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劲

近年“中国”叙说和构拟的若干问题

文/楼劲

如何概括和叙说“中国”，近来已成学界的一大话题。当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每当中国发展面临转折关头，学界都会围绕“什么是中国”、“如何认识中国”等问题展开思考和讨论。而且目前这一波叙说和争辩，虽与全球化时代的诸种冲击有关，包括有关学术动向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但隐藏其后的根本要素，无疑仍是“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世纪性最新事件。近几年来试图重新概括和叙说“中国”的大部分著述，本质上均可视为这一事件在思想、学术上的反映，其中很自然地蕴含了当代“中国”之所从来、向何处去的命题，凝聚了学界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成就和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以往相关看法的推陈出新。当此之时，回顾相关讨论的历程，关注其动态，总结其中的问题，十分必要。

“什么是中国”：问题的提出和基本前提

现代中国史学诞生以来，一直都在致力于重建古、今中国的联系，为此展开了一波又一波讨论，实质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国历史的结构、脉络，从而回答“什么是中国”及其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等基本问题。而若撇开一时烟云，观其本真，那就应当看到差异万千和冲突不断的众多流派，在如何连接古、今中国的出发点上，还是呈现了百虑而一致的态势。

一是如何建立主线分明的中国史脉络？这是要确认古、今中国的发展是被某个最为重要的线索串连起来的，由此方可梳理历史现象之间的关联及其合力、方向，从而建立有序展开的历史过程，使之足以解释当下活动的基础和背景，更使亟待展开的创造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是如何建立连续不断的中国史统绪？这是要确认古、今中国的国统或道统相承不绝，从未旁落，使当代中国由此成为古代中国优秀传统和宝贵遗产的当然继承者，至于其中的糟粕渣滓，亦须由今天的国人一体承受、克服，这使当下的变革无可旁贷，并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一环。

三是如何建立梯级飞跃的中国史阶段？这是要确认古代中国至于当代中国的变异—进化历程，构筑各个阶段间不可相互否定的关系，以此达成与连续性的统一，亦以建立今胜于昔的优越位势，方可理所当然地对自古以来的传统全面袪魅，使“批判”成为研究过去的当然职志，更使“创新”成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应当说，这些问题直接勾画了古今中国的连接方式和总体场景，在根本上给出了“什么是中国”的答案，也从一些无可回避的方面框定了“中国”和“中国史”的基本模样。

“中国”叙说易起争端的几个敏感地带

像“什么是中国”、“如何认识中国”这类问题，既是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又有敏感而重大的现实政治内涵。近现代经常可见的是，相关歧见和争辩往往牵动全局而易于激化，又因各自理解的“当下”和“过去”与时俱进、影响研究的时势不断变化、纷至沓来的新思潮和新诉求左冲右突而势在必然。但只要继续面对这类问题，在研究出发点上都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空间范围、族群构成和历史内涵的界定。

第一，在历史展开的空间范围上，除公认的核心地域没有太多争议外，需要不断回答和思考的问题在于：今西藏新疆地区及于中亚、蒙古高原及于东西伯利亚、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东海及琉球、台湾及香港、西沙至南沙群岛以及西南地区及于东南亚半岛北部的历史，是否属于中国的历史？

由于历代控制范围和版图的伸缩变迁，上述地区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核心地域的关系及其是归属还是离心于朝廷的状态，均差异不小，从而使得不同立场和观点均有一定的事实为据。对于这一问题，按照归属时间的长短，或者径据现代或某个时期的国境来界定中国史范围，不仅无法消除分歧，更有刻舟求剑谬以千里之弊。而若根本就否定有一个在地域上相互联系和长期发展着的“中国”，只肯承认其各个时段各有特定空间，这种处于空间断续之余的“中国”，是否就要沦为“非马的白马”，成为一种合乎名理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构？凡此之类，的确都是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际诸种头绪的汇聚焦点。

第二，在历史主体的族群构成上，华夏—汉人作为核心族群大概少有疑问，摆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北方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南方百越、百濮、西南夷以及吐蕃、南诏等各部族及其政权的历史，能不能一概归入中国历史？族群问题与历史空间问题粘连交叉，其众口不一的原因又与“民族”、“部族”等概念的歧义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族群介入中国历史的态势极为多样和错综，这同样使得不同立场和观点多有史实可据。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若非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就会因事态错综而治丝愈棼，或因记载空白尤多而致无证可据。结果仍必各执一端而继续纷纭，不断触碰中国民族、区域关系现实的敏感神经。

