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姚

带娃看似是普通的家庭诉求，本质却是民生问题，需借政府之力方能有效解决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有数据显示，困扰二孩家庭的最大难题并非是经济压力，而是“没人照管”。在全国12000个二孩家庭参与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6.5%的二孩家庭将“没人照管”列为要二孩的最大困难，“有没有人带娃”越来越成为生与不生的一个决定性原因。

全职妈妈不好当

“明年春天，孩子兩岁的时候我就把他们送到幼托班。”双胞胎母亲小白说。

31岁的小白曾是成都市龙泉驿一所小学的行政职员。去年元旦，她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本是一件喜事，但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她经常同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的婆婆产生争执，这让小白和先生都很为难。为了熄灭家庭“战火”，小白选择了辞职回家带娃。

带娃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每个月，光是奶粉、尿不湿、衣服这些最基本的开销都要花去好几千元，辞职后，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大。”小白说。

同时，带娃本身也让小白疲于应对。她每天的日子都流逝在固定的流程安排当中：早上七点起床，按照食谱给孩子们准备早餐，并督促孩子们按时吃完。送走上班的先生后，开始教孩子们说话、认图画书、做游戏；中午，花费一个小时给两个孩子做饭，吃完饭收拾好，开始哄两个孩子午睡；孩子睡着后，自己就做清洁洗衣服。但常常是这边还没有做完，那边孩子就醒了，嚷嚷着找她。刚安顿好孩子，又到了做晚饭的时间。吃完晚饭要带孩子出门溜达，然后是给孩子洗漱，再讲睡前故事。

起初，孩子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让她坚信自己当初辞职是对的，但日子长了，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台绝不能休息和生病的机器，周而复始地运转着。“我就像个陀螺，每天从清晨转到日落，根本看不到头。”小白说，“你看我现在，哪还有当初青春靓丽的一丝痕迹，活脱脱一个黄脸婆。”

除了身心俱疲，小白还有精神上的担忧。丈夫是个爱美的人，以前自己妆没有化好都会让他说。现在自己这个样子，要是哪天跟丈夫闹掰了，自己又没有工作，那时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小白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中国，“全职妈妈”并没有认定是夫妻双方职业的分工，而普遍被看作家里吃闲饭的角色。所以，虽然牺牲很大，但全职妈妈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很低，“她有老公养着，不用上班，只在家带孩子。”表面上，是对全职妈妈的羡慕，但骨子里，却是对全职妈妈的不屑和轻视。

尽管如此，小白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再累也是两三年的事情，咬牙就挺过去了。等孩子上了幼托班我就去上班，那时候我会让自己回到当初的青春靓丽。”

早教太贵“拼养”难行

在朋友的推荐下，小白找到一家离家不远的早教机构，这家机构的幼托班可以托管1岁以上、能独立走路的孩子。

早教机构的老师圆圆介绍，机构幼托班的费用约为2.4万元/人，一个班最多托管15个孩子，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岁3个月。

之所以没有选择将孩子交给保姆，是小白对保姆在“爱心和专业度”上的不完全信任。长沙晨光心理咨询工作室咨询师陈新介绍：近两年来，被保姆带大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每年递增10%左右。保姆往往只能照管孩子的日常起居和人身安全，无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思想交流，因此孩子会出现情感和思想交流的缺失。

虽然对幼托班的软硬件环境都比较满意，但两个孩子一年近5万元的托管费，还是让小白有些望而却步。但为了能早日重返职场，她还是选择将孩子送过来。

除了价格不菲的幼托班，时下还流行一种低成本的“拼养”带娃方式，即三五个家庭把孩子“拼”在一起，由这几户的家长轮流照顾。这种方式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比较普及，那时候周围邻居大都是同事，彼此知根知底，而现在参与“拼养”的家庭往往来自五湖四海，大人之间并不真正了解，各自工作的流动性又大，导致这一模式很难普及。而且由于“委托”的权利和责任尚未清晰，“拼养”模式还容易引发纠纷。

尽管如此，有社会学者表示，“拼养”模式还是为希望“工作、带娃兼得”的年轻父母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还需政府出手

在企业设立托儿所方面，上海市属于“先行军”。

早在2011年，上海一企业就针对企业员工设立了“宝宝室”。该公司CEO介绍，“自己最近刚成为父亲，切身感受到了当父母的不易，因此公司允许员工带孩子上班。”“宝宝室”的设立给孩子们提供了活动空间，也提供了具备资质的老师，解决了公司适婚、适育员工无人带孩子的后顾之忧。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施短期/长期的托儿服务。2014年，广州某母婴企业正式推出“带孩子上班”的福利制度，准许短期无人照顾孩子或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的员工带孩子上班。该制度实施当日，公司便有数位爸爸、妈妈带孩子上班。

带娃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诉求，本质却是民生问题。因此，除了企业，政府也在积极探索。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总工会推出一项新举措，即创建“职工亲子工作室”，探索在职工需求集中、且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展职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首批挂牌的有12家企事业单位，紧接着又有47家企业加入。6月初，上海宣布拟建23家社区幼托点，主要针对上海户籍2岁-3岁的幼儿。

但争议随之而来。一位工会负责人透露，仅一个短期暑托班，单位支出的费用就达2万元。而像 “宝宝室”，每年更要投入数十万元的运营费。同时，财力不足的小公司员工带娃问题该如何解决？试点的政府机关为此增加的财政支出又有没有现行法律支持？“费用由谁出”成最主要问题，很显然，如果这些费用全由企业来承担，注定难以持续。要确保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必然要建立一种“谁受益，谁负担”的责权分摊体系。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建议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通过立法解决托幼问题。“由社区出面办学，政府发放‘教育券，愿意把孩子送到社区托儿所的由政府补贴部分学费，愿意辞职回家自己带的白领也能获得补贴，也可以由公司购买‘教育券，作为福利发放给白领。”

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陈彩玉主任也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明确将0岁到3岁家庭托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并明确主管部门和辅助部门，从而真正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