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都

摘 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法家吸取了道家中的糟粕，合成了“法术”。在法和术的关系中，术是体，法是用，术是统驭，法是运用。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中，术是皇帝的必修科目，所谓帝王之学指的就是权术，如讲求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尹川、朱子并不受皇帝采信。中国人从骨子里似乎热衷于这一套讲求权术的“智慧”，并自成一传统，俨然和西方是不同路数。不过仔细究来确实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背地里运用小伎俩，严格讲来也算不得智慧。而中国作为有宏博历史、悠久政治传统的国家，受这种流弊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总体讲来，一个国家自身拥有的历史越是厚重，要摆脱开来并别开生面就越是艰难。因而“术”传统对当前的法治建设仍然有着不利于其发展的坏影响。

关键词：“术”传统；法治建設；影响

一、重权术而轻视法治的思维陋习

先秦法家所秉持的“法”和西方而言的“法”的概念本就不同，西方的法是以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基础的，从其概念上来剖析，Justice是正义和公正，这和西方人将公正作为一种美好的德性是分不开的。“公正（Justice）这个词在日耳曼语系里面，比如说在英语里是Right，在德语里面呢是Recht。这个词在英文和德文里面都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正义，另外一层含义是权利。”也就是说，在西方人那里，法的正义是以个体的权利为基础。为什么他们把公正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公正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在每个人的权利方面要保持公正，你不能损害他人权利，同时要维护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人最重要的美德。所以，西方的法律也就是按照各个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和公平原则来制定的。而公不公平的标准就在于公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缔结的契约。汉字中的“法”是个会意字，从“水”，表示法律、法度公平如水；从“廌”（zhì），即解廌，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据说，它能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能用角去触理曲的人。从其概念上来看，管仲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横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至也”；以上都把法定义为国家民众的行为标准。这与中国人历来重视“人治”是脱不开关系的，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就是“士人政治”。西方是以个人为首出而有严密的团体生活的，中国则是以团体为首出而无严密的团体生活的一类。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法家的法实则是律，秦以后，直至清朝的法学都称之为律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惩罚性的措施，侧重点在于威慑别人上，故言“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中国古代是没有像西方那样严密和完整的法理学的，有的只是具体适用于不同现实境遇中的律。环境和时势总是不断变化的，故商鞅言“无万世不移之法”，主张法要根据不同形势而变通和修正，但这样总归少了一个总的规约和限制，不像西方的法，先有一套最基础的法律精神再有具体的法律。任何具体的法律都不能违背也不能逾越这一法理。正是中国传统法治中缺失了这样一高高在上的、提纲挈领式的法律精神，为术凌驾于法之上提供了一个空档和契机（这固然与中国人思维中一贯重视实用是分不开的），由此就产生了今天法治建设中仍然要克服的诸多问题，譬如重术而轻法的思维模式仍旧在国人脑中徘徊不去。政治事业乃是光明之事业，为民众谋求福祉之事业，从事政治事业者必须要靠正面的智慧，才能承担起国家大义，而非用权谋和心术求得一己之私。

二、重人情而轻法治的思维陋习

法作为对一种团体生活的规范和制约，一旦被添加上“术”就会失效，从而导致“人情”大于“王法”的局面。西方是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取代血缘家庭而进入集团生活的，而中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其最小的社会单位血缘家庭，自始至终都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崩坏和瓦解。因而西方人集团生活偏强，家庭生活较弱。中国人恰恰是其反面，缺乏集团生活，胜于家庭生活。正如太虚大师所言：“此家族层套，一方易干分散大群的合组，一方又牵制个人的特动，故无敌国外患，每能长治久安”实乃洞见。商鞅每每受后儒诟病的理由之一就是站在国家利益上破除家庭，从而要达到直接控制个人的目的。中国人擅长于家庭生活，更是以家庭为中心，阐发出了一套微言大义。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也是以家庭生活的孝为立足点推发出来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将家庭生活这一套伦理比附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形成梁漱溟先生所言的“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局面。“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而来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个组织。”对于家庭中个人所采取的教育就是礼乐教化，在将其推广发挥开来，认为“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主张“礼治”“德治”“人治”，提倡“仁政”。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并说：“子用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此可知，儒法虽然相互攻讦，势同水火，然则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然术一旦加于法上，对个人熏染的礼乐教化便会失效，为政者便会将家庭中的人情无限制的放大，而少了约制。对于当今时局而言，世界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不断的流通和互溶，致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养料日益消减，功利主义给国人历来所重视的人情世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人思维中人情大于法治的陋习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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