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想起父亲、母亲，又总是会想到他们在讲台上让我那不能忘怀的讲姿和作文后面点睛启悟的评话

写作需要有最为原初的启悟，如同成长中的婴儿必须听到母亲给他（她）唱的第一首儿歌，讲的第一个故事。把这原初的启悟，追溯到老师身上，我想于我，应该是三十多年前，在初一的一次作文课上。因为课文中有斯大林写给列宁的祭奠文章，很长，五千字左右，三个大段，每段又都有“一”、“二”、“三”的界分。老师用三天时间讲完了那篇课文，要求每个学生，模仿课文和对课文内容的感受写出一篇作文。而我，对那篇文章既感受不到它的作者有什么文采，也感受不到文中的主人翁有什么切实的伟大，唯一的学习收获，就只能用一个字去概括那篇文章——长。

于是，也就用通宵的时间，写出了一篇记人的作文，五千多字，同样用“一”、“二”、“三”界分出三个大段。待作文又发将下来时，同学们都争眼夺目地抢看老师的评语，这时我才发现，我用全班最长的作文，换回了全班最短的评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就是好文章。”这个评语，表面没有给我带来褒奖的喜悦，然而“思路”二字，却长时间萦绕在我白纸样的脑海里，直到今天，我还总是要对“思路”二字不断地进行品嚼和回味。

初中的“思路”，倘若是一把开启我写作之门的钥匙，那么，高中的另一位热爱写作的老师，大约是给我扭动钥匙的胆量和力量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调到我们学校，总之是在开学很久后，他突然出现在了高中语文课的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时，他总是面带讥讽的怪异笑容，嘴里叼着一根很长的自制炮筒子卷烟，对所讲的课文，又总是要指出一些写作上的不足，并说一些“這样写”不如“那样写”的话。

实在说，尽管他课讲得很好，但没有给同学们留下太好的印象，因为他在讲台过“狂”，他的那种异容怪笑，也难以让人接受。于是，同学们常常在校园里躲着他行走。谁都弄不明白，他凭什么可以在讲台上“狂讲”，可以用叼烟怪笑来面对他的学生和他人。可是，在时过不久之后，不知从哪传来一条消息，说他正在写着一部小说，已经写了十年有余，而且要写得比《红楼梦》还长，和《红楼梦》一样伟大。这条消息在同学们中间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于是，这沸扬的消息，也就回答了同学们对他所有的不解和疑问。那时候，我们谁都相信他能写出一部新的《红楼梦》来，因为他在课堂上的笑容告诉了我们这一切。一个可以写一部《红楼梦》那样小说的人，他怎么可以没有权利叼着自制的卷烟和面带讥嘲的笑容，站在讲台之上，并以此容、此貌，去面对那个“文革”时的课本、学生和那时的乡村社会呢？

可惜，我没有聆听到他多少次的授课，因为高中没有毕业，我就辍学外出打工去了。从此再也不知道他的写作到了哪步田地。然而，正是他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创作，扫清了写作在我面前铺就的朦胧与神秘，促使我在某一天的狂妄里，大胆地握起了写作之笔。

今天，算将起来，已经过了三十余年，我完全不知道那位给“思路”的张梦庚老师和“写胆”的任文纯老师，都是生活在什么景况之中，然每每回忆起来他们，就总是想起父亲、母亲最初教我数数和给我讲民间传说、田野故事的那难忘的面容。想起父亲、母亲，又总是会想到他们在讲台上让我那不能忘怀的讲姿和作文后面点睛启悟的评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