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进兴

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
——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文/黄进兴

当今“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前身，原称作“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普遍史”原来染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乃西方史学亘古以来的特殊题材，影响所及，即是当前仍然争议不休的“世界史”。其中所涉及的变化与纠结，可以经由剖析19世纪的大史学家兰克的史观，略窥梗概，这是因为兰氏恰居于“世界史”发展的枢纽地位。

兰克的“普遍史”观

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旋律，毫无疑问是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而“普遍史”的实践，一度受主流民族史学所掩盖，而相形逊色。兰克生前便以撰写欧洲国别史闻名于世；他虽然著作等身，但毕其一生的未竟之业，却是一部完整的世界史，而世界史方为兰克治史的最终目标。

近代的普遍史方才从中古的神学观解脱出来，18世纪以商业行销为导向的普遍史蔚为风潮，由英国遍传至欧洲各国。哲学家在18世纪千方百计戮力从神学家那里把“普遍史”抢救过来。姑且不论启蒙大哲康德对普遍史所作的哲学宣言，该时哲学家所构作的“普遍史”——例如赫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讲演录》——则往往沦于理论式的演绎或随感式的发挥，而缺乏经验的史实作为基础，这一点兰克颇有微词。

“普遍史”，顾名思义似乎无所不包，不但贯穿古今，并且包罗所有的民族，可是它的论述必得经得起科学研究的考验。兰克认为透过严谨的史学程序，纵使普遍史无法达臻尽善尽美的地步，但仍属必要；它不止要考察与了解人类的普遍生活，尤须属意重要民族的特殊性。然而，兰克复下一但书：无论多少民族史的集合，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普遍史”。所以普遍史关心的不是特殊事物的关系和趋势，而是人类生活所呈现的整体和充实的义涵。正因为如此，普遍史与专门史旨趣的分辨，即在于探讨个别事物时，不失其全体的面貌。兰克主张史家应该朝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对操纵历史事件有效因素的观察；二是了解它们的普遍关联。总之，历史研究不能没有通史般的胸怀，否则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通史如果没有建立在各民族史扎实的研究之上，也将仅是浮沙建塔而已。因此，批评方法、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应该携手合作，缺一不可。

换言之，史家必须能够体会事物的独特性，盖兰克认为：哲学与史学乃是人类两种截然有别的求知取径；与史学相反的，哲学却是由先验、抽象的观念综摄、演绎个别的事物。史学与哲学进路的分歧，恰存于此。再者，史家除了作细部或时空限制的研究，必须要有世界史的眼光。历史固然缺乏哲学系统的一致性，却存有自身内在的联系性质。

民族史的书写，有可能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则是基于狭隘我族的观点，另则，却是企图与世界联结的民族史。显然，兰克所从事各个民族史的撰述，与上述第二种心态攸关。职是之故，“普遍史”重视的是历史的大事件，特别攸关各民族的相互关联，而政治和外交的折冲更是关怀的焦点所在。兰克和黑格尔同样十分强调政治生命的重要，他视国家为一精神的实体，所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这些权力冲突时，即是“历史时刻”的来临，其结果终究是平衡的状态，而“世界史的秘密”适见于此。兰克这种对权力过度乐观的信任，深受后人非议。可是，兰克也曾经表示过，单靠权力在历史上激发不出积极的效果。唯有权力和道德合作，方得在世界上创造出有意义的成就；因为极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不具有精神的基础，而得以绵延地生存下去。

19世纪末叶的新兰克学派动辄过度抬高“国家”在兰克史学中的分量。衡诸事实，兰克本人在考察世界史的发展，虽知“民族”和“国家”恒交织一起，却置“民族”于“国家”之上，而拥有较恒久的影响。他处理世界史的准则，常逾越政治的主轴，而取文明、文化为范畴，可是后者却不若前者存有驱动世界史的动力。

反讽的是，兰克虽然万分厌恶玄虚的历史哲学，尤以黑格尔为最；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却在兰克所标榜的实证史学里徘徊不去。兰克深受日耳曼观念论的影响，故聚焦并抬高“观念”在历史的作用；但他坚决反对可以倚靠单一的理念，如黑格尔般综摄整个历史的进程。相形而言，兰克认为历史乃是诸多“主导概念”各自宰制不同的世代，此复称为长时段“实质与思想的趋势”。

兰克赋予“国家”在历史上突出的地位，不免与黑格尔法哲学有唱和之嫌。他反对契约说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乃是人类心灵所创造的精神的实体。黑格尔、兰克一脉的学者，主张国家乃是历史的目的，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组织之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同时，个人只有在替国家服务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意志。这种对国家过分的理想化、相信国家代表理性的必然，的确缺乏经验的根据，终于导致日后国家主义过分膨胀，终酿成祸患。

