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生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性别与“忠实”

刘更生

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发生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中，其丰富和发展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提出为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原则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视角。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关注的重点“性别”切入，分析翻译与女性主义结合的历史根源，女性翻译理论的“忠实”以及其翻译策略。

女性翻译 性别 “忠实” 翻译策略

一、前言

20世纪70-80年代是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而此时女性主义的核心也从最初的反抗男权到反抗一切文化霸权。语言是女性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重要手段，因此如何对待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也被提上日程。正如西蒙（Simon，1996:8）说道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就是“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首先从语言着手”。英语中存在大量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词汇，这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史的共性。很多时候用代指男性的词指称女性，在有专门词汇表示女性时，也会产生歧义，如Mistress不仅可作“女士”还有“情人”的意思，而与之对应的“Mister”却称之为“先生”。90年代以来，在勒菲弗尔（Lefevere）等的推动下，翻译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让人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西蒙（1996）指出在翻译的文化学转向中，缺乏对“文化”的明确定义，“好像“文化”就是一种明显的，没有任何疑问的真实情况”。例如，勒菲弗尔（1985:226）仅仅将“文化”简单定义为“一种文学系统的环境”。因此西蒙从性别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翻译研究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语言。在西蒙（Simon），张伯伦（Chamberlain），费拉德（Flotow），戈达尔德（Godard）等的努力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理论相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一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翻译理论。

二、翻译与女性主义结合的根源

（一）女性地位

女性受到歧视以及因此而处于社会底层可以追溯到圣经故事中，在《圣经》中将人类之罪归咎于夏娃。而早期的《圣经》中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和男性隐喻，这很难不让相信上帝就是男人的形象。可以说圣经叙述可称作性别歧视的根源。而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不乏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也认为女性劣于男性，无论是在体质上，学术上还是艺术上。因此，凡是被认为低劣的物质都被与女性划分为一类，同样，如果一个事物被比喻为女性，那么其地位也是低下的（张建萍，赵宁，2009）。在人类历史上，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女性长期以来生活在社会文化的底层。

女性被禁止写作，因此从中世纪开始，翻译一直是女性参与文学活动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被排除在主流的文化活动之外，很少有机会进行文学创作，而只能翻译，且翻译的体裁也仅限于宗教类型的文本。女性的话语权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后来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的兴起，人们开始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即使当时女性被禁止创作，但是其译作中也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在其译作中明显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Flotow，1997：67），甚至改变了原文中的某些真意。翻译是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重要途径，是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部分。女性译者为翻译做出了重大贡献，西蒙（1996）指出俄国和德国经典的文学作品首先并且主要是又女性译者翻译而成的。

（二）翻译地位

翻译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译者和女性都是各自层级上的弱者：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Simon，1996）。韦努蒂（Venuti，1992）认为将翻译置于文化实践的最底层根源于“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以及柏拉图的文本形而上学”。柏拉图以来的文艺理论均强调模仿说，认为本源毫无疑问的存在在那里，可以通过理性把握本源，而知识就是对本源的再现。原文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是世界的真理、现实世界事物以及作者人格意向的澄明无瑕的直接体现（耿强，2005）。而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模仿，模仿得到的都是影像而难以抓住真理，因此译文和原文真实意图之间又隔了一层。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将翻译置于一种劣势从属地位。英国翻译家John Florio说道，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有缺陷，因此一般被认为是女性。此外，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别隐喻（Chamberlain，1992）。在中外的翻译历史中，对于翻译的隐喻存在着共性。中国古代有将译者比作媒婆，舌人，画家，这些隐喻基本上都出自于译者之口，不难想象在翻译历史上忠实于原文的重要性。

三、女性翻译理论中的“忠实”观

传统翻译理论中始终将忠实置于重要的地位。斯坦纳（Steiner，1977）甚至认为西方2000多年以来的翻译理论不过是围绕可以怎样忠实和应该怎样忠实这一老问题反复争夺。而女性主义译者挑战传统的“忠实”观首先要辩驳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将译文与原文置于同等地位。然后从语言观的角度剖析了传统“忠实”观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揭示出“忠实”原则本身是男权社会下男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构建的话语，因此这一话语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这就为女性译者重塑“忠实”概念提供了可能。

