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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荒》对“乡土中国”的回望

2017-12-01王芳英

长江丛刊 2017年13期
关键词:龙文侗族知识分子

王芳英

论《破荒》对“乡土中国”的回望

王芳英

侗族作家袁仁琮长篇小说《破荒》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侗族地区,在侗族人物身上植入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在对文化的回望中讲述着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的历史沉浮。他在作品中对于“乡土中国”的回望,表现在他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植入侗族人民身上,对土地文化的依恋并“破茧重生”、对知识分子“寻道”“殉道”之刻写成为他回望“乡土中国”的表现方式。这是一种“越族”的创作,这种“越族”创作,让人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体中华民族文化的平衡问题。也许作者认为表现侗族的民族特性与中华民族文化特点中的共通处,是对作品书写意义地升华,然而,即是如此,对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问题依然是一种文化的隐忧。

一、对“母性”与“土地”的依恋

《破荒》中,村里人布根和老铁匠(布劳兆)的精神依赖程度是对宗族权力地服从,可以想象,在解放之前,无论事大事小,村人都是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这种无形权力之中。乔长盛为“避难”找布根结亲家,本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选择的布根家却是者砻最有话语权的人家;向文艺劝尤弄将杉木砍了晒干卖了给母亲看病,然而尤弄却只说一句“要问问蒙数根他老人家”;布根家中长工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也还是叫着“老爷”,布根屡屡纠正,他依旧屡屡“脱口而出”。布根成为者砻这个地方精神支柱,而他自己自爷爷布夏处承袭的“耕读为本”是“乡土中国”最为核心的精神内涵,生长于土地而臣服于土地,无论是布根、老铁匠,还是生长在侗乡侗寨的农民们,都是绝没有意识地遵从。作者以解放军进驻者砻施行“土地改革”为契机,将这种宗族等级崇拜绝对地丢弃在旧社会的糟粕河流中。

“大地母亲”,自人类懂得天地分别以来便对母性用着这样的称呼,大地代表女性,女人就像是大地一般无私地为着人类奉献。这其中当然既包含了对母性呼唤,也有一种对于女性奉献天职的定义;既有对母性情感依恋,也有着对女性天然的自由束缚,母性是一种美丽而悲凉的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艾青创作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将“母亲”这个称呼书写得淋漓尽致,母亲经历着苦难,却因对孩子奉献自己而得到快乐。这也是“乡土中国”的文化范畴中对于母性文化天然的依恋。

作者很赞赏类似于乔梦月这样的女性,有自我意识,目标明确,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女性是站在男人背后,绝不会占据男性锋芒。梦月本来是嫁给载星,却因载星出走转而投入龙文冔的怀抱。她美丽善良却“出身不好”,这本来是作者为梦月设置的爱情和前途的障碍,却成为龙文冔后来被批判的理由了。在初期,男人还未成为社会和家庭顶梁柱之时,女性的光芒是比男性更胜,梦月开始是比龙文冔高年级的,因着各种原因,她后来成为男生的跟随者,自身携带的光芒也渐渐地被成为男人的女人之光所掩盖。乔梦月对男性的崇拜是一种正常而光明符合传统文化女性对于男性的信仰,所以她身上被赋予的特征便会和男人产生共荣。关小美其实更是小说中男性权力崇拜的代表,她对男人的强大和权力有种天然的憧憬。她喜欢龙文冔是因为他是者砻最有出息的人,后来喜欢陈友斋是因为陈拥有了技能,但也算是退而求其次了,她之后因着爬高位放弃游龙庭转而嫁给左德琪,完成了她追求的目标。然而,女性以肉体作为上位的工具从古至今都不会被看作是光明磊落,最后关小美必须为自己费尽心思攀附的男人而死。

袁仁琮在《破荒》中表现的对于母性的依恋其实有两重属性。一种是对于母性奉献的赞美,像他在小说中以劳令母亲为参照,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对于家庭家人付出直至死亡的赞美,还有对于梦月、方静这样与男人保持统一步伐,无条件站在男人背后的女人。另外一种是站在大男人的立场上,对背离常规女性天职的隐性批判,关小美是这样,谢涵娴也是这样。男人自封建社会以后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历史从来都是在男人手上缔造,而袁仁琮也不例外地拥有这样的大男子主义。他认为女性就应该是站在男性背后,做一个无条件支持男人的女性,和丈夫孩子组成的家庭应该是她生命的全部。

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范畴里,无论是对于血缘、家长、宗族的亲近感和权力崇拜,还是对于母性别于其他的感情,都是表现了对于土地的依恋。

土地,对于袁仁琮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外出求学后长期回不到的家乡。布根、老铁匠是者砻村的宗族文化之代表,然他们身上却共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土地意识。布根家产被分之后,自己成为下地的老者。其实在被分家产前,布根也是靠着土地维持生活,正常买卖所得本也不算是剥削,即便是解放了,没有了“良田”,却也能在“寸土”中谋得生存的资料。经历被分家产,布根“由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由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变成个要自己干活才能糊口的人”。“文革”期间,左德琪和赖星光进者砻“避难”,“只要进了山,神仙都找不到”。“山”是土地,在土地上,农民即是精灵,再是精明的外人也无可奈何。在这“乡土”中衍生出来的情意让老铁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疏远布根,人人疏离,他却偏偏靠近,这其中之惺惺相惜许是源于二人对于土地同样地感知。

