲家族信仰佛教的信息，并且透露出这一士族家庭更与南市胡人部落结缘佛门的情节。这个封建士族家庭亲融胡人的潜在信息，还可以从元行冲子女一辈采用胡人汉化名字“允迪”——同龛胡人题名已有“何难迪”一例——得到一定的体现⑤基于同龛胡人何难迪名称的由来，笔者倾向于认为元允迪名字中的“允迪”二字并非采自《尚书·周书·旅獒》“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的经典寓意。。

按元琰及刘谈经墓志出土的“崇义乡”，清季以来已经见有西域胡人墓葬遗迹的出现——如著名的阿罗憾墓志序其行状有曰：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阿罗憾/Abraham）丘之铭。

君讳阿罗憾，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656-660）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可称，名闻西域，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 领使，侍卫驱驰。又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功，非其一也。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云台，没而须录。以景云元年（710）四月一日，暴憎过隙。春秋九十有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以其年 月 日，有子俱罗等，号天罔极，扣地无从。……卜君宅兆，葬于建春门外，造丘安之，礼也”⑥阿罗憾墓志的录文与拓本，始见端方《匋斋藏石记》卷21，第9页。又刊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唐·020册，第1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录文详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6页。。

由此可以看出，隋唐东都的建春门外，曾有胡人人文行为的存在，从而使这里的人文风貌富有西域胡乡的色彩。这由涉及当地一件中晚唐文化史迹的文献纪事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

《太平广记》录洛中遗事者有：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精研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年，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咸通丙戌岁（七年/866）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啗饼饵，而丰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旁，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引《三水小牍》”①李昉：《太平广记》卷97《异僧·从谏传》，中华书局，1961年，第650页。。

唐城东郊辟有尸陀林葬地的史料，显示出当地佛法盛行的背景。这在洛阳文物遗迹中亦有信息的印证。如近代邙山出土唐玄宗元舅窦希瑊之女窦含墓志，载其“天宝七载（748）十一月廿九日仓卒遘疾，怛化于建春城东之私第，春秋卅二”②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53页。。真实地透露出当地佛教信众的存在。

又1988年4月，龙门西山毕沟村出土一方大历四年（769）吏部郎中兼侍御史宗乘撰写的墓志。墓志记载志主杜鈒卒后，曾先葬东都“建春门柏仁里”。嗣子颖等，次乃“周旋遗旨，建塔于龙门西原。以大历四年（769）十月二十七日奉迁旧茔，邻于塔次”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9页。。其中可以考见杜氏以崇信佛法先于城东采用寒林葬法归宁净土而后迁移龙门佛国世界的人文掌故。

建春门外法葬佛门信徒的掌故，至少五代初年仍有同类的事例。洛阳古代艺术馆西廊陈列存古阁旧藏后梁董存道陀罗尼幢文纪事有曰：“清敬弟子董存道修茔所建尊胜大悲真言幢记。……弟子与妻王氏，生缘长 永年，并从心烦目乱，罹萍居异郡，自归于下，积有岁年。睹人世之如流，叹浮生之若梦。生而有处，逝亦须封。乃于建春门外遂修生茔，以备终年。仗释氏之良因，崇宝幢之妙善。必异见身吉庆，来果昭然，眷属结愿于几生，长幼保安于今世。即贞明四年（918）岁次戊寅二月甲辰朔十五日戊午记。茔主董存道、妻王氏、男 奴，乾化三年（913）四月二十日李建处买地，方八步。李仁玮刻字。”

以上笔记文献及石刻史料的叙事，透露出洛阳隋唐故城的东郊一带，曾经是一处被辟为佛教信众从事“尸陀法”葬式的寒林墓地——这一事实的本身，已表明这种域外葬俗与当地的胡人聚落有着内在的联系④有关洛阳隋唐城东胡人聚落与佛教葬俗的文化因缘，参见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 65-73页，英译本“Note on a Nestorian Stone Inscription from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Unearthed in Luoyang”，刊《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第17-3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5月。同氏：《洛阳出土的景教经幢与唐代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The Luoyang Nestorian Pillar And The Gande Township—A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the Area of the Tang Dynasty City of Luoyang），2009年6月奥地利萨尔茨堡“第三次国际讨论会对中国和中亚的东方教堂的研究”（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论文集。中文本刊《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 98-106页。。