但兰克究竟是实证的历史学家，他坚持尊崇事物个体性的平等观，与作为玄学家的黑格尔截然有异。因为黑氏动辄抹灭历史事物的个体性，全然以象征理性的世界精神涵摄之。历史对兰克而言，并非呈现固定成规的方向。每一时代自有其独特的尊严和存在的价值，前时代绝非后时代的踏脚石或酝酿阶段，这也是个别史必须提升为世界史的根由。因此兰克认为，启蒙时代的基本信念“进步”，事实上仅意指着自然地征服与物质的利用，并不能概括精神的领域。因为每一时代的特色皆源于时代的需要，任意批评其他时代是极其荒谬肤浅的行为，所以他对进步观是有所保留的。依启蒙哲士或史家的观点，人类历史朝向某一特定的目标迈进，呈现逐步提升的现象。兰克则不以为然。首先，整体而言，或许物质方面容称符合，但精神、道德层面则难以言定。

然而，兰克虽提出了“普遍史”的重要，却不能跳出当时风气的窠臼。他的“普遍史”，系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而已。于他言，与其视“欧洲”为一个地理区域，毋宁说它是精神的共同体更为妥适。在空间上，兰克的《普遍史》仅及于日耳曼和拉丁民族的活动范围；在时间上，他拒绝探讨社会的起源，判定史前时代是非历史的时代。这与他重视文本考订有关，“文献不足征”者，自然无有“历史”而言。但兰克在断代分期上，却颇发挥截断众流之功。之前，英国的普遍史犹尚师法《圣经·创世纪》以为历史的开端，但兰克则首述古埃及，可以嗅出新时代风气的转变。另方面，兰克却同黑格尔一般，将东方世界的中国与印度，排除于世界史的进展之外。要知在世界史领域，18世纪的哲士若伏尔泰等，业已将中国纳入世界史的考察范围，反而兰克在此一节骨眼倒退了一大步。

此外，兰克的宗教观令他将上帝视作藏身历史幕后的隐形者，亟待人类戮力去揭开这个谜团。然而兰克又以为人类有限的智力，并无法全然把握世界史所呈现的复杂、矛盾景象，他甚至相信最终“仅有上帝方能了解世界史”。这些个人的形上观念，虽说是兰克从事历史研究的底蕴，但却与他一手建置的历史科学格格不入，并不为后代史家所继承。

终其一生，兰克并未完成悬念已久的《世界史》。但兰克对世界史的实践，隐隐透显此后世界史研究的特色与困境。在史学题材上，18世纪当道的系“普遍史”，该时又称为世界史首回的黄金时代。而正是兰克透过大量民族史的实践和刊行，扭转了此一史学趋势。但兰克终其一生却竟又回归至挥之不去的“普遍史”。然而在他身后，“普遍史”或之后较为惯例的“世界史”渐趋式微，直迄20世纪初期，方才重露曙光。

从“普遍史”到“全球史”

“普遍史”的式微，关键当然是“民族史学”的大肆流行。其次，则是史学风格的变迁。“文化史观”，渐次凌驾了他的“政治史学”，而以经济因素为主轴的左翼“唯物史观”尤毋待多言。后两者均成为日后世界史再起的主流观点。在兰克之后普遍史逐趋沉寂，乃是事实。推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来自史学内部发展的结果。说来反讽，19世纪下旬，西方史学界缘受兰克史学的影响，“科学史学”逐步成形和建制化，产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奇特现象。竟连原本谨守“原始研究”的兰克所著述的《世界史》都难以负荷如此高标，遑论其他夸夸而谈的普遍史。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高昂，令普遍史退却流行，兜售无门。即使到今日，民族史仍是各国主流史学，历久不衰，而世界史则仅是从地底再次涌现的伏流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术界摒弃历史哲学，认为彼乃无稽之谈；很不幸的，普遍史也被联想为“历史哲学”的某种形式，而遭到池鱼之殃。但一次大战后，自1918年起，世界史的著作若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其故可能肇自战争惨烈的经验，令人们非得打破狭隘的“民族”藩篱，重新构筑人类共同体的蓝图。举其要者：斯宾格勒末世预言般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长篇高论的《历史研究》：缘此二人接受西方古典文明濡染，故其分析皆是以文化形态学见长。于是，“文化形态”的分类取代了兰克式的、“以民族冲突”为轴线的“普遍史”。