二人在者砻的地位,其实是土地文化良性的表现。这其中则取决于二人自始至终都背离了社会给强加的所谓“地主”的阶级性,以传统土地文化的道德准则为本,成为这一片村人的信仰,所以才有了后来“布根的死、老铁匠被揪上台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震动,不知要多少年之后,才会消失。”

即便是龙文冔已经走出者砻,成为一个城市中的人,在政治活动中遇挫后依然是回到家庭中,他打家具,让梦月对他这个书生刮目相看,用来自大山土地上的手艺证明了他是“大山的儿子”。土地成为依靠,不仅是为生存的依靠,更多的是精神寄托,这就是“乡土中国”,让人爱恨相交。

二、知识分子的“寻道”与“殉道”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把“救世”“经世”作为自己最根本的精神内核。《破荒》中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层次,一类是以布根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另外一类是以龙文冔、向文艺、赵子青、载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而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还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无法抹去的还是他们对于身处的社会形势的责任感。但是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具备了十分独立的个人意识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强化了自己的精英属性意识。

布根沿袭自己父亲“耕读为本”,大半辈子都在做两件事——读书和替人打官司。严格来说,布根不应该算是正宗的知识分子阶层,他只是一个农民,然因着土地而衍生出来的文化,使其在长辈影响下也逐渐地拥有了一名知识分子的习惯和精神,所以他的身份属于“乡土中国”的文化范畴内,却又同时具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两重性。在者砻村,布根不问世事,不争功利,然而他主动帮人打官司这点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时刻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约束自己;他爱书,在被分家产时,面对衣服、家具、坛坛罐罐、大洋和马,他都没有心疼,唯独心疼的是那些被“遗弃”在地上的书本,最后终于还是把散落的书本收进了自己“蜗居”的仓库;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像芸芸众生那样,小小年纪成亲,生孩子,而后在忙忙碌碌中老去。”;他“忧虑的是山里人不缺乏为他人着想的好德行,也不怕死,缺的是知识,是人才”;及至后来也是以知识分子不屈之傲骨被乌丛狠狠脚踢而死去。

龙文冔(劳令)的故事独立起来就是一部苦难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龙文冔是《破荒》的重点描写对象,他成为者砻第一个大学生也源于家庭原因。老铁匠十分看重儿子,希望他跟当年者砻秀才布夏一样考中秀才也就可以了,这本不算是什么很伟大的想法,然以当时的农村条件,其中艰辛令人实难想象。劳令从小便接受的是要读书的思想,父亲重视,村里布根也鼓励。他原以为自己和小伙伴陈友斋、杨欢喜可以一同读书,却不想另外二人却放弃,一人结婚,一人要学手艺,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他一人。龙文冔以著文方式开始“入仕”,处女作《三个同学》写的便是自己与小伙伴的故事。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基本表现方法的创作者,心中必然是有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深刻的认识。“文革”中,龙文冔面对批判和斗争,他端着一个知识分子该有的傲骨,毫不理会,泰然处之,让梦月佩服却在心中无限担忧。“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主导着这一时期的龙文冔,他的信仰是来自自己内心道德地指引,在形势面前,他疑惑了,于是他开始以个人对上面的理解质疑“文革”。他内心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于是他加入西南红卫兵联络站并被选为司令。此刻“天下有道”使龙文冔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条件,他任司令,避免了县城的直接斗争以一己之力保护了赖星光;然而随时间过去,他发现,自己倡导的“以和为贵”已经不能为赵晋等人所忍,“无道则隐”,龙文冔毅然决然地辞去司令一职。本是为了躲避政治而回归家庭,然而清闲的龙文冔终于还是被政治的漩涡再一次卷入历史的江流,他“很像掉进河里的一截木头,随波逐流,虽无奈却无法自已”;“他有一种被胁迫的感觉,他想喊叫,想发火,却又叫不出来,也发不出来”。因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太强,“从道不从君”,若是现实背离自己理想太远,他便会失望而走,然现实却不想在历史中放弃操纵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逃不过,迫于现实,即便是无奈也只能迎面而上。“文革”之后清查被人刁难,这一份傲骨又一次“大显身手”,在真相面前,知识分子将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便是停职也不屈从于人。最后的龙文冔和乔梦月被同时调到G大,创作再一次成为他实现“救世”理想的方式,作为一个创作者,他终于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倾注于作品之中。

