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人的求索
2017-11-23杨蕾
长江文艺 2017年11期
杨蕾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其学术领域从单纯的性别研究逐步发展为多维度、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戴锦华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长河中近乎是“摆渡人”的形象,她的文化研究使得从性别研究角度重新定义比较文学的基本原则成为可能,让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了国别、文化以及女性范畴的政治阐释学成为可能。
一 涉渡之旅的伊始
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促使戴锦华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女性作家和女性文本,1980年代中期在“偶然和幸运”下成功跨越“语言学转型”的戴锦华,逐步探索在复杂文化交织冲击下对对文本进行“社会寓言式文化解读和意识形态症候阅读”①。 1989年戴锦华与孟悦合著出版《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书写;戴锦华从“作家作品论”入手,以几近抗辩式的“拍案而起”的姿态,控诉五四运动以来新女性未在那场“象征性弑父行为”之后取得“男女平权”地位这一残酷事实。这时期戴锦华的女性主义批评是颇为高歌猛进式的激烈抗争,其西方理论武器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以及之后的拉康镜像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一直伴随她的学术生涯,而“意象密集化”和“隐喻形象化”则在1980年代帮助戴锦华“成功地逃离主流文化的‘规范”。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外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80年代所尝试建立的精英主义的立场、学者的专业姿态与90年代焦虑构成了尖锐的冲突”②,茫然而焦虑的知识生产者戴锦华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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