但整体而言，由于世界史浩瀚无涯，难以着力，专业史家仍然避之唯恐不及。临此之际，法国社会学家阿隆曾因目睹两次大战的浩劫，大胆预测民族主义势必陨落，而人类群体意识则将取而代之。他并极力鼓吹，“普遍史”的破晓时分，乃刻不容缓。而美国史家麦克尼尔适时的成就，恰应验了他的期待。20世纪60年代，麦克尼尔奋起，刊行了喧腾一时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虽与斯宾格勒悲观的论调相左，两者却同取文化特征作为关注面，犹然是一致的。此外，“比较研究”向来在世界史的领域里不曾缺席，最经典的先驱，莫过于20世纪初年，韦伯所展示的范例。韦伯为了佐证基督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辩证关系，特拣选、剖析世界其他历史性的宗教，以烘托基督新教“转化俗世”无与伦比的能量。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学与政治学双栖的斯考波切所著《国家与社会革命》与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均是承其余绪之作，而且在各自的比较架构中，中国都位居重要的一环。晚近历史学家彭慕兰颇受瞩目的《大分流》所体现的精神亦不过如此，唯其分析侧重在经济层面，而非宗教文化而已。循此，大可以看出，从事世界史“比较研究”者，以社会科学家居多。同时可以看出端倪，世界史绝非历史学家得以专擅的园地，而是不折不扣跨学科的领域。

20世纪末期的世界史的研究，总揽全局的宏观综述渐次褪色，取而代之则是聚焦世界史某些面相。与前述文化取向截然有异，以经济取向的世界史研究展开一连串“议题”的探讨，着重过程、相互关系、更甚于静态的主题。尤有进之，20世纪末期出现超越国家界限的区域整合（如欧盟、东协等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无疑是拓展世界史的极佳温床。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风潮，直可视为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再进化版。对追求全球化的学者而言，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其过时的架构已经无法涵盖日新月异的世界趋势，因此必须突破藩篱，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书写世界历史的蓝图。若说之前的普遍史和世界史大概仅及“人文的世界”，但全球史则需顾及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领域扩充至人类全体所居处的地球。职是之故，包括能源运用、环境污染、气候暖化、疾病传染所激起的环保关注，遂成全球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课题。而这些问题虽古已有之，却是于今为烈；故“全球史”或被认定为道道地地的“当代史”。但无论其最终的样式是如何的宏伟，都不应忽视全球各地的多样化，所以与其光着眼疏阔的“全球史”，不如时时以“全球意识”为念。换言之，即使书写在地或特殊的历史，“全球意识”概不可缺。

毋宁世界史或全球史，其操作和其他历史略有出入。正因为幅员辽阔，时间长远，故无法各个议题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全盘进行“原始资料”的梳理几乎不可能，所以“综合”必然多于“分析”，取资间接史料或旁人研究遂不可避免。另在研究人力的布置，先天不利单打独斗，而较宜以团队方式进行之，俾便谱成交错而和谐的交响史诗。纵使如此，时、地、议题的选择，依旧是极大的考验。

“全球史”的挑战与目标

统言之，1850年代至2000年的西方史学界，国别、民族史的研究稳居上风，成就斐然。但20世纪末期，世界史企图挣脱附庸的地位，于1982年成立“世界史协会”，于1990年发刊《世界史学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6年更创立了《全球史学报》（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象征了世界史在学术界抢滩成功，建立了前进的桥头堡。之前，世界史的研究，概仍由国别史学者担纲；在西方，尤其是欧美史专家，总是将其专门史或国别史投射或放大为世界史的操演。毋论是“西方冲击”或“西方殖民”的观点，都习于把世界其他地域视作西方拓展史的延伸，故甚难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不免招致非西方学者的反弹与不满。“后殖民研究”的开创者萨义德尤其严厉地批评西方列强所形塑的“东方主义”，确是各种翘楚。

究其实，“全球化”的动力存于资本主义，若非直捣黄龙（资本主义），否则“后现代”或“后殖民”的论述，充其量亦只是资本主义运作不在场的托词而已。“全球化”不啻意味着再次殖民化非西方的世界。有鉴于此，后现代学者遂嘲讽无所不包的世界史，唯有“先知”方能使命必达；因为他们质疑世界史有办法将所有的“它者”纳入其中。所以在史学方面，他们明确反对“后设叙述”或“大叙述”，讲究的却是微观、间断、异质、分散的叙述；更遑论“大历史”、“巨视历史”和“微观历史”之间鲜明的对比。况且，从史学的知识论而言，“世界史的西方化”只是诸多文化的选项而已。所以说世界史虽然方兴未艾，但尚非一帆风顺，且得面对后现代浪潮的冲击。

尤须警惕的是，全球史倘若操作失当，则易沦为意识形态之争，成为空泛之谈，而研究和解释双双落空。史家毋宁具有开放包容的“全球意识”更有意义。全球史的目标不在涵盖面的辽阔和时间的长远，而是在从事任何在地或特殊的议题时，都应心系全球的关联性，教导学生过去人类生活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轴线的大叙述。是故，在21世纪，全球史的教科书不但要告知年轻人攸关这个“世界”的知识，并且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反思性的“历史思考”，切忌将人类往事化约为单一原则，或纯一因素的作用。果真如此，方得符合“人人通古今之变，个个成一家之言”的愿望。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转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原题为《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