实际上，此前移居洛中的域外胡人，信仰佛教的例子不胜枚举。如20世纪70年代，龙门东北原出土的粟特人安思泰《大周浮图铭并序》石刻，记录了这位粟特移民于长安三年（703）九月廿日为七世先亡敬造“浮图一所”的史迹①浮图铭文及刊经，参见张乃翥《跋龙门石窟近藏长安三年、大中六年之幢塔刻石》，《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24-25页。。

又安思泰浮图的背面，另有法藏祖坟记文云：

“次西边坟，祖婆康氏，右麟德二年（665）八月亡；祖父俱子，右上元二年（675）五月亡，其年八月葬于洛州河南县龙门乡孙村西一里。父（德）政合葬记。孙男法藏、阿仵、 、惠琳；孙男崇基、万岁。父德政，右去垂拱三年（687）七月七日亡。母尹氏，右去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廿九日亡”。

这一组塔铭纪事表明，安思泰、法藏两个粟特家庭，俱以东来粟特移民的身份，保持着信仰佛教的情势②温玉成：《华严宗三祖法藏身世的新资料——兼述龙门石窟中的外国人造像》，《法音》1984年第2期，第35-36页。。

另如1981年龙门东山北麓发掘的景龙三年（709）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菩萨墓志，记载安菩萨与夫人何氏有“金藏”“金刚”“胡子”三子，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粟特家庭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1-26页。。

再如2008年洛阳隋唐故城东南“伊川村”出土的何澄妻庐江郡夫人墓志，系元和八年（812）洛阳“大圣善寺沙门文皎”所撰文，从而折射出这一粟特胡人家庭信仰佛教的背景④墓志拓本据洛阳师范学院收藏，图引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第77页。。

所以他们在族群聚落的附近地区依照信仰传统行使域外寒林葬法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两京城坊考》卷 5《东京》载：“宣范坊，……（有）太子宾客元行冲宅”⑤徐松：《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页。。

又据同书《东都外郭城图》，知宣范坊乃洛阳定鼎门街之东第二街，街东自南向北之第四坊⑥徐松：《两京城坊考·东都外郭城图》，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由此东越道化、思顺两坊之距可抵南市，故其平日交游南市胡人甚为便捷——元氏一门殷殷乎浸染其胡风夷俗，殆以生活空间的接近而使然。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正是元行冲父子两代与南市一带的胡人聚落保持有比较密切的人际联系，所以元琰卒后始有追随当地胡人风俗于洛阳城东一带实施佛教寒林葬法的选择。这一事态的出现，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隋唐东都东郊一带胡人习俗的浓郁，进而折射出当地胡人聚落的繁衍。

三、人文地理学视阈下的洛都城东胡人聚落

以目前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文物信息来判断，隋唐洛阳城东的伊、洛河夹河一带以建春门、永通门为帝都关钥的近郊至少有着“感德乡”“崇义乡”两个胡人聚落的行政区划。在这一地区的生活遗迹中，我们已经发现居民社会信仰着西域传来的佛教与景教。可见这一地理范围内人文生计胡风色彩的斑斓。

现在，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里何以会有区别于东都其他地区而出现如此繁炽的胡人生计呢？

众所周知，自魏、晋以降，随着中外社会往来的频繁，以商业贩运、谋利兴生为目的的四夷胡人曾经络绎不绝地涌入中原王朝的首都洛阳一带。逮及北魏国都南迁，无远弗届、丛聚积年的域外胡人，其部落居处、生业转输的城市管理，引起了封建国家的高度重视。

前引《洛阳伽蓝记》有关北魏洛京宣阳门外“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之设的记事，反映出北魏王朝在京都地区辟出特定地段安置域外胡人的用意。

又洛京“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509）乾罗国胡王所献，背施五綵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常养象于乘黄曹，象常坏屋败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胡）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528—529）末，丑奴破，始达京师”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161页。。透露的亦是中外陆上交通的事实。

封建国家于“御道”两侧的洛水沿岸为域外胡人开辟相对固定的居住范围，显然基于当时都内域外胡人数量的庞大和强化行政管理的必要。这种以城市区划方式为外来移民设定居处空间的做法，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古一代东方国家的都城建设及时适应国际之间日益突出的规模化人流迁移的行政动态。

