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一坡

《五人诗选》（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命名理所当然地包含着一种野心，一种为诗歌廓清前景与理清道路的雄心。它与三十多年前的那本《五人诗选》形成一种对峙与应和。198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人诗选》，选编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位诗人的代表作品，俨然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歌丰碑与诗艺标准。然而，86版的《五人诗选》更像是诗歌河流上的一道闸门，它使诗歌河流在八十年代显得壮观与喧嚣，但它却不可能像疏浚河流的河堤一样规范诗歌河流的流向。诗歌河流终将泛滥，奔涌过这道闸门，漫向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

诗歌终将改变，不仅仅基于自然时间的更迭、时代风气的嬗变，更基于一种发生在诗歌自身中的诗写经验、态度以及写作范式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欧阳江河就在《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敏锐地点出这种写作中的代际断裂，那是一次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深刻的中断。一个写作阶段（八十年代后期诗歌）结束了，一个新的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开始它那“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语）。三十多年来，诗歌在学院、在民间、在网络的众声喧哗中经历了曲折、繁芜与野蛮的生长之后，一本新的《五人诗选（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适时出现。这一次，它不再是河闸，而是矮下身来，在喧嚣的诗歌河流之上，匍匐成一条河堤，隐约指向诗歌未来的远景。

《五人诗选》的潜在目标是为新诗写作重新厘清前行的道路，但这种厘清并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甚至是一种退却的方式。退却，在《五人诗选》里，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诗学立场，以一种退却的方式，他们在诗歌中退却到经验的地基之处，重新建立诗歌与现实、传统、自然、地域和情感的关联，使得诗歌在未来的前行有了新的依傍。

雷平阳的诗歌是向现实的退却，在向生活细节的逼近中，他重新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也让读者重新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诗歌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当代诗歌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这里的要害不在于这个陈述是否说出了当代诗歌的真实状况，而在于许多阅读者认为这个陈述是真实的，它形成一种诗歌阅读的心理氛围。许多不读诗的人不读诗的理由就是诗与现实脱节，但他们不读诗又怎么知道诗与现实脱节呢？事实就是，他们虽然不读诗，但是他们处在这样一种认为诗与现实脱节的心理氛围中。它就像一个流言，传播开来，却比事实真相更让人“相信”。一旦阅读者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会形成自己的阅读判断，而且，就算有很好的反映现实的诗摆在他面前，也不会纠正他的判断。他仍然坚信：当代诗歌是与现实脱节的。面对当代读者对诗歌的指责，诗人将如何应对？对于多数诗人而言，不理会现实，只是埋头写诗恰好是不现实的，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诗歌里触及现实，但诗人们真正具有诗学意义的转变不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开始处理现实题材，而是体现在他们选材时方式的变化，他们变得更注重细节，并在细节的描叙中获得诗对现实的理解与敞开。对细节的注重，似乎重新开启了一条诗歌关注现实的道路。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也反映在雷平阳的诗中，比如叶延滨对他的诗歌的评价：“雷平阳是一位逼近生活细节的诗人，比贴近更逼近自己生存的空间。因此，细节放大了诗人对生存状况的感悟，同时也让我们在阅读中逼近了雷平阳的诗意世界，唤起我们对世界的诗意关注。虽然，这个世界从没有失去过诗意。”在诗歌的细节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带着大量的现实世界的信息，它试图把阅读者重新感召到诗歌的旗帜之下。比如他的《战栗》，以细节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乡下的穷亲戚”在工地的艰辛生活，当她在历经辛苦后拿到工钱时，诗歌把她战栗的手和战栗的心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让读者和诗歌中的“她”一起战栗。又比如他的《杀狗的过程》，对一只狗被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冷峻的描写，一次未杀死，狗跑开，又跑回来，如是五次，在诗的末尾，诗歌提到了围观的人：“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說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在这样的描述里，谁还可以说诗歌没有生活，没有现实？