第三，历史内涵看起来似不牵扯版图和族群之类的事态，实际上却更为深刻直接地关系到“什么是中国”等问题的根本。在这方面，今人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上面所说的空间、族群之类，在古人看来往往可以忽略；而古人视为兴衰存亡所系的国统、道统，在今人眼中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古今认知不同的重要原因，是今人的认识已深处近现代相关理论、概念的影响之下，而这些理论、概念又多半出自欧美俄日，从逻辑和历史起点直至其所以形成的条件和诉求，皆非基于中国。要以此来阐释中国，必定需要经历“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如何结合的曲折探索。对中国史内涵的讨论当然也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循此讨论的路向大抵不外乎二：一是古今中国是按人类共同的发展规律演进的，尽管对规律的表述及具体看法仍多差异，但基本上都在勾勒大致与各国相类的中国史演进方向和路径。另一则是在怀疑和补正这种倾向的可能偏差时，力主古今中国的发展有其特色。现有的中国通史著作虽各有特点，总的说来亦无非是摆动于这两种路向之间。毫无疑问的是，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还在继续展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无穷无尽，关于中国历史内涵的探索、重构，也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对其基本框架和主要脉络的分歧和沟通势将长期存在；更会由于其直接回答着“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发问，因此必然成为不同立场、不同思想、理论碰撞互渗的舞台。

“帝国”、“民族国家”及“天下秩序”

近现代构拟和叙说“中国”的背景、状态略如上述，至于近年以来此题再被关注而众说纷纭，则是因为新形势下各界对“中国”的定位和走向续有所思，对其历史内涵及空间、族群构成则续有所说，也就不能不继续面临以往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触发对之推陈出新的阐释。而其指向较为集中的大略可以分为两组，即分别从国家形态和区域视角来观察“中国”并作申论。

从国家形态出发来叙说“中国”，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显然是要明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最先想要明确中国是什么国家的，显然是近现代来华的欧美人。至晚到1910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出版，“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在欧美学界已成定论。这一认识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既是因为古代中国帝制与“帝国”定义多所吻合，也是缘于欧美各国与清朝交往的切身感受，更是由于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蕴含和发展了一系列特定观念。这些观念概括起来约有三条：一是只有民族国家才是领土、人民、主权等各项要素俱全而相谐的“正常国家”，专制、臣民、领地边界不清而扩张不定的帝国，实为“非正常国家”；二是“正常”与否，意味着不同的统治理念、主权形成和行使方式及内外部关系，标志则是其是否可以近现代欧美“先进国家”代表的“常理”度之；三是从非正常走向正常国家是大势所趋，也是一国与各国正常交往的前提。不难看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从提出伊始就已内在地蕴含古代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答案。作为对马士说的延伸和修正，费正清把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框架概括为“朝贡体制”，又以清廷自称的“天朝”指代“中华帝国”，进一步强调了“天朝”向“正常国家”转化发展的必要。其说奠定了当代欧美学界主流叙说古今“中国”历程的基调：从“帝国”、“天朝”到正常民族国家，从“朝贡体制”到现代外交关系。由此也就开启了诸“先进国家”促使中国遵循既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准则来推动其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

当然，问题的另一半并未被人遗忘。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世代生息于此的祖国，忽因另一套标准而成了“非正常国家”，这自然会令众多本土学者不安。而中国学者又尤其有理由抗辩，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都以华夏—汉人为主体族群，这一点相当合乎近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基本义项。近代以来对此的表述，约自革命党人“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发轫，自后诸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又对华夏—汉人的源流和构成续有所说，到国、共领袖相继对“中华民族”内涵加以阐论，直至新中国史学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古代中国至晚在秦汉以来已具民族国家的某种轮廓，可以说从史实到义理都已有了一些确切的根据。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则是从问题的另一端来着力的，即要根本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但这似乎有些过犹不及，我们不应忘记，要想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正如要想否定其是一个“民族国家”一样，必然会在定义和史实证据上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此问题上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在于，帝制的确是古代中国政体的最高表现形式，称之为“帝国”恐难截然判伪；华夏—汉人也长期都是古代中国的主体族群，视之为“民族国家”亦无不可。世上任何帝国或民族国家既然各有特点，古代中国兼具多重属性本不足奇，为什么一定要两者取一呢？

近年以来重新以“天下”概念来叙说古代中国的特点，显然也含有超越“帝国”或“国家”来另辟蹊径的意味，这些名为“天下制国家”、“天下观”、“天下精神”的新说，总的来说都是全球化时代使世界和中国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反映，也是对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应有内涵的一种思考。不过，近代以来讨论“天下”概念的学者，所关心的主要是古代中国及其传统；而近年翻新这类讨论的学者，瞄准的是当代更是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往往是要借“天下”这瓮陈酒展其哲思。只是，中国古人眼里的“天下”本非漫无边际，完全无法与今天的“世界”等同起来，因而这些哲思和畅想虽别有价值，对于叙说古代中国来说却并无多少意义，甚则是对此的一种过度消费。

