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摘 要：本文梳理了唐诗中对“范蠡”这一人物典故的运用，探讨了唐代文人对范蠡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接受情况，表明唐代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自己的个性视角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审视范蠡这一历史人物的，寻求自身的情感寄托，进而阐释了范蠡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

关键词：唐诗；范蠡；范大夫；隐者

一、研究背景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是一个各方面都处于变动同时又充满机会的时代，风起云涌，百家争鸣，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如老子、孔子、孙子等，范蠡就是其中一位。范蠡凭借其多方面的才能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被载入史册，被后世的史学家、诗人、小说家或记载或演绎，他的形象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断被提及、不断被推进演变的形象。先秦的典籍《国语》《吕氏春秋》等中简要记载了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事迹，《墨子》《韩非子》等典籍中也提及鸱夷子皮、陶朱等名字，而在《战国策·秦策三》则有“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长为陶朱。”直接将陶朱与范蠡联系起来。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大地丰富了范蠡的形象，尤其是他归隐后的活动，使他的富商形象在后世深入人心。而赵晔的《吴越春秋》则以近小说家的笔法在史书的基础上又录入了不少佚文传说，进一步凸显了他的智谋和忠君思想。此外，还有很难确定时间、作者的第一部地方志《越绝书》，也记载了不少范蠡的言行、思想和事迹。所有這些都为唐人认识这一人物奠定了基础。

唐代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政策等，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保障，也使他们自信乐观，加之尚武的精神一起激发了他们对功名的热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唐代儒、道、释三教并存，大多数诗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浸染了佛道思想，加之时代的盛衰变迁、个人仕进荣辱的更迭、个性追求的差异，又使他们不时有忘情江湖的渴望。而这些在范蠡这一人物的身上都有完美的诠释，他一生最重要的三种角色或者说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无外乎建功立业的王侯将相，急流勇退的归隐者和富甲天下的商人，而这也是唐代诗歌为他塑造的形象，反映出大多数唐代诗人自身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受所处大时代背景影响的体现。

二、建功立业的王侯将相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复国并助其登上霸主地位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功成后被任为上将军，位极人臣。唐代诗人在提及范蠡时，对他的功绩有所称颂，对他的职位有所关注，虽然此类诗作并不多。如鲍溶的《淮南卧病闻李相夷简移军山阳以靖东寇感激之下因抒长句》：“太白星前龙虎符，元臣出将顺天诛。教闻清净萧丞相，计立安危范大夫。玉帐黄昏大刁斗，月营寒晓小单于。鲁连未必蹈沧海，应见麒麟新画图。”和韩愈的《奉和仆射裴相公感跨恩言志》：“文武功成后，居为百辟师。林园穷胜事，钟鼓乐清时。摆落遗高论，雕镌出小诗。自然无不可，范蠡尔其谁。”鲍溶和韩愈两位中唐诗人写诗所赠之人都曾任朝中宰辅，诗中均以范蠡的典故来赞美所赠之人。鲍溶的诗是写给李夷简的，李夷简是李唐宗室，历官山南节度，御史大夫，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罢相，为淮南节度使。从题目可知，李易简不但能在朝为相辅佐君王，而且还能带兵平寇，维护一方安危，故而诗中用萧何和范蠡两人并举来加以称颂。而一句“计立安危范大夫”既是对所赠之人的推崇备至，也是对范蠡为越国所立功绩的极好概括。韩愈的诗是奉和裴度的，裴度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称“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宪宗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亲自出镇，督统诸将平定淮西，封晋国公。后历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数度出镇拜相，死后配享宪宗庙廷。穆宗长庆二年，裴度罢相，李逢吉接替为相，韩愈写了这首奉和裴度的诗。裴度是一代名相又有恩于韩愈，韩愈对他的褒奖赞誉可想而知，诗中称颂裴度的文武之才，以范蠡作为陪衬，也是对范蠡文武之功的肯定。

此外李绅的《姑苏台杂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李远的《吴越怀古》：“吴越千年奈怨何，两宫清吹作樵歌。姑苏一败云无色，范蠡长游水自波……”汪遵的《五湖》：“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飏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等诗都称颂了范蠡平吴霸越之功。范蠡在平吴霸越过程中的一些言论非常适合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是唐代诗人的主导思想，如其曾对越王所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体现了儒家“事君”的思想原则，陪勾践入吴为奴面对吴王高官厚禄诱降时说的“能得君臣相保”“出给趋走，臣愿足矣。”体现的忠君思想，他尽其所能辅佐越王复国成就霸业、实现个人“立功”的人生价值等，但同时这个人物又没有以死效忠，忠于一家一姓，并对所事君王勾践有异乎寻常的清醒认识和警觉，功成名就时毅然隐退，并在给好友文种劝其隐退的信中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处乐，子何不去？”对君王面目揭露的言行，这又不符合儒家规范的君臣之道，这或许是唐代诗人对其所立功绩虽有称颂却不多的缘故。

