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

沈醉，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高官，在军统的地位仅次于戴笠与毛人凤。他精明能干，会武功，身手敏捷，效忠戴笠，深得其信任。

加入军统

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1932年，18岁的沈醉在长沙艺文中学读书，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与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潮，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只身来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当时是戴笠复兴社特务社的核心骨干，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沈醉到上海后要求姐夫余乐醒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余乐醒遂介绍沈醉在复兴社当联络员。虽然沈醉后来在回忆中称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当时的沈醉还是热情十足，加上他聪明能干、思想单纯，与戴笠一见面，马上博得这个复兴社总头目的好感。

当上特务后，年轻的沈醉“手脚勤快，头脑灵光”，加上“又肯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而且做事精明利落。从“巧计送捕徐昭俊”一事就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秘送南京。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接到任务的余乐醒有些紧张，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下任务。他献计让余乐醒反其道而行之，假借说是沈醉犯了大错，戴笠要逮捕沈醉，要徐昭俊把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一下火车，自己却被特务们五花大绑了起来。

很快，沈醉就升职为情报组组长。在上海闹市或者租界区抓人时，他常常采用先把人打昏，然后其他特务冒充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的方法；其次训练漂亮女特务冒充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特务们再冒充被抓人的熟人与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而绑架的方法。此方法屡试不爽，“颇见成效，戴笠大加赞赏”，不久沈醉又升为行动组组长。

通电起义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当上军统局局长，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聪明的沈醉主动“申请”避祸，被“发配”到云南，任军统云南站站长，同时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即，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加紧与地下党的联系，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毛人凤电令沈醉火速除掉卢汉身边反蒋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沈醉明知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但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对毛的命令采取拖延时间之法，暗中却帮助杨杰脱了身。

随着重庆的解放，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从台湾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沈醉最后参加了起义。而卢汉为了报答张群以往的恩情，在起义之后擅自放走了张群，打乱了周恩来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卢汉“因而怕共产党不能原谅他”，在办理起义移交时，把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作为战犯的沈醉由此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以及五年的二次监牢时期。

秦城改造

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押迁重庆后，陈赓等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来监狱看望国民党中的同学如宋希濂等，还请他们吃饭，这让沈醉看到了希望。他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这些共产党干部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沈醉开始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他在日记中记到：“人民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而进行人身侮辱，我们有一点进步，政府都是予以承认的……进一步认识了继续学习、改造的必要性。对党的宽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新生有望，当加速改造方可。”环境是宽松的，有很多活动的自由。而沈醉也带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改造自己，尤其是政府帮助他与香港的亲人联系上以后，他对未来生活又开始充满希望。

二度入狱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随后沈醉被安排三个月的参观学习。到农村劳动一年，然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

出狱后的沈醉在很多活动场合中，都会遇到许多过去直接与间接接触过的被军统特务迫害过的民主人士，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说：“狭路相逢，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今天，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

1965年在政府的关心下，沈醉与小他10岁的某医院护士杜雪洁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沈醉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制作了一个牌子挂在客厅，上面写道：“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妻子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落过。幸福的生活给了沉浮半生的沈醉巨大的安慰。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开始，1967年11月，沈醉再次被造反派送进了“七年前出来的那个地方”——秦城监狱。二次入狱后，沈醉被要求交代历史、写材料。在5年间写过的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中，始终抱定决不能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宗旨，诬陷他人。

晚年生活

1972年11月28日，与12年前特赦出狱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复了自由。后来沈醉了解到：是周恩来总理发现“四人帮”把几个“特字号”国民党战犯又抓去关了起来，特又下令释放，“又在周总理的笔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民党战犯对周恩来总理应该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这不仅是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而且真心诚意地、事无巨细地关心、照顾战犯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传出，沈醉感觉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情不自禁地为老人家暗中祈祷”，作诗云：“割骨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帮”后，文史专员们都增加了工资，沈醉的女儿、女婿也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照顾沈醉的生活，在台湾和海外的子女也经常通信。更让沈醉高兴的是，1949年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定，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1980年底，沈醉偕同小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与在香港的前妻与现任丈夫以及从美国等地回来的女儿见面。

此次沈醉访香港，被香港《新晚报》于1981年1月6日在头版头条报道。面对媒体，沈醉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坚决主张国家统一的，那些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都不管的人，活下去，活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1981年11月23日，沈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第五届政协会议。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录像播出沈醉的发言，当天《人民日报》刊出沈醉的记者专访。如同沈醉所言：“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党使我从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变成了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1996年3月18日，82岁的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曲折、传奇的一生。 （摘自《中外书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