东亚、内亚等区域视角下的“中国”

上面所说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还只是“中国”叙说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大量问题未能被其涵盖，其中相当一部分须从区域史角度着眼方得凸显。值得注意的约有下列几种：

一是从东亚视角来讨论“中国”。

从东亚视角来看“中国”，势必会使一些问题浮出水面。比如：是一个长期主导了东亚的中国，还是一个与东亚其他群雄并峙的中国？甚至是一个文化传统屡屡旁落和不断衰变的中国？非但如此，在各国各地区同被归入“东亚世界”，其中要者又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甚或与内地郡国属于同一个统治体系的前提下，不仅“中国”的疆域、族群和统一、分裂皆可循此再思而得别解，就连何为“中国”及谁可代表“中国”，也会因此而成为问题。

就拿与“中国”叙说关系密切的几种倾向来说，强调东亚的区域共性，自必讨论“东亚世界”形成以来不断在崩溃中重建而内涵递变的历程，而从中既可以引出古代中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也可以导向辽、金与宋对峙以来“中国不绝若线”的态势，以至于近代日本代之而兴进又主导东亚的“解放者”角色。同理，对东北亚区域发展进程的追溯，除可关注汉唐以来对朝鲜半岛一带经营和影响的历史脉络外，亦可在东夷、东胡等族群源流、文化递嬗和建国拓疆历程的梳理中，导向“大朝鲜帝国”的叙说。凡此之类的歧异，无疑都会使“中国”历史发展及其版图、族群等方面叙说发生纷纭，且至今仍在或隐或显地涉入当代东亚区域合作和区域研究的各种构拟和讨论，并且分化出新的流派。

简单斥之为偏见显然无济于事，因为区域存在和区域关系的认识确实需要不断深化，有必要指出的是，东亚视角历经发展以后形成的共识，正是要更为深入地认识各区域联动变迁的现象和规律，以此超越而非重复过于简单的大国中心主义解释，使得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叙说愈趋于真实，才能在更为健康的基础上推进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二是从“内亚视角”来审视“中国”。

生息迁徙于欧亚内陆草原的各族，同样是世界史上的独特单元，对整个世界和东亚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自20世纪80年代纷争至今的新清史，正是从整个内亚区域及历史上出现的内亚帝国的角度来认识北族政权，由此认为清朝历史及其与蒙、藏等各族各地的特殊关系，均表明了其上承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内亚帝国而来的成分。正是这些内亚要素与中国要素的结合，构成了清朝独有而不同于一般所认“中国特色”的统治体系，其间差异之大，似足推出“清帝国不等于中国”的结论。而若循此继续向前追溯，则凡汉唐以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所建的北魏、辽、金、元等朝，也均有必要重新考虑其是否可归为“中国”的性质了。故就其内在倾向而言，新清史不仅质疑了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族自视为“中国”的看法，更挑战了长期以来将之视为“中国”有机部分的观点，进而又引出了“中国”统绪或其历史连续性是仅存于想象，还是确有一以贯之的传承脉络之类的问题。

争论遂由此而生。从正面来看，内亚视角确实凸显了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一系列历史侧面。因此，倘只是简单地将之扭回到从中国出发来观察内亚的视角，或继续以中国为中心来讲述北族“汉化—融合”的传统架构，那显然代替不了内亚视角下各区域联动发展自有其重心和规律的认识，更取消不了内亚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也应该在更大视野、更多方式下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因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应像在东亚视角下寻求共识那样，重要的不是在某一点上相互否定，而是超越囿于一隅的史观，在更为广阔的场景下多方位揭示内亚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相互关系。

三是从地区发展史视角来观察“中国”。

近年以来随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关系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分量愈重，其学术表现之一即区域研究勃兴，尤其是各地纷纷编纂地方性通史。

有必要在学理、方向上予以充分关注的是，地区史与国史的关系问题。地方史研究如果离开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宏观场景，离开了各区域相互依存的联动关系，同样是无法得出准确认识的。在强调地区发展、地方传统、特色元素和文化归属的同时，尤其要避免“只见地区而不见中国”的一叶之障或落入“只有地区而没有中国”的迷思。这类问题在西藏、新疆、台湾等地区历史的讨论中更为突出，相关区域的研究史从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着某种分离主义倾向。如台湾政客李登辉把“中国”解构为七个地区，彼此间为分合无常的关系，从而引申出各地区可以走向“邦联”也可以走向“独立”的结论，就是对此倾向的继承和发挥。凡此之类，均可视为地区发展史视角下“中国”叙说重要性和敏感性的典型例证。

