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绿色施工激励机制研究

徐家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以绿色施工激励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原理，分析了绿色施工管理过程中政府与施工企业间的利益关系，侧重分析了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施工企业在是否实施绿色施工问题上的理性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双方在行为选择上的不同。本文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政府可以相应改变对绿色施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使得施工企业的努力水平发生变化，还能使得两者的信息不对称格局发生改变，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最大程度上调动施工企业实施绿色施工的积极性。

绿色施工；委托-代理；激励机制

1 引言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随即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面对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备受关注。绿色施工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工程施工中应用的主要体现，被广大研究学者高度关注。我国目前对绿色施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层面，如郭宁、王东锋等研究在西安三星项目中运用各种绿色施工技术实现“四节一环保”的绿色施工管理目标，使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增长[1]。少量学者就绿色施工的评价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如邵必林、杨敏敏等针对绿色施工评价指标的模糊性和不相容性等特点，利用模糊物元理论，构建了绿色施工评价模型[2]。也有学者就绿色施工中各参与方的职能进行了研究。但是针对我国施工企业实施绿色施工的激励机制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以政府和建筑施工企业为绿色施工的主要参与方，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两者利益关系，构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政府-建筑施工企业最优激励合同，即如何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来最大程度的调动施工企业实施绿色施工的积极性，实现双赢的目标。

2 委托-代理理论相关概述

2.1 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最早是由密西尔·詹森(Micheal Jensen)和威廉姆·麦克林(Willam．H．Meekl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及其所有权结构》中首次提出的[3]。委托-代理理论是以非对称信息博弈论为基础的。

2.2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委托人和代理人根据自身的需求不同，两者的效益函数也不相同，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委托人如果不制定相应的制度来控制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其利益必然将受到损害。

2.3 绿色施工发展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在绿色施工过程中，政府和建筑施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表述为：

政府作为（激励主体）制定绿色施工产业政策，想使建筑施工企业（代理人）按照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采取行动，但其却不能直接观测到建筑施工企业是否选择了绿色施工，也不能观测建筑施工企业绿色施工的努力程度，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建筑施工企业（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政府（委托人）和建筑施工企业（代理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建筑施工企业，以激励施工企业选择绿色施工。

3“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3.1 模型约束条件

委托人在设计激励合同时，面临着来自代理人的两个约束：

(1)参与约束：又称个人理性约束，即企业按照政府所希望的努力程度实施绿色施工时获得的收益不小于没有绿色施工时而获得的收益[4]。即：

(2)激励相容约束：给定委托人(政府)不能观测到代理人(建筑施工企业)的行动a和自然状态θ，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代理人(建筑施工企业)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a[4]。即：

3.2 模型基本假设

模型的构建需以下列三个假设条件为基础：

假设一:建筑施工企业的绿色施工产生的综合效益具有不确定性，与其努力程度和外生的随机变量有关。

假设二: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建筑施工企业是风险规避的。企业的努力成本代表成本系数，b越大，同样的努力a带来的负效用越大。

假设三:a为一维努力变量，a=kx，即建筑施工企业绿色施工的综合效益与其努力程度正相关，)，施工企业的施工结果可设为π=kx+θ，k为施工企业的绿色施工努力程度，θ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代表外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即θ～N(0，σ2)。

3.3 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化方法

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化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由威尔逊（Wilson,1969）,斯宾塞，泽克豪森（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和罗斯（Ross,1973）最初使用的“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一种是由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最初使用，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进一步发展的“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已成为标准化方法。另一种模型化方法是“一般分布方法”（gen⁃eral distribution formulation）。本文重点研究“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

委托人的问题可表述为：

4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企业最优激励合同

当政府与建筑施工企业在绿色施工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时，即政府不能观测到建筑施工企业的行为选择a和外生变量θ，只能观测到建筑施工企业的绿色施工效益π，此时，政府不可能使用强制合同来迫使建筑施工企业进行绿色施工，而只能通过激励合同s(π)来诱使企业选择其希望的行动，政府的问题就是选择满足企业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激励合同s(π)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益函数。

假设建筑施工企业的努力程度a有两个可能的值，L和H,L表示“偷懒”，即努力程度不高，H表示“勤奋工作”，即努力程度高。如果建筑施工企业积极实施绿色施工，则π的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分别为FH(π)和 fH(π)，反之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为FL(π)和 fL(π)。假定π的取值区间为[-π，πˉ],FH(π)≤ FL(π),即建筑施工企业积极实施绿色施工时综合效益高的概率大于不积极绿色施工时效益高的概率。

假定C(H)＞C(L),即积极绿色施工时的成本高于不积极时的成本，如果政府只想选择a=L,可以简单的规定来实现，此时，偷懒是企业的最优选择。如果政府希望企业选择a=H,建筑施工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意味着为了使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实施绿色施工，政府必须放弃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合同。政府的问题是选择激励合同解下列最优化问题：令λ和μ分别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则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我们用 sλ(π)表示最优风险分担合同，s(π)表示激励合同，则：

即政府并不能从观测到的π中推断出任何东西，因为在达到均衡时，政府能准确的知道建筑施工企业是否选择了努力实施绿色施工，政府可以从观测到的综合效益推断企业选择了L还是H,进而对施工企业实行奖励或惩罚，如果政府推断企业选择L的可能性较大，则采取措施惩罚施工企业，如加大税收力度等。反之，如果政府推断施工企业选择H的可能性较大，将会采取相应的奖励机制去奖励施工企业。

5 结语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以政府和建筑施工企业为绿色施工的两个主要参与方，分析两者利益关系，构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政府-建筑施工企业最优激励合同，即如何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来最大程度的调动施工企业实施绿色施工的积极性，实现双赢的目标，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需改进并进行进一步研究。

[1]郭宁,王东锋等.西安三星项目绿色施工技术[J].施工技术,2015,44(10):39～44.

[2]邵必林,杨敏敏等.基于模糊物元的绿色施工评价方法研究[J].建筑经济,2014(3):97～100.

[3]郭本海,黄良义等.基于“政府-企业”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节能激励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8):160～164.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