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蕾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其学术领域从单纯的性别研究逐步发展为多维度、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戴锦华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长河中近乎是“摆渡人”的形象，她的文化研究使得从性别研究角度重新定义比较文学的基本原则成为可能，让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了国别、文化以及女性范畴的政治阐释学成为可能。

一 涉渡之旅的伊始

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促使戴锦华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女性作家和女性文本，1980年代中期在“偶然和幸运”下成功跨越“语言学转型”的戴锦华，逐步探索在复杂文化交织冲击下对对文本进行“社会寓言式文化解读和意识形态症候阅读”①。 1989年戴锦华与孟悦合著出版《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书写;戴锦华从“作家作品论”入手，以几近抗辩式的“拍案而起”的姿态，控诉五四运动以来新女性未在那场“象征性弑父行为”之后取得“男女平权”地位这一残酷事实。这时期戴锦华的女性主义批评是颇为高歌猛进式的激烈抗争，其西方理论武器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以及之后的拉康镜像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一直伴随她的学术生涯，而“意象密集化”和“隐喻形象化”则在1980年代帮助戴锦华“成功地逃离主流文化的‘规范”。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外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80年代所尝试建立的精英主义的立场、学者的专业姿态与90年代焦虑构成了尖锐的冲突”②，茫然而焦虑的知识生产者戴锦华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次转型。她在对1980年代精英主义进行反思式的扬弃并拒绝“盲目的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后，“尝试以不同的工作方式：扩展研究对象和领域，引入更多的社会参数、尝试带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继续“以相对抽离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继续展开社会批判。”③在这种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归属感之下，戴锦华以女性主義批评为桨在1990年代的历史洪流中无畏涉渡，陆续发表了数量可观、质量并重的“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评论文章，如《“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等。除此之外，《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等则是系统性地总结中国女性及写作，从宏观视角构筑中国女性在特定时期的流放史。

戴锦华在《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中将她自1980年代以来的两个主要领域电影评论和女性主义研究进行了完美的融合，通过对当代中国影坛的历史剖析尖锐地揭示女性“花木兰式境遇”以及“母亲”电影形象背后的“现实政治困境”，初步显露出戴锦华多元化的解读模式。这时期的戴锦华更多关注“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构造”以及“女人和男人在这依旧森严的性别秩序中的诸多扭曲”。戴锦华女性研究中的文化背景和权利意识使得其女性主义研究一开始就凸显出强烈的社会历史感和独特的政治意味。1990年代中后期的戴锦华更多以文化研究为中心，她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所做的大众文化研究最终以《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这部著作面世，戴锦华在“幻影幢幢的镜城景观”中试图为现实大众勾勒文化图形，标识其背后纷繁复杂、依存博弈的权力关系，这为其二次转型的成功作了“有意或无意”的理论与实践铺垫。

二 异乡人的跋涉

1990年代初的商业化大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以显性化的社会分层为结果，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戴锦华迎来了又一次华丽的转身——“文化位置”开始成为其新的“思想资源和社会介入路径”，她更多地将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实践“鲁迅先生追求的异体版：走异乡，行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④。彼时资本以文化名义进行全球性渗透，“一种‘真实的、普遍的失忆状态控制了全社会”⑤，这个具有时代前瞻性的“异乡人”逐步认识到单纯的女性主义研究已经无法在全球化的“新的资本逻辑造物”中跳脱出“思想的瓶颈”，转而寻求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跨学科式的多维度阐释，以期消解掉个人的“具有‘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处于‘滞后历史时段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以及‘分外尴尬暧昧的女人身的特征”⑥，并建立“一种不同的、有机的文化”。除了外部世界的冲击外，《切·格瓦拉》也同时牵引出戴锦华“那份理想主义激情、社会责任感”，其思想来源也因此开始多样化，从欧美的西方经典转向“第三世界”。期间她译介了墨西哥马科斯的文学性政治作品《蒙面骑士》，力图在中国文化视野中引入“新的语言、新的思路、新的书写与实践途径”。

三 风浪里的“个人乌托邦”

