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丰华

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大众舆论的变量

◎李丰华

社会转型催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也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本文正是将大众舆论放在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意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给舆论生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而寻求提升转型期中国大众舆论引导力的可能性。

阶层分化 社会不安 舆论生态

社会转型是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从原先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向市场化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转型（即改革开放），在为人们谋福祉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1]而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风险。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2]

一、阶层分化建构舆论生态

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路径,催生了独特的社会阶层分化，也赋予了中国舆论生态的独特表征。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决定了舆论生态的复杂性，影响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因素甚多,本文认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有三个∶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舆论权博弈、多元利益阶层触发的舆论风暴、阶层固化引致的舆论热点。

1.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舆论权博弈。

中国社会转型,促成了不同阶层成长、发育的空间。不同利益阶层获取利益的机会和能力通常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改革初期,改革基本上能够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受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弱势阶层被逐渐甩了出来,慢慢积淀为规模庞大的弱势利益阶层。这两大社会阶层无论是在对社会机遇的获得上还是对大众舆论的影响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强势阶层拥有得天独厚的体制内资本,现存的制度政策可能更倾向于让强势阶层拥有更多的舆论表达的机会，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们有影响体制的力量,能够夺得舆论话语权，而弱势利益群体不仅缺少掌握舆论话语权的渠道，更是缺少途径去阻止强势利益集团的侵害行为。其次,强势阶层容易获得媒介接近权，而媒体对强势阶层也有依赖性，他们不仅依赖于权力精英，同时还依赖于经济和文化精英。因为权力和资本对媒体的直接或者间接干预,造成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大打折扣。媒体很乐于炒作明星的私生活，却吝啬于将笔头和镜头的焦点对准广大民众的生存问题。

2.利益阶层对立触发舆论风暴。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促进了利益阶层的分化，而利益阶层的分化为大众舆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阶层利益多元化使社会矛盾往往不止事关某一特定的群体，而是事关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一件偶发的社会事件，也许会发生社会舆论的“蝴蝶效应”，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

于此背景之下，舆论便成为利益阶层表达的重要依托，在利益分配中扮演驱动作用。随着对立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因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的舆论会互相摩擦碰撞，在未被预知的情况下走向爆发。如，对于一夜爆红的范雨素，人们展开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其中既涉及到“外地务工人员身处社会底层的现实状况”，也牵涉到“知识精英阶层的权利”，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交织，各种意见此消彼长，最终导致舆论像“爆米花”一样，砰然爆发。

3.阶层固化——舆论界的热点。

从2016年6月引爆舆论场的《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中“被遗忘的凋敝落后的农村”开始，到刷屏朋友圈的《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中“对阶层固化感到绝望的大学生”，戳中痛点的《我是范雨素》“社会底层努力求生的弱者”，再到席卷朋友圈的以“斩男色”命名的口红经济“爱情被置换为消费，消费依靠的是阶层”，引起争议的“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逃回二线城市”，最后到刚过去不久的高考重新掀起的“‘寒门难出贵子’的‘阶层固化’”的舆论浪潮……过去的一年，很多事件无一不在将大众舆论的靶子掷向“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作为一个舆论热点，其概念是基于“阶层流动受阻”与“风险社会放大”两个意涵而建构起来的。在当今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针对阶层流动受阻现象而提出的一系列概括性说法也广为传播，如“官二代”“富二代”“拼爹”“寒门再难出贵子”和新“读书无用论”等[3]。“阶层固化”的舆论在发酵蔓延着，事实上各阶层讨论与其利益、兴趣相关的“阶层固化”问题，是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场的一个缩影，是合理且必要的意见表达过程。然而，如果意见统一地走向“群体极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风险社会放大。

二、社会不安诱发多形态舆论

社会转型的共性现象是整个社会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而发生。社会不安使得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未来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一旦出现特定的事件，他们的社会焦虑就极易转化为冲动情绪，从而产生非理性行为。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社会焦虑的变异性，舆论的形态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多样。

1.集体非理性。

中国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情绪传染现象普遍,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界说“集群行为”时就认为,它是“一种情绪的冲动”[4]。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人面对信息的时候，他总会选择理性的权衡和思考，但当一个群体面对信息时，就会徘徊在无意识的领域中，对所有的暗示都可能闻风而起。这种暗示像病毒一样，相互感染，使个人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5]。同时,在不断的感染暗示中,群体情绪向极其狂热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比如,在2016年8月的“连云港抵制核循环项目选址”事件中，“被蒙在鼓里的百姓”“核辐射致死”等谣言的大范围扩散，就起到了煽惑公众情绪的作用，数千市民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与治安民警发生肢体冲突。

2.谣言甚嚣尘上。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谣言作为舆论的变异，便会甚嚣尘上。舆论是一种以公开或私下渠道传播的、公众感兴趣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构事件，它不是中性的消息，而是带有欺诈、诽谤或攻击性的负向舆论[6]。谣言是一种“舆论的畸变形态”,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公众的不安全感是它产生和传播的条件。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方面,由于体制性渠道的不畅通,公开的信息并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众对官方不信任由此产生不安全感，这些都会催发谣言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谣言的产生是民众情感态度趋向一致的表征。美国符号互动理论学者布鲁默认为,在聚众中的个人是比较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非理性行为的。[7]比如,2017年4月，四川泸县太伏中学学生死亡一案中，谣言流传最多的是“他人加害至死”。然而，封路、断电与地方辟谣，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公众的疑惑变得更深，既然是普通的“排除他杀”事件，政府却启动了超出普通案件层面的应对措施，这让仓促作出的“排除他杀”论断显得倍加可疑。于是，谣言开始滋生疯传，并最终支配了舆论。

3.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同时存在。

潜舆论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显舆论是指事件爆发下得到公开表达的各种意见，行为舆论是以行动作表征的意见。[8]突发事件中明显存在着鲜明的“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的演化过程。首先，突发事件往往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但背后却是某一社会矛盾的长期积淀，这些矛盾成为舆论爆发的诱因，使得群众的意见以潜舆论的形式存在着，尽管不清晰，不外化，却颇为真实。比如，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重庆市政府不顾群众意愿，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引发当地群众利益诉求，群众积怨已久。其次，不满情绪会随着时间慢慢聚合，暗流涌动。一旦偶发事件发生，矛盾激化，民意反弹，潜在舆论自发燃爆，便会以显舆论的形态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部门若采取不得当的舆情应对措施，由此产生次级怨恨，大规模的行为舆论的爆发便成为可能,并且舆论程度强,影响范围广。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中的群众与民警的冲突就是疯狂的行为舆论导致的结果。

三、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期,社会结构发生深度变革,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发生舆论权的博弈，多元利益阶层产生舆论风暴，“阶层固化”亦一度成为舆论的热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与舆论风险存在一定相关性,极易激发人们的认知偏差,产生放大效应,造成群体非理性情绪。如果权力部门应对不当，则会造成谣言四起，民意燃爆，发生“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的演化过程。

复杂的舆论生态和多样的舆论形态,对新闻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我们该如何把握舆论引导的方向性，如何提高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如何增强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如何确保舆论引导的效果。而认清转型期大众舆论的生态将有助于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培育舆论引导阵地，强化舆论引导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为中国社会转型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16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DB/ 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1/t20170120_1456268.html.

[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3]朱光磊、李晨行：《现实还是风险:“阶层固化”辨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第76-82-102页

[4]（美）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社会学导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5]（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6]刘建明等：《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8]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91页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