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从时间上说，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96年来的革命史和建设史，而是直溯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从地理上说，也不局限于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世界性的。

要理解这个新时代，关键在于找准历史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动情的判断：“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意味着一个古老、灿烂且连续的文明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再次自信地挺立，而且预示着来自东方的智慧和力量，将第一次以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对现代性的秩序与伦理进行积极的重构。

“复兴”这个词，对中国人而言是饱含深情的。谈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习近平使用了“久经磨难”一词予以概括。100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相遇，以前者的全面挨打而告一段落，同时，中华民族也从此许下复兴夙愿，世世代代奋斗不息。

不可否认，国家治理的落后与文化科技的僵化、停滞，是中国失败的主观原因，但西方民族国家诞生、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带来的丛林性质的国际关系法则，是当时的中国从未面对、无法适应也难以与之抗衡的。在西方语境下，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而在中国时人与后人的理解中恰恰相反，某种程度上是善良对强权的失败。只是，技不如人，一切就都由不得你分说。

如果国家无法摆脱挨打困境，那么民族复兴、人民福利终归是空谈。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为此奋起，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始终无法掌握足以彻底重建中国的真正伟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继而通过社会革命缝合了上层政治与基层大众之间的断裂，让人民的力量爆发出来，让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真正成为“众人之事”，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信念。

“复兴”一词的背后，是中国人在久经磨难之后发愤图强的民族心理，而它的前方，则是近百年来尽管历经波折但从未熄灭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民族复兴的过程，是一个找寻民族人格完整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过程，是中国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自信而快乐地生活的心理前提。在此之前，我们最熟悉的复兴是西方文艺复兴，它是对古典时代灿烂文化和智慧的回归，是对人性、人本的拥抱。而今天中国的民族复兴，同样包含对失落了的文化自信的寻回，对由于长期在世界强权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被一再贬低的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在实践层面，复兴过程同时是一个努力建立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国人在由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潮流下，被动地去适应现实主义政治、经济规则，通过一定程度的借鉴与效仿，将外部经验纳入中国自身的独特道路，不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当国家实力发展到可以对国际关系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后，向世界各国相处的秩序与伦理中加入中国价值观，就成为了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被载入联合国安全决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性善论、“大同”思想以及當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念。

民族复兴不是具体指向历史上的某个令人骄傲的朝代和时期，而是在继承中华祖先开创和积累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美好生活，提升中华儿女的普遍福祉，同时对世界文明作出新时代里的大国贡献，将中国的经验和创造在人类社会范围内分享。一方面，“己欲达则达人”，繁荣、和平、幸福是人之共欲，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外合作形态，就是中国对外输出繁荣、共享太平的责任展现；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对以拳头说话的世界秩序病之久矣，所以国力愈盛，则对“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持之愈坚。

所有的现实与想象，最终都立足于一句大白话：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不停，是为天命。从长线上观察中国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通过持续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总会在它的时限内兑现，这是它和世界上许多政党的“承诺”在根本上的区别。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人民的梦想一直相互融合，国家的纲领、方略中对中国未来的描绘是实在的、可信的，哪怕它是长远的，也总是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

这便是人们拥抱新时代，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与自信的理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