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良树

新型环境移民探析

◎樊良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移民迁徙主要呈现“离乡进城”“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流动”两大趋势。与这一波规模庞大、年龄特征明显、主要迁入地为一、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不同，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环境移民，大体呈现“生计所迫型”和“质量改善型”两类。建议政府对环境移民的基本民生需求做到“应保尽保”，积极创造各种条件，使环境移民“走得动”“留得下”且“能发展”。

环境移民；类型；建议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特性使得环境移民迁徙不断。环境移民是“气候容量刚性约束下的产物”[1]，它反映了农业生产与生俱来的脆弱。某种意义而言，一部中华文明史，风调雨顺与凶年饥岁兼而有之，安土重迁与环境移民并行不悖。面对大自然带来的严酷挑战，先民择地而居，在新的迁入地落地生根，直把他乡认故乡，为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赋予了重要动力。

政府主导型环境移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政府主导的环境移民规模不一、地域有异且目的不尽相同。

1.为了摆脱贫困而迁出的环境移民

为了摆脱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当地政府组织民众整体迁移到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此时移民更多作为一种脱贫的手段。如素以“苦甲天下”著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6.5立方米。在移民政策的支持下，宁夏将位于该区中部的红寺堡地区改造为容纳19万移民的沙漠绿洲，极大减轻了西海固地区的生态压力。

2.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特定生态价值而迁移的环境移民

此类移民迁出地并非不能支撑民众的生产生活，这些地方环境优美，自然禀赋优异。从“全国一盘棋”和“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2]考虑，为了保护水源和濒危物种，当地政府将民众整体迁移，在当地划设水源涵养地、濒危物种栖息地，从而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3.服务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的环境移民

与三峡工程相伴而生的百万大移民，跨越两世纪，持续18年，于2010年宣告结束。此类规模的环境移民世所罕见，引发了巨大深远的社会变迁。

非政府主导的新型环境移民

近年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环境污染增量居高不下。污染增量和多年累积的污染存量交织作用，催生新型环境移民。作为一个正在崛起、持续扩大的社会群体，新型环境移民不同于“政府主导型”环境移民，呈现鲜明的“被动”或“自发”色彩。

1.严重的土壤污染使得部分农田无法耕种，部分农民被迫实施环境移民

土地是人们获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基础载体。土壤安全决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命安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土壤污染具有长期性、累积性，治理难度大。土壤污染超过一定限度，生产出来的粮食“有问题”。无奈之下，部分农民被迫放弃家园，远走他乡。此类移民如果因为劳动技能不足不能创造新的经济来源，无恒产者无恒心，将给社会安定带来一定隐患。

2.企业污染形成危害较大的“环境毒瘤”，当地民众被迫进行环境移民

在一些地方，企业为当地带来税收、解决就业，拥有较强的话语权。“赚钱是企业的，污染是大家的”，在个别地方形成癌症社区、血铅社区。2013年9月16日，《羊城晚报》对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第九小学所在的磐石社区调查，“四年半中已有121人死于癌症，成了典型的‘癌症社区’”。诸如磐石社区之类的“癌症社区”表明，当地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一些居民出于健康考虑，进行家庭迁移。但迁移家庭如果在新的环境中水土不服，或因迁徙返贫，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子。

3.雾霾压城，人们主动走出城市实施环境移民

近年来，一些城市频频遭遇雾霾压城。部分经济条件较为宽裕的城市居民或永久性迁移他处，或周期性往返于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此类环境移民有多大规模，尚无确切统计，但可以肯定为数不少，且随雾霾的持续时间、力度有所变化。这些环境移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有意愿、有能力且有时间移民，他们选择的迁入地既有西南边陲的丽江、普洱，也有中部的黄山、井冈山。他们负载相当的社会资源，迁徙路径可近可远，迁徙时间可长可短，表现出较大的活动弹性。

新型环境移民的类型及其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移民迁徙主要呈现“离乡进城”“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流动”两大趋势。与这一波规模庞大、年龄特征明显以及主要迁入地为一、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不同，近年来 “非政府主导”的新型环境移民，增加了人口流动态势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1.从迁徙性质而言，新型环境移民大体分为两类

（1）“生计所迫型”环境移民。其基本生存环境遭受破坏，“生计再造”成为他们的基本诉求。但受制于经济收入、语言隔阂、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户籍制度等障碍，“生计所迫型”环境移民多半负担不起昂贵的国际迁移费用而更多选择国内移民。这些环境移民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新的迁入地实现自我发展，有可能由背井离乡的移民衍变成失地、失业的流民。

（2）“质量改善型”环境移民。其大多来自较为富裕的城市，为了提升生活质量，主动离开污染较重的城市。因为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环境移民可以北上、南下、西行和东进，甚至走出国门。他们的迁徙具有较大的弹性，迁徙路线、资源整合与关系重建也更为多样。

2.政策建议

环境移民，不仅是地理迁移、空间聚集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社会网络、社区认同的过程。就此而言，政府需要提供相应支持，如低息小额贷款、财政补贴与技能培训等，让“生计所迫型”环境移民尽早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对这类环境移民中的困难人群，如老人、妇女、儿童和残障人士等，构筑“保基本、广覆盖”的保障网络，防止其溢出社会保障网之外。对“质量改善型”环境移民，政府可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促进他们在新的迁入地同当地居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促成城乡、城郊不同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为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提供人力智力财力支撑。

[1]潘家华. 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

[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20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污染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与治理研究》（编号：15BSH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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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61/j.cnki.zggqgl.2017.01.011 ■ 编辑：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