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有对于现实的认识，每个人心中都会生成“现实感”。阅读者有现实感，诗人也同样有现实感。所不同的是，一般的阅读者以他们未经反省的现成的“现实感”为标准来要求诗歌，以前，当阅读者的自我理解还有诗歌的参与时，他们的要求还是从诗歌内部发出的；现在，阅读者的自我认同不再与诗歌相关，他们就只不过是从诗歌外部强加给诗歌以他们的要求与指责。而作为诗人来说，他们的现实感不是现成的，他们必须通过诗歌的写作，在诗歌内部生成现实和诗歌的动态关系。他们首先能做的，就是纯化自己从市俗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的“现实感”。在诗歌中他们表现为一种“退却的方式”，也就是从日常的“现实”中退身而出，在习惯的“现实感”层层剥落，从而回到一种在诗人看来更为真实的现实中。比如雷平阳的《亲人》，就表现了这样一种退却的诗歌技艺。“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样的现实，不再是谁从外部强加给诗的“现实”，而是从诗歌内部重新调适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重新获得诗对现实生活的发言权。这样一种退却的技艺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我们自身的现实经验的纯化与深化，伴随这种现实的纯化与深化的诗歌技艺自身的纯化与深化，同时也是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灵魂的自我看护与教养。通过这种退却的技艺，雷平阳在“诗歌与现实”这一古老问题的新的处境中给出了一种更为有力的回应。

陈先发的诗歌是向传统的退却，这种退却不是躲在传统中缅怀古典余韵，而是古典的精魄在新诗中的转化与重临。正如赵飞所说，陈先发渴望恢复“道统”的“写碑之心”如此迫切，托物、言志、载道的诗学理念都明确灌注在其写作实践中，每每用心良苦。但陈先发向传统的退却，不是那种皮与肉的临摹，他在向传统退却的同时，却轻易地脱掉了传统的皮与骨，只保留下传统的灵魂与那种一句成诗的冲击力。陈先发的诗中便不乏那种一句成诗的力量。比如这样的句子：“要阻止刀子从废铁中冲出来”，一下便把我哽住了，来不及深究它所想表达的和能表达的，这个句子已经扎到了心底。还必须小心护着，不然刀子便真的从废铁中冲出来伤人。又比如他《冬日的雀群》中的一句：寂静把它们的心磨得发亮。这句其实平实得很，但如果你恰好在秋收冬藏的农村及他们的精神状态里浸淫过，这句诗会向你展现它所有的魔力。它会聚集起你的全部乡村经验以及你对某种灵魂状态的领悟，并且是如此的恰如其分。两个句子展现了一句成诗的两极：一极是诗句的不及物状态，它打动人只是因为它本身。一极是诗句的及物状态，它打动你是因为它所承载的人生经验。恰好是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中，陈先发自如转换的诗句带来一种语言的爆发力。比如《捕蛇者说》中：“蛇因怀疑不长四肢，它不分昼夜的/蜕皮仅仅出于对怀疑的迷恋。”蛇不长四肢，这是我们的经验，“蛇因怀疑不长四肢”却只能是诗的发明了。在语言的两极间的自如穿梭为诗人带来一种奇特的观物方式以及对它的奇诡表达，这让陈诗中充满了极其繁复的一系列意象，它们既古典又现代，既现实又虚幻，既逼近事物真相又脱离事物真相。像他自己的诗句所写的一样，他的诗歌是如此轻易地脱掉了自己的骨头。我把这看作是陈先发的诗艺所在。让语言斩获自己的头颅，诗意也正是在这一斩首行为的过程与细节中逐渐得以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诗人却干得如此“轻易”，真是叫人心生惊悚啊。当然，一句成诗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它必须在诗的整体结构中才能获得持久的力量。陈先发在他的诸多短诗中展现的结构能力应该是能够让人服气的。他不但有一句成诗的爆发力，也有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营构开阔的空间的整合力。如他的《村居课》中，“他剥罢羊皮，天更蓝了。老祖母在斜坡上/种葵花。哦，她乳房干瘪，种葵花，又流鼻血。”种葵花，又流鼻血，可真让人牵肠挂肚啊。

