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本刊特稿】

“治理”：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特点

李君如

这个世界真奇妙。当我们刚跨入21世纪的时候，学术界还在讨论“什么叫‘治理’？”“‘治理’和‘管理’有什么区别?”不到10年，“治理”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甚至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用语。如果要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治理”。治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大后形成和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反映的就是这一新的实践、新的特点。

一、从强调“问题导向”讲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提法已经深入人心，这就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说“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本来，在工作中要敢于从“问题”出发，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毛泽东的哲学名著《矛盾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说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总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必须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在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领导中国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实行的就是毛泽东倡导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的方法论。

但是，十八大以来强调的“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要求。十八大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照镜子、正衣冠”开始，到“洗洗澡、治治病”，一开始就强调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集中讲问题，而不要摆成绩。特别是中央巡视组和各地党委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都明确要求党委和干部在接受检查时必须只讲问题。一改过去先讲成绩、后讲问题的工作汇报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的：“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74页。记得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刚开始时，许多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不那么习惯。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各部门各单位时，也要通过大量思想政治工作，甚至一遍又一遍修改汇报稿，才能让大家逐渐接受这样一种“集中讲问题”的工作方式。

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强调“问题导向”？

毫无疑问，讲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抓住重大问题就是为了突破重大难题，抓住关键问题就是为了治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生态环境。一句话，抓问题就是为了治问题，就是为了治理。

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包括管治的要求，又不等于管治。治理就是要通过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形成良性循环的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使得发展能够在改革的推动下和稳定的保障下有序地推进。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就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国家发展起来前，问题不少，国家发展起来后，问题也不会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老的问题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内外矛盾也会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复杂。于是，怎样治理好中国，包括怎样掌握和治理好政权，怎样治理好社会，怎样治理好市场包括企业等问题就突出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课题。

二、“治理”缘何成为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词

我们党在今天为什么要把“治理”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国家治理问题。我们今天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当今中国的实践和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任务。

（一）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向我们党提出的时代课题

回顾历史，旧中国不仅贫穷落后，而且“一盘散沙”，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不到三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治理了社会的污泥浊水。总结经验，就是毛泽东讲的四个字——“组织起来”。我们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各种组织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复杂，当组织起来的人成为难以流动的“单位人”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性被束缚住了。针对这种情况，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提出了国家治理新方针，也是四个字，叫做：“活跃起来”。我们的文件语言是“激发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溯源这些变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

历史辩证法又一次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许多乱象，特别是党内腐败从滋生到蔓延，引起人们对党运国运的担心。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两手抓”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等等。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前后，我们又提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后来又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性、敢于担当的责任心、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和劲头，采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行动，向乱象开刀，果断治乱。这样，就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治国理政”这一命题，强调“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时代提出的难题。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不论搞活，还是治乱，都必须有利于并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殚精竭虑、夙夜奉公，先是统一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要求，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继而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从制定“八项规定”开始，中央政治局带头，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的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准则和条例。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治理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是实践和时代提出的课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的，就是国家治理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

（二）这是现代化特别是信息化大潮迅猛发展向我们党提出的时代课题

在当今世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问题，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因此，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中国的国家治理或治国理政问题，都不能脱离今天的时代变动特点，远离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

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特点？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变动、地缘政治的新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只讲两件事。一件事是，最能够反映经济全球化走向的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这两年关注的重点是信息化和低碳化；另一件事是，这两年一个新的论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就是乌镇论坛，即在我国浙江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把这两件事同我们身边的变化联系起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信息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基本、最广泛、最深刻的元素。

这里，我们不作抽象的概括，只作具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只要看一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就可以对今天的时代潮流发展走势有所感悟、有所体会。

走进地铁，可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有的看新闻，有的读短信，有的看视频，有的玩游戏，也有的在读网络小说。这种景观，十年前有吗？没有。

走进社区，顺风、宅急送、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等快递公司的送货车，来来去去；有送信件书籍的，有送吃的穿的，有送家用电器护肤品的，什么都有送的。这种景观，十年前有吗？没有。

与快递公司迅速发展相联系的，是淘宝网、天猫商城、京东商城进入亿万家庭生活，网店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这种景观，十年前有吗？没有。

再看看中国各大城市，满大街跑的“mobike”“ofo”“bluegogo”等共享单车，解决了多少人的短途出行问题，一种呼唤了多少年的绿色、低碳、环保、健康出行方式，一下子实现了。这种景观，十年前有吗？三年前都没有。

至于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大到像天津港的大爆炸，小到四川凉山小学生写的“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样悲伤的作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遍海内外。这种情况，十年前有吗？也没有。

仅以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种种变化，概而言之，就是信息化、现代化。这样的变化，不仅深刻而且广大，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效应，已经直接传递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势，研究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不能不看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与时代潮流变动相联系的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信息化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通讯方式，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现在，我们一方面享受着信息化时代的好处，另一方面也面对着信息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信息化给我们的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执法管理、司法活动，乃至于如何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等等，都提出了许多新难题。信息扁平式传递方式可以突破我们建立的纵向管控系统，而信息的透明性增强了监督的广泛性，如果我们的工作考虑不周，就会引起网民吐槽。至于网络犯罪、网络治理更已成为社会治理和国际斗争中不容忽视的新问题。我们的国家治理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冲击下，过去那种不重视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方式还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吗，过去那种垂直的僵硬的行政管理体系还能继续下去吗，过去那种说了可以不做、做了无人监督的局面还能够维持下去吗？换言之，这些变化对我们这样的执政党提出了什么要求？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思考的结果，就是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广大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发挥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更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党要更自觉地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尊重和保障人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务实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发展国民经济；更有力地推进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努力地维护世界和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共同发展。诸如此类思考，汇总起来，就是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治理问题的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和提出，是今天的信息化、现代化带来的时代大变动大发展向我们党提出的时代课题。