在经历上述两次转型之后，大众文化的时代浪潮使戴锦华的女性主义研究渐渐内化为其“个人的乌托邦”，慢慢将女性的“生命经验转化成为文化资源”，在延续着解构“二元对立模式”的线索之外，更多“分析社会现实之中的多种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关系”，明晰资本结构的父权制本质以及伴随而来的女性及所有弱势群体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不断被边缘化和排斥放逐的命运，并且重视融入阶级维度、民族意识等。《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从介绍《第二性》一书在中国社会中“曲折”、“片段”甚至是“破碎”的译介传播历程以及在急剧变化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对波伏娃的具体评价的流变，引申至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中国城市女性所面临的“绝对平等表象之下的微妙的双重标准，是双重角色：社会层面上的男性标准和个人家庭层面上的‘贤妻良母的匿名规定中的现实重负”的指认与批判，同时在21世纪新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呼吁“一个新的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一个更为广阔而积极的社会实践”⑦。

虽然在21世纪的新话语体系中，戴锦华没有同1990年代般以高产量的文论进行其女性主义研究，但是这并不代表其研究的“断代性”，她更多地在其文化研究领域和电影批评中兼容之、深化之，调整原本单一化的性别斗争姿态，注重历史政治经济脉络的互通性与共生性，注重“从女性主义的关键年代去重新审视今天的时刻”，从性别思考的开启到拷问如何进行“更加自觉的中国主体位置上的跟西方的对话”。戴锦华在电影批评领域中同样将性别问题深刻化，《身体·政治·国族——从张爱玲到李安》（2007年）对《色·戒》这个“性别意味的故事”进行比较性解读——张爱玲小说《色·戒》和李安电影《色·戒》，前者笔下是“秘而不宣的女人的身体”，而后者镜头却写出了两性以及性战之间的“终极状态”，在这种历史阐释之下无法逃脱的就是故事“背后的大政治和历史的叙述”，从而厘清冷战历史中的国族关系“去放置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命经验的可能”⑧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当“全球第三世界女性的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规模生产当中”，戴锦华思索的是如何“重新界定性别的批判立场”。女性主义在其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涉略中呈现表象隐蔽化却非本质抽离化的特质，正如其一再强调：“女性主义对于我就是我个人的乌托邦，就是尊重个体差异的，赋予每个人抉择的可能，然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主义。”

“‘性别议题是我高度内在的立场，和充分必要的维度。不可能说我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性别维度不在。”⑨戴锦华将女性主义研究自觉而有力地运用于其学术思考的各个领域，利用其深厚的西方文论武器，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积极反抗“不可见的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悲剧式的坠落”，尝试“托举出一处女性的文化空间”;到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中开始第一次转型，反思精英主义文化中“不加批判反省的现代性话语系统”，以多位中国女性作家及其具体文本为切入口，细致入微地体认女性主义在新时期“艰难涉渡”的历史，期间的女性主义反抗是“极为微弱而边缘的”却又带着“从历时已久的……共用空间中裂解而出”的强烈欲望⑩;接着是与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同时的第二次转型，戴锦华将目光投向以“大众文化”为重点的文化研究，从性别的反抗扩展为革命者的反抗，从悲愤于被压抑个人主体性的女性到悲悯于资本逻辑进程中饱受苦难的第三世界人民。其学术工作涉足社会历史与政治经济，在多元角度中进行着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跨学科式学术工作，在对20世纪历史的不断回访、质疑、思考、反省中探寻“未来的维度”，这对于处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注释：

①贺桂梅：《“没有屋顶的房间”——读解戴锦华》，《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②③戴锦华、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④赵大宇、郑玉婷、郭九苓：《寻找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下），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43640942.html。

⑤戴锦华、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⑥洪子诚：《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⑦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书屋》2007年第10期。

⑧戴锦华：《身体·政治·国族——从张爱玲到李安》，《文学报》2007-12-20（003）。

⑨戴锦华2015年6月6日在雨枫书馆·百盛馆的讲座，和孙柏谈《那些胆敢握笔的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與性别意识》。

⑩戴锦华：《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