思想水平决定行为意识，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林业经营观念，以依法经营、依法服务为林业经营宗旨，发展经济。作为林业资源保护生态管理。为了向公众展示林业资源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严格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同时，要抓好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执法监督。我们发现，我们必须严惩以权谋私的行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行为。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的责任感，合理开发森林资源林业保护管理，确保森林保护管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及至隋唐时代，东都地区外来移民的数量已有更大的发展，这无疑刺激封建国家对这一行政事态持续地关注。

尤其西域诸胡，杨隋一代亦多遣使通好、互致报聘，形成东都地区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如史籍有谓：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605—617），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①魏徵等：《隋书》卷 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1页。。

史载大业六年（610）正月，洛阳盛饰中外集会，极尽夸饰炫耀之能事，终月而罢②魏徵等：《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 74页。。

此事《通鉴》更有详细的记载：六年正月，“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十五日），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5649页。。这与裴矩河西行事可谓故伎而重演。

又大业“十一年（615）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国）、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④魏徵等：《隋书》卷4《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 88页。。作为杨隋东都的洛阳，俨然一座万国交流的都会。

杨隋时代锐意经营西域、羁縻蕃部的意图，洛阳墓志文物中亦有文献信息略事透露。如早年邙山出土大业七年（611）刘则墓志，载其开皇“十二年（592）又授都督，仍迁掖庭局令。十六年（596）诏授兼内给事，其年奉敕送光化公主适于西域。十九年（599），文官并加戎秩，转授帅都督。朔方内款，锡以和亲。使乎不易，寔归懿德”⑤图版引自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010册，第4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墓志中显示杨隋王庭频频“和亲”之事态，反映了中原王朝锐意招徕四夷的心态。

有唐一代中原地区胡人移民的繁多，可以粟特商贩络绎东转华夏为缩影。

值得人们留意的是，大约盛唐之前后，以海上贸易为主导的中外交流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往来的新潮。

对于西域胡商泛海东来、舳舻弥望的史踪，古籍文献亦有相应的记叙：

如唐天宝九年（750），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⑦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卷1《大正藏》，第5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991页。。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自开元十年（722）至天宝六载（747），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750）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珍珠。乾元元年（758），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大历六年（77年），遣使来朝，献珍珠等”①刘昫：《旧唐书》卷 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1-5313页。。

中外海上往来之转盛，必然引起李唐政府对南北运河交通的重视。

对此，文献有着不辞巨细的纪事：“开元二十一年（733）八月，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转运使。二十二年九月，太府少卿萧炅充江淮处置转运使。天宝二年（743）四月，陕郡太守韦坚加兼勾当缘河及江淮转运使。四载八月，杨钊除殿中侍御史，充水陆转运使。乾元元年（758）三月，第五琦除度支郎中，充诸色转运使。二年十二月，兵部侍郎吕諲，充勾当转运使。元年建子月，户部侍郎元载充江淮转运使。宝应元年（762）六月二十八日，户部侍郎刘晏充勾当转运使。广德二年（764）正月，户部侍郎第五琦充诸道转运使。永泰元年（765）正月，刘晏充东畿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转运使，第五琦充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使。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使。建中二年（781）十一月，度支郎中杜佑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陆运使。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包佶除左庶子，充汴东水陆运使。崔纵除右庶子，充汴西水陆运使。贞元元年（785）三月，元琇加御史大夫，充诸道水陆运使。其年七月，尚书右仆射韩滉充江淮转运使。五年二月，中书侍郎窦参充诸道转运使。八年三月，张滂除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十年十月，润州刺史王纬兼诸道转运使。十五年十二月，以浙西观察使李锜充诸道转运使。永贞元年（805），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再兼诸道转运使。元和元年（806）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诸道转运使。三年六月，刑部尚书李鄘充诸道转运使。五年十二月，卢坦除刑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六年四月，刑部侍郎王播充诸道转运使。十四年五月，刑部侍郎柳公绰充诸道转运使。长庆元年（821）二月，王播复为刑部尚书，充诸道转运使。四年四月，王涯为户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宝历元年（825）正月，王播为淮南节度，又充诸道转运使……”②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使》，中华书局，1955年，第1599-1600页。。其实，就东都地区的河运行政来说，高宗、武周时代已经纳入国家管理的视野，洛阳含嘉仓国家仓储制度的建立及其对江南漕运米粮的征调，即是这一政治业绩的一种直接的体现。上引史乘有关诸道水运的详细纪实，反映了此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李唐王朝全力确保河运事务畅通无碍的措置。