李少君的诗歌是向自然的退却，这种退却不是隐士归隐于山林的独善其身，而是在诗歌中重新激活自然对于现代人的心灵净化；这种退却不是在现代生活中臆造一方独处的山水，而是把现代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生活在其中；这种退却不是一个人在语言的山水自然中消泯自身，而是要在山水、月光的殖民地之中做一个现代灵魂的自治者。李少君的诗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现代人将冷冰、狂躁的现代物象驯服为亲切、温顺的自然物象的心灵修炼过程。现在，李少君作为自然诗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他诗歌中的自然，亲切、随和、简约而又透明。李少君诗歌中的自然、山水，仿佛触手可及，但事实上，作为诗歌的一体之两面，他诗歌中的自然有着幽暗与迷宫般的属性，也恰好因为这幽暗与迷宫的属性，他的自然才足以成为承托现代生活的根基。而这一点，恰好被许多评论者所忽略。诗人写得较早的《麋鹿》一诗，很好地显现了李少君诗歌中的自然的迷宫品质。

《麋鹿》想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说出什么？或者说，在这些不断找到又迷失的小路中，什么经验被带到我们切身的体验中？“森林中有一条要迷路才能找到的小路。”这是一个已故的瑞典诗人说的。而这个诗人所说把我们带向了森林的纵深。必须走到迷路之处，一些小路才向我们闪现。人迷失，又寻找。森林确实有着一种人世的象征，像但丁在人生中途的迷失。但这不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般人世的苍凉，却有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般人世的幽深。“森林中有一条只有麋鹿才能找到的小路。”这是一个美少女说的。而美少女用想象把我们带向了森林的更深处。更深之地，惟有麋鹿才能到达。人所不到之处，人唯有想象才能抵达。而少女以其美妙的想象引领我们进入森林更深处时，它抵消了森林所隐含的危险，因为想象的引领者乃是温顺而美丽的麋鹿。于是，麋鹿的道路既是对人的道路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纠缠：它既是对人的小路的更深的推进，但同时又以其幽深与温婉消解了人的道路的危险、焦虑与彷徨。如果说诗人寻找的人的小路乃是人世的象征，那么，麋鹿的道路则只能是本然又纯粹的诗（艺术）的象征。事实上也是，少女从本然上就接近诗艺本身。这样说来的话，《麋鹿》想通过这些小路说的就不仅仅是对自然与人世的体验，更是对诗歌本身的体验。然而，在诗的第二节，找到的道路再次通向迷失。“林子里总有一条让人迷失的小路。”作为写诗的“我”说。“林子里总有一条让麋鹿也迷失的小路。”美少女嘆息说。诗的第二节和第一节的对峙乃是解读本诗的关键，它因此区别于诗中提到的诗人，也因此区别于美少女。因为《麋鹿》真正经验的东西乃是在这道路的纵横交错中展现出来的：找到与迷失是道路的一种交错：找到与迷失的交互关系乃是一种无尽的循环。不能因迷失而否认找到，也不能因找到而否认新的迷失。小路正是在这样的找到与迷失的循环中越走越深。人的道路与麋鹿的道路形成另一种循环，就像人生和艺术所形成的无尽的话题。“我”与已故诗人也是道路的一种交错，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少女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种交错感，它提示了一种接近艺术的敏感天赋是如何在对自身的否定中才得以真正走近麋鹿的道路。就这样，《麋鹿》以其貌似清晰的精悍把我们带入一种人世、自然与艺术的混沌的领悟中。