（三）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提出的时代课题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建设要合乎规律，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要合乎规律。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不能任性而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驾驭其发展的逻辑。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读一读他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知道了。他以国情为基本依据，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然后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革命的前途等，再进一步分析这样的革命要建立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走向什么样的目标。学习毛泽东，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治理好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发展市场体系，就要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包括怎样认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包括怎样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以及增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包括怎样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府怎么用好宏观调控机制问题。为此，就要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从执政党建设着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而就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尊重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后，果断决定工作重心转移，启动改革开放轮子，并在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实践逻辑的作用。我们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以后，一面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一面强调要抓好执政党建设，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种实践逻辑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也是这种实践逻辑的作用。今天，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要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样是这种实践逻辑的要求。掌握了这种历史辩证法，就能够真正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和提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向我们党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党中央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形成的国家治理新思想大战略。我们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要学习这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更加自觉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

三、“3+1”的治理

十八大以来的治理，是全面治理。概括地说，是“3+1”的治理。“3”就是治党、治国、治军，“1”就是参与全球治理。

（一）治党。在中国，治党的必要性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长期执政的政党，是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核心领导，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决策。一抓思想政治教育，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二抓惩治腐败和反对特权，如打“老虎”，拍“苍蝇”，开展“猎狐”行动；清理干部办公用房、专车、住房和秘书配备等等。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不敢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不能腐”“不想腐”的治党机制。

（二）治国。治党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也是为了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运用民主（特别是协商民主）、法治、德治（特别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大国家治理手段和治理途径，全面推进政权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形成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的新态势新格局。尤其是在政权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把党的治理和这三大治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构架。与此同时，党中央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升各级干部依法办事的制度执行力。尽管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还在完善中，但我们已经从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大趋势。

（三）治军。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围绕着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一手抓军队反腐败斗争，一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完成了军兵种机关整编，实施联勤保障体制改革，构建军委、战区两级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彻底突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立起了军队新体制的四梁八柱。

（四）参与全球治理。由于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而是不断扩大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因此我们不仅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在全面对外开放中和世界各国一起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G20峰会为标志，中国由此进入了全球治理的序列当中。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参与全球治理，还倡议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建立丝路基金、开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探索全球治理新形式新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多极化世界和全球化经济的治理目标。

四、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显然，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场严肃的尖锐的斗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3+1”的全面治理，就是一场历史性的伟大斗争。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的。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一个论断可能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论断，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第13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申了这一重要论点后说：“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7页。

许多人之所以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论断，是因为当年我们还没有经历这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这样的斗争还没有切身体验。有的人可能还认为这只是一句一般的标语口号，没有实质意义。十八大以来仅仅三年多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十八大报告，就可以发现这绝不是一句一般的标语口号，而是具有许多丰富而又深刻内涵的科学论断——严格地讲，是被实践验证了的科学预言。

“新的伟大斗争”的伟大目标，就是我们常讲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中，近期目标就是从十八大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时间只有8年，按天数算，也不到3000天。

这8年、3000天里，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事具有哪些“新的历史特点”？三年之后的今天，要比三年之前看得更清楚。

从世界经济来看，已经延续九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何时有转机，至今看不到头，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却开始抬头，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从地缘政治和我国周边环境来看，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旗号下，或亲自出马，或挑唆我们邻国，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妄图遏制我们和平发展，让我们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

从国家安全来看，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相互联系，特别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给国家安全形势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挑战。

从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已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过的经济新常态，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有缓解，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度也大。

从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对老百姓“欠账”过多，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要经过很长时间坚持不懈努力才能解决。

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价值取向多元化，特别是“虚拟”世界的管理遇到从来没有过的新问题，国际交流中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奋斗。

从反腐倡廉形势来看，在形成“不敢腐”的震慑力后，解决“不能腐”“不想腐”还须时日，干部队伍中出现“不作为”等新问题影响了工作效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更要久久为功、持续努力。

诸如此类斗争，都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对中国共产党新的严峻考验。这些考验，有的是十八大之前已经存在，现在更复杂更严重；有的是十八大时有所预料的，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的是十八大时没有预料到的，现在不仅发生了而且发展很快。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怎么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区分好时代大潮和历史逆流、区分好时代潮流和暂时困难的问题就突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斗争中形成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从十八大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这一科学的思想理论，围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进程中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探索应该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纲领、目标、布局、任务和动力，以及实现目标任务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保证、思想文化保证、安全保证和国际环境保证等，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治国富国强国的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我们在十八大以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面对各种喧嚣的国际风潮和国内社会思潮，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定力，正确把握时代潮流及其发展大趋势，毫不动摇地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在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李君如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该文为李君如教授在第四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坛暨“石河子大学第五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报告。）

（责任编辑：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