安史之乱后江南水运的节制强化，似乎与盛唐晚期国家阻断西胡交通有关——“天宝二年十月敕。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③王溥：《唐会要》卷86《关市》，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9页。。

至于东都地区河运终端的经略，则是通过都城伊洛水系的漕运开发，由构建国家粮储体系和国际市场贸易体系来实现的。

史载“显庆五年（660）五月一日，修洛水月堰。旧都城洛水天津之东，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④王溥：《唐会要》卷86《桥梁》，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7页。。“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自立德坊西南置于安众坊之左，南当长夏门街。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每年洛水泛溢，必漂损桥梁，倦于缮葺。内使李昭德始创意，令所司改用石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无漂损之患”⑤同④。。

“大足元年（701）六月九日，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⑥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中华书局，1955年，第1596页。。

“开元二年（714）闰二月，陕郡刺史李杰除河南少尹，充水陆运使。至三年九月，毕构为河南尹，不带水陆运使。至天宝三载（744）十一月，李齐物除河南尹，又带水陆运使。贞元十年（794）二月，河南尹齐抗，充河南水陆运使。至元和六年（811）十月。敕河南水陆运使宜停”①王溥：《唐会要》卷87《河南水陆运使》，中华书局，1955年，第1601-1602页。。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为水运使，大兴漕事”②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7页。。

而贯通洛城内外的漕渠入口，即设在洛阳城东伊、洛河下游濒临偃师县的夹河滩一带。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这里极其适于江淮运河船舶的停靠、进退。

洛阳出土唐代石刻文物中，亦有资料证实地居洛郊东迩的偃师辟有漕渠入口的史实——《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影刊唐人崔涣墓志，载其夫人卢氏元和三年（808）七月之前卒殁，“即殡于偃师县漕口之北”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这一殡葬洛阳城东的墓地选择，可能正与这一仕宦家庭信仰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墓志披露，卢氏“长女从桑门为尼，法名玄法”，他们无疑属于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这与以上文物史料揭示的这一地区盛行胡人风俗有着人文背景的一致性。

不仅如此，回顾唐人诗文之载记，亦有记叙洛城东郊漕河交通便利居止的事例。

刘禹锡《酬李相公喜归乡国自巩县夜泛洛水见寄》诗：“巩树烟月上，清光含碧流。且无三已色，犹泛五湖舟。鹏息风还起，凤归林正秋。虽攀小山桂，此地不淹留”④《全唐诗》卷358，中华书局，1960年，第 4040页。。同氏《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曾遭飞语十年谪，新受恩光万里还；朝服不妨游洛浦，郊园依旧看嵩山；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⑤《全唐诗》卷359，中华书局，1960年，第 4054页。则从诗文角度展示出唐人自巩县溯水漕河直达洛都东郊的史实。

更为主要的是，这一石刻文物信息提示我们，洛都漕口如此之选址，实际反映了李唐王朝利用东都漕运的根本动机，除了有利于确保都城内部含嘉仓国库的粮食储备外，更出于利用这一夹河地带的水系网络，最为便捷地沟通城内濒临洛河两岸的北市、南市、西市三个国际贸易市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持封建国家对这些跨地域贸易征收的财税收入。

在此前后的一段东都故实，充分显示出李唐国家为此而展开的城市运作。

当时洛北“漕渠”，系“大业二年（606）土工监丞任洪则开，名通远渠。自宫城南承福门外分洛水，东至偃师入洛。又迮洛水湍浅之处，名‘千步’‘陂渚’两碛。东至洛口，通大船入通远市”⑥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隋城阙古迹》，中华书局，1994年，第116页。。

时建春门北“仁风坊，有‘南运渠’，自城东流，至外郭之东南隅。屈而北流，经永通、建春门外。又屈而西流，入城经此坊之南。又经从善坊南，分为二流，屈曲至临阛坊南而合。至南市北，有福先寺水磑。又北流，经延福、富教、训善坊之西入洛”⑦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唐城阙古迹》，中华书局，1994年，第142页。。

关于洛城围绕南市开发的“运渠”“分渠”的记事，清人徐松曾有方位的复原⑧同⑦。。由之人们可以看出洛都漕运与城内三座商业市场的地理关联。

“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隶太府寺”⑨王溥：《唐会要》卷86《市》，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1页。。