几点归结

综上所述，关于近年以来“中国”叙说和构拟的态势，大体可作如下归结：

一是各家所述大都因应全球化时代到来和中国崛起的形势，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在“中国”叙说上的相关讨论。不难看出，这一波讨论的关注面要较以往广阔，也更多地考虑了当代中国与周边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事关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涉问题重大而敏感，不仅分歧在所难免，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但正如学术史早已表明的那样，所有严肃的研究，总要尽可能按问题本身的性质和层面来展开，方能避免弯路，推进认识，发扬真理。像“中国是什么”及“如何认识中国历史”这样的问题，明明已深涉了政治和现实，却一定要视之为无关乎此，那显然与反之的状态同样背离了学术，又怎么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呢？必须看到，目前关于“中国”的叙说，尤其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讨论，仍然受着形形色色因素的干扰。有的主张问题只涉学术无关乎政治和现实，但这显然并不真实；有的一涉现实就陷于偏执，实际上也还是没有科学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都是目前讨论需要注意排除的障碍。

二是“中国”叙说和构拟的关键端在如何建立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的联系，因此必然关系到其间主线脉络、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建构，对“中国”空间、族群和历史内涵的界定尤其如此。而目前的讨论虽有出新之处，这方面却多游移于浅表而罕涉实质。从国家形态出发的研究本来切乎这些重大问题，“帝国”和“天下体制”的新说却多汗漫而避不及此，其对中国特点的概括也就总隔一层。区域视角同样涉入了古今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却因超越国别的研究取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多有扞格，遂致围绕中国中心论和形形色色分离主义的冲突贯穿和主导了相关讨论，不免制约了对深层问题的思考。

三是近年以来围绕“中国”叙说的种种分歧，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各方均有部分史实为据，或对同一史实的认识差距甚大，遂皆各执一词而难以骤断彼此正误。这就使得研究方法问题更加突出，即便有些纷争因人们立场不同而看似无解，合理的方法仍可能使各自认识有所超越和推进，并使一些误区在讨论中得到澄清。

四是近年有关“中国”的叙说和构拟，一个相当明显的共同点，是各家概括皆刻意区别或多少回避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历代王朝不仅是古代中国最富特色和最为显著的存在方式，对认识整部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一直举世公认，在意蕴上又涵盖了“帝国”、“天下”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词之所指，也就构成了“中国”叙说的一个不能回避也无从取代的关键词。

因为“王朝”本来就是古代“中国”的全称代词。像历史上所说的“中国”，更多时候是以朝代国号相称，因而“中国人”亦被相应称为“夏人”、“秦人”、“汉人”、“唐人”以及“元人”、“清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确实曾由三代直至明清各朝构成，中国古人也始终都在回溯和构筑王朝谱系，不断以此叙说自身历史，赖以明确“中国”的传统，亦围绕于此不断凝聚其对“中国”分分合合、治乱兴衰之理的深思熟虑。因此，按名从主人的原则，“王朝”自不应被“中国”的叙说弃若敝屐；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回避王朝来构拟“中国”，则无异于弃其自身传统来悬空架屋，或抛开骨架来塑造和认识人体，只能愈增无谓纷纭，根本无助于讨论的深入，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结论。

归结至此，问题也就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为什么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的叙说，宁愿称之为“帝国”、“天下”之类，也不愿称“王朝”呢？其答案显然蕴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发展进程之中。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在推翻、批判和否定王朝，在消除王朝复辟之患的过程中前进的。在王朝集中暴露其腐朽、丑恶、黑暗而新希望、新时代、新中国就在前头的奋斗中，重建国家认同的过程自会使“王朝”与“中国”的关系成为问题。把两者剥离开来，与王朝划清界限，认为一家一姓的王朝不能代表中国，均属事理之常。与之相应，对之的学理论证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石，其中典型者如现代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到顾颉刚掀起“古史辨”，不少建树和范式正是以否定王朝价值、解构王朝体系为旨归的。

当然，时代推进和中国的发展，正不断表明与王朝划清界限只是一种主观意愿，王朝躯壳虽被丢弃，其历史内涵却非一挥可散。在现代中国重建国家认同意识的进程中，深思其在古代中国王朝认识上的偏颇和缺陷，包括王朝能否代表中国、王朝存在和更替有无合法性依据及民意基础、王朝体制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等一系列历史问题，才能进一步完善对中国史主线脉络及其连续性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