（一）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传统译论中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一种”主仆关系“，译文应该始终与原文恪守一致。前者是健壮有力的男性，而后者是残缺弱势的女性。原文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译者应该紧密向原文靠拢，不可掺杂自己的感情色彩。原文的神圣权威不可侵犯，译者只能对原文顶礼膜拜。戈达尔德批判将译者视为“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的将词语机械的转换到另一种语言”（Godard，1990：91）。余光中也曾对译者的尴尬境地做过形象的描述：" 译者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 ， 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罪在译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传统译论将翻译活动看成一种静止的活动，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忠实”限制了译者的主体性以及主观能动性。而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和纽带，应该努力平衡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过分追求忠实于原文有可能伤害译文读者的积极性和译文的可接受性。戈达尔德（1990）认为“在女权主义语篇中，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因此译文是对原文的话语重构，在没有损害原文完整性的前提下，译者的语言功力给了原文新生，为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其在异国他乡也能流传。译者将身处不同时空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让原作超越了时空的束缚，因而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张景华，2004）。这样就将原文和译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原文与译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重塑翻译“忠实”观

传统译论中将忠实作为衡量翻译作品的唯一标准，译作应该与原作达到别无二致。而“忠实”一词本身就含有不平等的含义。从性别角度看，忠实有时界定了翻译和原文的关系，特别是与原文作者的关系（Chamberlain，1992:62）。女性主义批判了忠实原则中隐含的男权主义，因此女性主义译者为了确保其译本的原创性（originality），竭力争夺父性权力，意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忠实原则。正如西蒙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就是“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贬低至社会和文学阶梯最底层的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一团概念”（Simon， 1996:1）。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找到将女性和翻译交织在一起的哲学观点以便重写“一团概念”。既然已经揭露忠实原则背后隐藏的男权意识形态，重写“忠实”也就成了女性翻译家的首要目标。为了重塑“忠实”，女性主义翻译家首先需要在概念上对传统翻译话语进行批判和重写，重新性化语言，以突出女性意识和发出女性声音。

徐来（2004）指出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主义意识到语言不仅能反映现实而且也能构建现实。因此，语言不再只是表达的工具，更可以用来检验主题和证明自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因此女性主义的忠实观深受语言观的影响。传统的西方语言观认为语言是表现真实世界的透明性工具，语言能够清晰，完整的表达真实世界中的事物。语言能指和所指相互分离，人们可以透过语言清楚的看到背后真实的存在。而到18世纪末期，人们发现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语言不仅仅是描述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且通过语言能够构建社会现实。因此语言的本质不是其表征性而是其述行性（performative）。因此传统译论中“忠实”原则可以看作是男性为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构建的一种男性霸权的话语，这种忠实观念具有历史性，不具有社会必然性。

“写作方案”的提出为女性主义译者凭借翻译进行女性身份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徐来（2004）指出对于女性主义译者而言，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换或是文化间的交流，更是一种政治活动，它不是无关意识形态的纯粹知识性活动，其旨在批判和反抗原文中的男权主义和女性歧视，发出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提出了在女性主义名义下的“重写”，而在这种“重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原作者的本意，添加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对原作重构。以往在传统译论中创造性与忠实是一种二元对立状态，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二者融合为一体。重新概念化的“忠实”观允许甚至鼓励译者在译文中创造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使用各种翻译策略以突显女性主义。

四、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自“写作方案”提出以来，为女性主义译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根基。女性译者明确的断言翻译是一种“重写”，这与传统译者默不作声的偷偷篡改原文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戈达尔德所言：“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的差异，沉溺在无穷尽的再读和重写的快乐中，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Godard，1990:91）。而在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借助“忠实”之力，“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翻译实践，要求对女性文本进行女性化创造”（葛校琴，2003）。因此，女性译者经常质疑原文的词语，概念以及思想内容。在忠实于“写作方案”的旗帜下对原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尝试使用创造性的翻译方法凸显女性主义，从而引发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阿伍德（de Lotbiniere-Harwood）曾明确承认其翻译实践是一种旨在为女性发声的政治性活动，而在一个译本上署名意味着尝试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翻译中显化（Simon，1996:15）。《圣经》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女性译者最为关注的原作，在女性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于1983年出版了《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选文集》（An Inclusive Language Lectionary）的英译本（蒋骁华，2004）。在此之后又有多种译本出现。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表明女性主义翻译不是要损害原文的思想和意志，而是要扩充和发展它。

五、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背景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政治权力斗争色彩。自古以来，女性与翻译被归属到社会底层和文学边缘位置，在各自领域有着相似的生存状态。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要求获得语言上的平等地位，而翻译便成为了女性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助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先梳理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肯定了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读者间桥梁的重要作用，将译文与原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位破除传统翻译观中的“忠实”原则打下了基础，而后其破除了翻译要忠实的先验翻译伦理，从语言观的角度解构了传统“忠实”原则，重塑了女性主义翻译“忠实”观，提出了忠实于“写作方案”。

[1]Chamberlain, Lori． 1992． Gender Metaphrics of Translation Discourses[A]． In Lawerence Venuti(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Lefevere,A． 1985． “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es? The troubl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in T． Hermans(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3]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4]耿强．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33～39．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刘更生（1992-），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