“天授三年（692）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70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至开元十三年（725）六月二十三日，又废。其口、马移入北市”⑩同⑨。。

“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广东都天津桥、中桥，石脚两眼，以便水势。移斗门自承福（坊）东南，抵毓财坊南百步”⑪王溥：《唐会要》卷86《桥梁》，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7页。。

“八载（749）二月，先是东京商人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巨万计。自五年（746）创其始，至是而毕”①王溥：《唐会要》卷 86《桥梁》，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7页。。“十载（751）十一月，河南尹裴回请税本府户钱。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东，造石堰以御水势，从之”②王溥：《唐会要》卷86《桥梁》，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8页。。

凡此种种横跨洛、伊二水的城市津梁构建，其中含有便利洛水两翼三个市场交通往来的用意，这与筑桥费用来自“东京商人李秀升”等个人捐施及“税本府户钱”有着直接的干系。这无疑透露出即便都城桥梁之改善，亦有突出商业需要的意图。

至于天授三年（692）、开元十三年（725）西市之两废，“其口、马移入北市”之措置，大抵由于西市偏居城内西南高敞地带漕运不便而使然。从中反映出东都市场运作与水运交通的密切。

李唐王朝既对东都市场社会给予如此的重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对东都市场体系的回顾，看看那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文事态。

与东来粟特同时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社会群体，自然还有中原地区一些直接从事丝绸、香料贸易的行业社团——他们的商贸活动，在洛阳历史文物中亦留下了相应的遗迹。

如龙门石窟西山大卢舍那像龛的南崖，有额题“北市丝行像龛”的盛唐洞窟一铺。该窟窟内之北壁，有当行邑众的题名：“社老李怀璧，平正严知慎，录事张神剑、杨琼璋、刘崇瓒、任刘祥、宋楚玉、杜元礼、王思礼、班元礼、刘文哲、达奚思九、康玄智、徐令斌、乔行敦、董道真、尹怀恪、梁元礼、梁大宾、陈法最、毛元昉、皇甫元暕、侯元礼、崔承礼、乾客、申文干、张守质、成思恽”。

该窟外壁另有同社题记文云：“社老刘德，社官宗应，社人魏知古、张守忠、路琼之、阳玄敬、严药师、李思贞、孙元爽、焦思贞、张元祚、张郎子、李伽奴”。其中所见“李伽奴”者，极有可能属于外来赐姓胡人的后裔。

北市丝行像龛以上之题记，从中可以让人们看到这一商贸团体的内部，融有汉、胡多种民族人士的情节。

由该窟外壁“垂拱四年（688）三月二十六日”秦弘等小型造像遗迹来判断，这一洞窟应该完成于唐高宗的晚期。同窟外壁另有“同行者造观音像，愿法界众生共同斯福。天授二年（691）造”的题记，可见北市丝行对该窟造像之持续。这类造像遗迹的出现，自然让人们将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与佛教信仰联系在一起。

人们知道，石窟造像因生产环境、技术能力、审美需要的关系，其悬崖高危地段的外野施工艰难旷日、耗费资财已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一座规模宏大、享誉中外的文化遗产来说，其资财耗费之巨大，非乃身临其境即无可以想见。今由“北市丝行像龛”铭刻资料的提示，我们不难理解当年龙门石窟的施工，已颇得到丝路贸易商团的参与和支持，这由同期石窟资料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

龙门石窟西山上述像龛的南端，为盛唐时期造像最为集中的一个地段，其中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题额洞窟一座，无疑又为研究龙门石窟与丝路贸易的关系，提供了一例难得的素材。

由该窟西壁北段王宝泰、赵玄绩等造像题记“开室号曰西方净土……造阿弥陀佛像三铺并侍卫总计十一尊像，延载元年（694年）岁次甲午八月壬子朔三十日功讫”的记事，可知该窟乃系武周中期洛阳丝绸行业所施之功德。此外，在上述王宝泰、赵玄绩等人造像题记中，又有南市香行社“王思泰”题名的出现，这说明当时不同市场、不同行会中的商贸人士常有跨行从事社团事务的业绩。

另由该窟窟楣南端“北市香行王元翼、李谏言、刘羲方、王思忠、张 行”等人题记的刊刻，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北市香行的商贸同仁也曾参与了这一洞窟的修建，而且可以看出唐代洛阳南、北两市俱有香料贸易行会组织的存在，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年丝路沿线洛阳等地香料贸易的风行。