三、忘情江湖的隐士形象

在唐代诗人笔下，范蠡这一历史人物更多是以一位忘情江湖的隐士形象出现，此类诗作在涉及范蠡的唐诗中占了绝大多数，不下百首。对他在功成名就的人生顶峰时，能够毅然地放下一切飘然隐退，诗人们大多表现了向往和赞美之情，也有少数诗人表达了不认同和讽刺。

从初唐一直到晚唐的诗人笔下都有对范蠡归隐的赞美和推崇，初唐陈子昂也在《感遇》三十八首之十五中有“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深感范蠡之举可为后人借鉴。及至盛唐，诗人对他的这一形象更是无比向往，盛唐的大诗人大多在笔下对他有所推许，浪漫的李白在《古风十八》中有“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慷慨的高适在《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陈希烈）》中有“……折腰知宠辱，回首见沈浮。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等，都在自己诗中或直接赞美其泛舟归去，或将他与庄子、陶渊明等人并举，流露出欣羡之情。endprint

到了中晚唐咏史之作渐多，诗人对范蠡的隐逸依旧大多持褒扬的态度，如钱起在《送褚大落第东归》中有：“顷来荷策干明主，还复扁舟归五湖。”李德裕在《思归赤松村呈松阳子》中有：“禽庆潜名岳，鸱夷漾钓舟。”张祜在《松江怀古》中有：“无人踪范蠡，烟水暮沈沈。”许浑在《经行庐山东林寺》中有：“他岁若教如范蠡，也应须入五湖烟。”杜牧在《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中有：“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温庭筠在《利州南渡》中有：“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李商隐在《陆发荆南始至商洛》中有：“向来忧际会，犹有五湖期。”罗隐在《雒城作》中有：“早得铸金誇范蠡，旋闻垂钓哭平津。”韦庄在《赠渔翁》中有：“曾向五湖期范蠡，尔来空阔久相忘。”李咸用在《和人湘中作》中有：“一棹寒波思范蠡，满尊醇酒忆陶唐。”等，无论高居相位如李德裕还是沉沦下僚如温庭筠、李商隐等人，都对范蠡泛舟五湖流露出赞美之情。

在诸多唐代诗人笔下范蠡的忠君报国与智慧谋略不再为他们所关注，而其隐退江湖的逍遥形象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不过在中晚唐诗人笔下对于范蠡的归隐也不尽是认同与赞美，如白居易在《酬别周从事》二首其一中有：“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簿书难。辞官归去缘衰病，莫作陶潜范蠡看。”中言自己辞官是因疾病不是学范蠡、陶潜，在《代诸妓赠送周判官》中有：“莫汎扁舟寻范蠡，且随五马觅罗敷。”《酬裴相公题兴化小池见招长句》中有：“山公倒载无妨学，范蠡扁舟未要追。”等诗句中对范蠡的归隐也没有向往之情，这或许与白居易本人所持中隐的态度有关。如果说中唐的白居易因自身人生价值取舍而对范蠡泛舟五湖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那么到了唐末，诗人徐夤《退居》：“笑他范蠡贪惏甚，相罢金多始退闲。”中对范蠡归隐的嘲讽，明显有生逢末世的无奈之下的酸葡萄心理。

范蠡在辅佐勾践复国中的策略多符合黄老之术，其人生轨迹实践了老子所说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思想中有很多浓厚的道家思想。他功成名就后的归隐和他的洒脱高远，自然也就成为了三教并行背景下唐代诗人最推崇和赞美的一面。

四、富甲天下的商人

范蠡归隐后易名经商，最终定居于陶，富甲天下称陶朱公，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详细记载的。《史记·勾践世家》记载他归隐后来到齐国，变易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憑着“父子治产”“致产数千万”，被齐王聘为相，慨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归还了齐国的相印，尽散其财，再度归隐，来到套自谓陶朱公，在此经商致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对于范蠡的这一角色，唐诗中也偶有提及，如陈子昂的“鸱夷双白玉，此玉有缁磷。”、高适的“田园同季子，储蓄异陶朱。”、寒山的“寄语陶朱公，富与君相似。”但都是以陶朱代指富者，并没有任何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商业始终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贱业”，范蠡放下仕途从事商业，即便富可敌国，也终究不符合古代文人的人生价值观，所以在唐诗中极少提及范蠡富商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结语

唐代诗人对范蠡典故的运用大多集中于他的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隐者是唐诗中范蠡最集中的形象，这符合唐代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向往不受拘束的人生理想，也是唐代三教并行思想文化大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唐代诗人对范蠡辅佐君王的功绩虽有称颂但并不多，或许因为范蠡不曾愚忠于一王一姓，不足以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下谋臣的楷模。唐诗中对范蠡几度经商致富，散尽家财，自谓陶朱公更是少有提及，则是因为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使诗人们对商业持鄙视态度所致。范蠡在唐诗中的形象既源于此前的典籍，又深受唐代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诗人的个体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具有丰富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