潘维的诗歌是向地域经验的退却，在这种退却中，江南地理作为一种地域经验逐渐内化为诗人的精神视域。在潘维的笔下，江南变得如此肉感与性感。精致、温婉，又混合着一丝现代的紧张与颤栗。我至今还记得初读潘维的《同里时光》时的那种被江南气息包裹的感觉，时光在青苔上、镂空的窗棂上、绣花鞋和清风雅月的青石板上静静流淌，李少君说这是一首写出即成经典的诗，并特别提到那句经典的结尾：“小家碧玉比进步的辛亥革命，/更能革掉岁月的命。”潘维将他诗歌的根扎入江南的地理中，在深化这种地域经验时，许多人又担心这会窄化他的诗歌之路。如果说，地域经验如果仅仅提供诗歌的题材和风格，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才是诗人不得不必然面对的诗歌命题。在作为精神视野的“地域经验”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评判一个诗人在处理他的“地域性”时所展现出来的诗歌技艺的高下。显然，在潘维那里，向地域经验的退却，是一种精神视野的转化，而不仅仅是题材的寻求与风格的复制。

古马的诗歌是向情感经验的退却，在强调智性、经验和戏剧化的诗歌潮流之外，默守着诗歌的抒情本质，借助谣歌的纯粹情感力量，将西凉涂抹得如同月光般迷离与澄澈，同时又如同白骨般冷冽与迷魅。必须承认，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创作，越来越日常化、戏剧化与智性化，里尔克的句子“情感已经够了，诗是经验”如同清规戒律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如果说诗是经验，情感难道不是生命的基本经验方式？是的，诗歌必须拒绝那种自我陶醉、自我感伤的眼泪与滥情，而对那种在微妙与细致的情感境况中兴发而出的纯粹与充盈的情感力量，新诗怎么能够拒绝呢？古马的诗，正是在天地间行走着的人孤寂很久之后的赞歌，是情感被月光酿成了清冽的酒，需要寻一干净新鲜的通道涌流。正如梅绍静所说，古马诗歌的的美仿佛真的在“沉寂”之中，它的“沉寂”是金；它的美似乎是在“了然”里头，它的“了然”却是幻异。也许真善美本身就已“自给自足”，不需推销，不必论证，它在那里望着我们，静静地等待我们的脚步踏响鸣沙……

五个人，不同的退却方向，不同的退却方式，他们分别回到了诗歌的隐秘源头，回到经验的地基深层：繁琐现实、古典幽微、繁茂自然、广袤地域、深层情感……如果说《五人诗选》的野心是为诗歌的未来发展廓清前景与厘清道路的话，那么，五位诗人就以退却的方式作出了最好的诗歌范例——诗歌，只有不断地回到诗歌的源头，才能重新远行。甚至，远行的方向，就是一次次回到诗歌经验的隐秘源头，回到诗之为诗的永恒质问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触及到了《五人诗选》隐秘的立场与雄心：新诗需要树立标准。这里的标准并不是对其他诗人创作的指手划脚，而是作为一种示例，在动态与包容中建立起来未来诗歌前进的路标。李少君在曾在《新诗需要树立标准》这篇访谈里把我们目前的诗歌状况与宇文所安所描述的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过渡时期相提并论。如果是这样的话，新标准的树立则无疑于需要担当起陈子昂《修竹篇序》对诗歌发展的导引作用。但是，陈子昂有兴寄、风雅的传统可以援引以为助力，我们今天诗歌的发展则需要重要去挖掘那些再次导引诗歌发展的原动力。有趣的是，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着力分析的就是宫廷诗作为诗歌标准与惯例而发挥出的对唐代诗歌走向的影响。但今天面临的情况却恰好是没有一个标准与惯例可供我们超越。于是，诗人们只有退却，以反身而诚的方式，重新寻找新诗的依傍。

再重申一次，《五人诗选》提供的退却方向只是案例，是参考，而绝不是“只能如此”的标准。事实上，新诗可以返回的方向还有很多很多：语言的地基、身体的隐秘颤栗、爱欲的萌发、存在的澄明、万物的应和……只要诗人足够敏感、足够耐心，转身与回返的路，就能走得足够远，远到未来……

而现在，五位诗人在退却的道路上留下回返的路标。诗人退却到诗歌的根性处，和它们和谐共鸣，因此，他们找到了新的依傍。这些依傍，才是诗歌再一次喷涌的原动力。有了依傍，诗歌才有行向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