有唐一代东来胡人的众多，导致唐朝政府效仿前朝专门设置了针对胡人部落的管理制度。史载唐廷敕令“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9页。。从中亦可看出封建国家对内徙胡人沿袭故国风俗监督的重视。

至于东都地区，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洛阳胡人风习有谓：“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①张：《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年，第64-65页。。对于这种“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的酹神场面，文人笔下亦有脍炙人口的描述。

王建《赛神曲》：“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新妇上酒勿辞勤，使尔舅姑无所苦。椒浆湛湛桂座新，一双长箭系红巾。但愿牛羊满家宅，十月报赛南山神。青天无风水复碧，龙马上鞍牛服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劝行客”②《全唐诗》卷298，中华书局，1960年，第 3377页。。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一幅胡人赛神行酒的图画。

东都坊肆间的胡人祆祠，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5引宋敏求《河南志》记事亦谓：东都“会节坊，祆祠。”“立德坊，胡祆祠”③徐松：《两京城坊考》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 164、170页。。其中立德坊位于洩城渠与漕渠交接的新潭北岸，经思恭坊、归义坊之间道路径达于北市。会节坊位于建春门内，经永泰坊南北两街直达于南市。从地理位置上考察，两坊处于胡人生活的核心地带，坊内设有火祆祠庙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唐代东都的南市，以诸胡群聚、商肆林立誉满于中外。当丝路贸易畅通之岁月，东、西香料交易亦追逐商潮，盛极一时。前引洛城“南市香行社”安僧达、史玄策、康惠澄、何难迪、康静智等粟特商旅与汉商结社为伍参与龙门开窟造像之题名，足以折射出洛都市场胡人商贩的众多及参与东都社会事务的活跃。

东都城内三所贸易市场既有如此斑斓多彩的社会事态，则李唐政府出于“市税”需要势必施以行政的介入。

往年洛阳邙山出土天宝五载（746）《唐朝议郎行太府寺南市令朱公故夫人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显示盛唐时代洛阳南市设有“南市署”“南市令”及“监事”之经管各职④图版引自李希泌《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图57，齐鲁书社，1986年。。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东京洛阳对于这一国际化市场实施行政管理的曲委细节。

实际上，活跃于洛阳商贸市场内外的西域胡人部落，其所信奉的宗教意识兼有多元的趋势——除了上述石窟遗迹揭示内徙胡人寓洛期间崇奉佛教外，据洛阳早年出土大业十一年（615）翟突娑墓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康大农墓志及咸亨四年（673）康元敬墓志的记事，知中古一代洛阳西胡移民尚且信奉着拜火教⑤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第29-39页。。

又据2006年洛阳隋唐故城东南郊出土此件唐代景教石刻经幢的刊文，我们知道当年洛阳另有景教“大秦寺”及其中外信众的存在。结合对这一景教文物出土地点的考察，笔者认为唐代东都的东城区内外，曾是中原地区一个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域胡人人文聚落的重要地带⑥参见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5-73页。英译本刊《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第17-3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5月，北京。同氏：《洛阳出土景教经幢与唐代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98-106页。英译本“The Luoyang Nestorian Pillar And The Gande Township”刊2009年6月奥地利萨尔茨堡“第三次国际讨论会对中国和中亚的东方教堂的研究”（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论文集。。

中古一代洛阳地区如此频见的胡人名籍，说明当年这一中原都会日常生活中流淌着浓郁的域外人文风情的格调。这种颇具时代气息的文化景观，唐人诗词歌咏中恰有生动的流露。

元稹《法曲》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⑦元稹：《元氏长庆集》卷24，《四库全书》，第10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5页。。

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绣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操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①《全唐诗》卷 298，中华书局，1960年，第3374页。。

冯著《洛阳道》诗云：“洛阳宫中花柳春，洛阳道上五行人；皮裘氈帐不相识，万户千门闭春色；春色深，春色深，君王一去何处寻？春雨洒，春雨洒，周南一望堪泪下；蓬莱殿中寝胡人，鳷鹊楼前放胡马；闻君欲行西入秦，君行不用过天津；天津桥上多胡尘，洛阳道上愁煞人。”②《全唐诗》卷215，中华书局，1960年，第 2249页。