袁仁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破荒》中的龙文冔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也不全部是他自己。在龙文冔身上“救世”“经世”精神所影响的精英意识,赋予了他作为现实知识分子在社会激流中迎难而上的激情。他在“文革”中曾有过迷茫,这符合了当时经历那场浩劫的知识分子的设定,但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另外一种更加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对这样的“殉道者”倾注自己对于理想知识分子的痛惜之感和敬佩之情。在中国文化中,“从道不从君”的“殉道者”也有两类人,一类是迫于无奈归隐山林,陶渊明等因为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采菊东篱下”;一类是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自己“从道”之决心,王国维、傅雷、老舍等直接抛弃了现实世界而选择自我陨落。气节、骨感是中国各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的灵魂,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之时便在脑海中构造了一幅理想远景,一旦现实脱轨,他们只能以血肉之躯去“鸡蛋碰石头”。

唐济世在小说中描述不多,他不与人交往,见到龙文冔和梦月还点头微微笑,对其他人熟视无睹,手中时常拿着一本毛选,对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目不斜视的样子,他也不说话。他最多的动作就是“端坐在桌前”“专注地看面前摊开的毛选”,“但久久都没有翻动”,“也没有在打开的笔记本上写什么”。只有一次,他笑了。因为文史传对于“文革”地一番质疑,他“苍白的脸上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其实心中也是在质疑这场“文革”到底为何,“文革”何为?但他心中必有对于此时清中当权者地愤怒,引而不发,或者他就是在用沉默反抗了,但那些当权者并没有将这个当回事儿。那个时代懂得英语并教授英语课程的老师必然是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文化,他蔑视那些在形势面前“搔首弄姿”的人,但他也没有能力将形势扭转,自己在这政治洪流中还是被批判的那一方,最后他在绝望中选择上吊自杀,用死亡给自己的信仰殉葬。他和龙文冔对于死亡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龙文冔觉得人活着即便很不容易也要忍着,而且要活得更好些,自杀会让自己无罪变有罪;自杀只能是那些对社会抱有最纯洁想象的人的专利,龙文冔做不到。唐济世以自己一死将这场“文革”推向更加残酷和凄婉之境,他成全了自己“殉道”的理想,也成全了龙文冔“寻道”的崇高,这是作者刻画两种知识分子面对苦难地抉择。

作者在在“寻道者”和“殉道者”之间,看重“寻道”之艰辛和“寻道”之坚韧,但作者敬佩“殉道”的决绝和纯粹,对于知识分子两面性之刻写,他始终坚持“乡土中国”遗留下来的“去”和“留”的精神抉择。

三、回望中的升华与隐忧

世界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涵盖整体的身份与民族文学站在一起,在发展中,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势必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在这种影响与作用过程中,民族文学本来就处于弱势,并不是说它不优秀,而是在世界文学如此强势地冲击中,民族文学会很快地被动地失去自己最独特的文化特征。

袁仁琮曾如此表示:“侗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完全有条件完成这样的创造,把自己创造成为既有世界眼光,宽大胸怀,又立足于本民族的富于创造精神的新人。目前中国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社会的变化必然引起意识的迅速变化,不过当人们处于自在状态的时候,是被动地顺应;而一当进入自为状态,就会由被动顺应而转为主动,那时,人们就不再是命运的奴隶,而是它的主人了。”也许这曾是作者对于侗族文学很乐观地企望,在《破荒》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侗族语言描写,这是作者本身对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保留。在作者书写家国情怀之时,也将对“乡土中国”的回望付诸于侗族语言,如今抛开文本再次回望侗族“乡土”,连侗族语言都已经即将成为一种历史。

“《破荒》写的是中华民族结束几千年来等级制的破天荒大事件,人民群众翻身解放以后的奋发图强以及走过的坎坷途程,这都不只是侗族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果这一方面写得不充分,不真实,不典型,单单突出侗族的社会变迁和不平常的历程,便失去了时代特点和典型性。”将贵州山区侗族斗争沉浮的历史提升至对中华民族命运的书写,这当然是作者作为一名有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责任感的作家的方式,这也未必不可。确实侗族人民经历的新中国解放过程、“大跃进”和“文革”也类似于大多数地区。作者选择书写的这一段历史是有特殊性,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内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是统一在“一元化”独尊的环境中,如此,侗族和中华民族相结合的部分是在作者书写下展现,是侗族三十年,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十年。那么,侗族作为个体民族的特性呢?《破荒》中的侗族人民吃苦耐劳、积极奋进、淳朴善良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是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特征。强调了中华民族与侗族之间的共性,其实无形中便已经将侗族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忽略甚至消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了。

就像是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之间难以调和的平衡点,在中国文学范围内,个体民族文学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争议甚至矛盾。袁仁琮作为侗族作家,要立足于传统文化中,一边要强调与时俱进,一边要强调本民族意识;一边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积极共融于世界,一边又在拼命地挽救濒临灭绝的弱势民族文学。然而这其中似乎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接受精英文学教育下的研究者多是以保护文学遗产看待民族文学,但是民间百姓想的却是现实的生存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许真的要将现在的精英文学普及至民族地区,与民间百姓同时分享精英文学,让精英文学走下神坛成为大众民间文学,民族的才会变成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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