有关东都城内与域外远方存在交通往来的事实，洛阳地区的考古发现更为人们提供了毋容置疑的文化信息。

近代以来，洛阳地区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隋唐墓葬。这些墓葬遗存中，包含了大量的胡人粉彩俑和胡人三彩俑（图1、图 2、图3、图4）。与之相伴出土的明器文物中，另有数量可观的载丝粉彩骆驼和三彩骆驼。一些明器骆驼的双峰间并且负有祆教徒用来赛神、祭祀的祆神道具头像（图5、图6）。所有这一切洋溢着艺术情趣的形象资料，无一不透露出当年东来胡人生活景致的细节。

值得人们细心思量的是，上述墓葬明器艺术造型之形象逼真、生动传神，可以反映出当年内地艺术家对域外内徙胡人体格特征、精神境界、社会场景、人文生计的熟悉，从而折射出内地胡汉人民生活交往的频仍与密切。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2007年春夏，中古文物机构在洛阳隋唐城定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在城楼门前的唐代地层中揭露出大面积的骆驼蹄印痕迹（图7），现场分析表明，这一文化遗迹的产生，发生在都城南郊两起暴雨冲积之间一次庞大驼队的穿行过程中③参见《洛阳日报》《洛阳晚报》2007年8月27日的报道及中央电视台2007年10月30日晚间新闻报道。。这一考古成果的珍贵价值在于，它以一起大遗址文物揭露的形式，确凿无疑地表明，中古时期的洛阳，的确承载着丝绸之路驼马运行、远程转输的国际性都会的职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其城乡内外胡人结集已是必然的事情。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不难明了，隋唐以降洛阳城东以“感德乡”“崇义乡”为侨乡蕃落的伊洛河一带之所以居住着数量众多的内徙胡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地带优越的水陆地理条件促成了都城漕运交通的便捷，这为利用隋唐运河从事贸易流通而拓展东方市场的域外胡人提供了首要的居处选择。洛都偏于城东的漕运枢纽地段，势所必然即成为胡人云集丛聚的热点选择。包括景教经幢于当地出土的人文遗迹，印证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真切。一桩特定时期宗教信仰的历史成因，正与彼一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

四、结 语

感德乡、崇义乡的胡人聚落与洛阳城东水文地理的因缘际会虽有以上的分析，但如果由此更进一步地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感到洛阳胡人侨聚之落植城东一带，似乎包含有更为普遍的社会学内因。

此前学界依据1965年1月吐鲁番安伽勒克城出土西凉《金光明经》遗卷“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聪叡揽采之者，贯其懊义，疾成佛道”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84，文物出版社，1991年。续刊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西域遗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8-29页。的题记内容，推断还在十六国时期高昌城东一带便有着粟特胡人聚落的存在②《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1-3号；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72页，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4-45页。。

时届盛唐时代的吐鲁番绿洲，其“崇化乡”，亦有同类人文现象的存在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86-390页、第468-485页。。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崇化乡”之与高昌故城的位置关系，但高昌之有以“崇化”为民族关系含意的蕃胡乡聚则无疑问。

大谷探险队所获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身》，有“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双胡丘阵、五里堠阵、东胡祆阵等总陆阵，准开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敕，并于凭洛城与贼斗战，前后总叙陆阵，比类府城及论（轮）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拾转”④录文采自小田义久《德富苏峰记念馆藏〈李慈艺告身〉の写真につぃて》，载《龙谷大学论集》第456号，2000年，第128-129页。此据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0页。的内容。

学者们业已注意到，《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庭州西六十里有沙钵守捉及冯洛守捉。《元和志》又记庭州西三百七十里有凭洛镇。观堂先生《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依据里程计算，以为凭洛镇、城、守捉同在一地，位于庭州西约一百五六十里，《告身》所记陆阵即在这一带⑤《观堂集林》卷17，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第877-881页。引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50-51页。。

由此，学者们敏锐地指出，“凭洛地当北庭至碎叶的路上，是粟特人东来的干道之一，因此这里出现“东胡祆”的地名是不奇怪的。这个东胡祆的地名应是因为立有胡祆祠而得名。富有史学旨趣的是，这所胡祆祠也在凭洛城的东面，与高昌、敦煌城东祆祠位置正同”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这由以下出土文献的记事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

如敦煌藏经洞P.2005《沙州图经》卷3记载：“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⑦图见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1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48页，台北。可见该城城东一带因有胡人部落而发生祆神崇拜的事实。学界依据敦煌遗书《敦煌廿咏·安城祆咏》及《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有关敦煌城郊粟特人人文史料的研究，认为这一胡人部落即是敦煌城东有着大量粟特胡人聚居而称之为“安城”的“从化乡”⑧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第49-92页。汉译见辛德勇《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20页。。

不仅如此，以上丝路沿线出土文献透露的人文背景，尚且得到历史文籍适当其会的印证。

“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王维《凉州赛神（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诗曰：“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烽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②《全唐诗》卷128，中华书局，1960年，第 1308页。。据此推想，唐代初年作为河西重镇的凉州，其城东一带同样会有例行“赛祆”风俗的胡人部落的存在！

有唐一代西域诸国交接中原之频繁，可由昭武九姓次第朝贡、络绎通好窥见其一斑。据蔡鸿生先生统计，自武德七年（624）至大历七年（772）的一百五十年间，仅粟特诸部入贡朝献即达94次之多③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8-53页。。如此频仍繁富的国际往来，其间势必羼杂着以经贸兴生为目的的诸胡人众迁徙跋涉与繁衍定居而形成的“密集居住（compact settlement）”的人际社区。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葱岭以东丝路沿线诸多城邑的东郊，何以会有如此一律的胡人聚落的存在呢？

人所周知，商业贸易贵乎商机的捕捉，此为历代商家视为从业的生命线。尤其是，在古代换货贸易占据流通市场绝大份额的历史条件下，与贸易对方在第一时间从事换货交易将会享有最大的利润空间！常识告诉人们，内地包括丝绸、瓷器等东方“国粹”的西行，在其逶迤转输的过程中，每至一地必然首先抵达这些城邑的东郊——以“利之所在，无远弗届”著称的西域兴生胡商，自然意识到各城东郊的先期贸易要较城内的市场贸易有着“抢占先机”的趋利优势——正是城、郊商位的利润差异，导致了每座城邑东郊胡人部落的出现！而这，不仅以“软信息”方式揭示出西域胡人在丝路贸易领域极具能动色彩的商业经营意识，而且亦折射出内地丝绸输出强劲西行的客观态势！

我们至此可以释然，隋唐洛都城东胡人侨乡聚落及其景教信众的存在，正含有以上水文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的历史成因。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一些大遗址文化内涵的揭示，长于采用“微观聚落形态（microsettlement patterns）”和“宏观聚落形态(macrosettlement patterns)”的操作方法。这类田野考古方法的主要目标，在于探索相关大遗址文化要素带有“规划性”意义的内在理路④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第74-93页。。

本文全部文化史料的着眼、勾稽及其梳理与运用，实质上亦即采用上述考古研究的学理视角并借鉴“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的相关理论，对唐代东都景教信众聚落这一带有强烈人文选择意义的文化群落（cultural community）及其合理场态（dynamics of cultural phenomena）的形成，给予宏观层面的剖析。笔者不揣谫陋之为文，希冀能以这一具有初步尝试性质的学术实践，为中古两京大遗址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揭示提供一个模式参考的案例。

（责任编辑：赵旭国）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Cause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storian Religious Community in“Gande Township”in Luoyang，the East Capital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A view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reported in the newly unearthed Tang epitaphs of Yuan Yan,and Liu Tanjing.

ZHANG Nai-zhu

（The Institute of the Longmen Grottoes，Luoyang 471023，Henan，China）

In the area of Southern Market close to Luo river inside the city walls of Luoyang,the East capital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there was once a big foreign community dealing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ilk Road because of the convenient transport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Southern canal.Relying on the profits of the commercial trades，this high flow of people stimulated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foreign settlements outside the Jianchun Gate and the Yongtong Gate along He and Yi rivers.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epigraphical datashow that thoseforeigners coming from Central Asiato Chinaas expatriates built up a living environment that enabled them to survive under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The “Gande Township，”as well as the birth of other Nestorian communities，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particular cul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East Capital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Southern Market “Gande Township”； “Chongyi Township”；settlements of people from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

K241；K242

A

1671-0304(2017)05-0073-13

URI：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71020.1323.006.html

2017-08-10 ［网络出版时间］2017-10-20 13:23

张乃翥，男，河南洛阳人，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石窟艺术与中西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