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亨利·詹姆斯 著

朱建迅 赵倩 任晓伟 秦楠 译

查尔斯·W.艾略特

首次撰文公开探讨教育问题

自从艾略特开始任教于哈佛以来，他一直在思考教育问题，这也是他出国期间考察的重点。在题为《新教育：它的组织》的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分为两部分，先后发表在1869年2月和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

这是他首次公开撰文探讨教育问题，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文章头几句，通过虚构的一位美国父亲，以提问的形式将问题直接摆到读者面前：

我能为我的孩子做什么呢？我能够，而且乐于让他们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如果他能成为一位牧师或者学者，我必定为此感到骄傲。可我认为他并不具备这样的天赋。我想让他接受一种实用性的教育，这种教育能让他做好比我当年还要充分的准备，以便从事我目前的这种职业或者其他任何一种需要他积极投入的职业。古典学院或者大学不能提供我想要的教育。我应该让他在哪里好呢？

接着，他简要回顾了美国最近几次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教育体系的尝试，“这种教育体系主要基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欧洲现代语言和数学，而不是像现有的大学体系那样仅仅以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为基础”。

高等学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等学校和预备学校的性质。集中探讨了高校的有关问题之后，艾略特的第二篇文章转向预备学校。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其实代表了他此后经常敦促教育界注意的一些观点。英语学习必须在这类学校中占有重要甚或主要地位。在语言学习排序表上，拉丁语最好紧随英语之后。他就拉丁语学习的作用发表的有关言论肯定受到了必修课程拥护者的欢迎。此外他还主张教授法语，因为这是“但凡有教养的人士”皆需掌握的语言。在19世纪60年代，一般学校普遍忽视理科的学习。艾略特承认，大多数理科，“如果郑重其事地学习，对于青年学生来说确实过于艰深”，但他认为自然地理学，“通过简单介绍一些地质学的基础知识，利用花卉等植物而非课本教一些植物学”， 就能成为完全适合在校学生学习的课程。“应该引导学生注意物体的表象，而不是注意对它们的各种解释，或者假设的最终成因。”“与特定学科有关的一些普遍现象，如果早在一个人的儿时就已深深印入他的脑海，那么他在成年后的理科学习，将会变得更加扎实。”他认为，学校还应教授历史，至少应该教授美国历史。他还主张，且直到临终都一直呼吁：“明智的父母应该确保自己的子女学习绘画和唱歌，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简而言之，“即使事关教育管理，也值得付出一些代价，以确保所有的学生共同在校学习，直到临毕业一年或一年半之前”。他声称，一个在校生的“学习课程应该有代表性；应该经过选择，使之能向学生，或者至少向他的父母及教师显示在17岁之前他的能力和兴趣……教师、父亲或者母亲能够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发现这种天分”。

查尔斯·W.艾略特，1853年哈佛班级相册照

艾略特对“选课制”的坚信不疑，乃至他对教育的总体认识，都基于这样一种核心理念：“每个孩子思维的自然倾向与特征，都应该在他接受教育的同时受到特别尊重；脑力劳动的分工在文明社会中必不可少，因为它能促进知识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分工需要我们尊重每个人特殊的思维方式，而每个人本身的幸福，也同样需要这种尊重。”

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艾略特已经深刻认识到大学应该为学生从事高级工作创造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向他们颁发一纸文凭。当时很多学校在创立之初希望能成为研究生院级别的专业学院，后来鉴于实际情况都将学校定位回归到本科水平，而艾略特在考虑技能培训的必备条件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高层次的教学工作。确实，通过回顾耶鲁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他专门探讨了哲学系开设研究生课程的意义，不仅有理科，还有古典文学、梵文和其他东方语言课程，以及现代语言、哲学、历史、数学和物理。他明确表示，在他看来，任何旨在开设高级课程的努力，只要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认乎其真”，都应该得到鼓励。

提名哈佛校长

1868年秋，艾略特刚刚开始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又一年的教学，适逢哈佛大学校长托马斯·希尔辞职（1868年9月30日），造成校长一职空缺。

7月被任命为哈佛监事会成员的艾略特，尽管出席了几次专题讨论校长职责的会议，并且至少作了一次简短发言，不过监事会最终经投票（2月25日）决定授权董事会启动推选程序，艾略特在此前的几次非决定性议程中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两周之后的3月10日上午，监事会成员在格罗夫北大街的旧医学院举行会议。

作为程序，各位监事依次轻声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会议进行时，会议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原来是有人要艾略特出去一会。此人正是乔治·帕特南神父，校董事会成员之一。他过来告诉艾略特，董事会有意选举他为校长，不知他是否愿意屈就？

艾略特十分了解校长这一职位，深知他一旦上任，将有多少繁杂的事务等待他处理。他无须打听董事会请他出任的职务是什么性质。同样，他有自知之明，能够客观衡量自身的资格和条件。不过，此时艾略特觉得他本人需要旁人指点，才能坚定已有的想法。当晚，他征求了沃克的意见。

次日上午，艾略特和西奥多·莱曼见了面。莱曼就此记载的一则日记既感人，又带有预言性质：

1869年3月11日，星期四。收到查理·艾略特的便条，约我到他那儿见面。他下楼来见我时，显得忧心忡忡。他说艾伦的身体非常虚弱，已是来日无多。我对他说唯有时间和操心忙碌方可缓解这种心灵创伤。我不想在这里引用宗教教义，那是一种神秘无言的安慰。他接着说，已经有人出面请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让我来是向我征求意见！——他吃不准是否该答应，因为：1.有人反对——路易斯·阿加西等人；2.他还年轻；3.他目前任职于另一所大学，来此出任校长一职，未免欠妥；4.这是一个公众职务，而他脸上的疤痕会有失体面。我逐条反驳他列举的这些理由，建议他接受这一职位，并承诺和亚历克斯·阿加西一起支持博物馆的建立。他说他已经征询了沃克博士的看法，加上我的鼓励，他准备就任这一职位。看得出，他虽然沉浸在痛苦之中，但还是想着他以往的求学经历、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目前自己职务的晋升。因为他最后平静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我热情地拥抱他，亲吻他。他一定会成功，凭着坚定的意志、正直的品德、不懈的努力、完善的举措，他一定能极大促进哈佛事业的发展。

艾略特立刻将自己的决定告知校董事会。差不多六年前，董事会一半的成员拒不同意向他授予罗姆福特教席。而六年后的3月12日早晨，董事会召集会议，正式推选他为校长候选人，并提请监事会审议。

董事会确定人选的消息在18日公布于众，后来任教于哈佛并成为著名法学学者的詹姆斯·B.塞耶当即写下由衷的感慨：“董事会的那些老先生们这回干的可是漂亮极了！我们心里重又燃起复兴哈佛的美好愿望。”

监事会一度不同意董事会提出的校长人选。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在当时关于哈佛未来发展问题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无论校长候选人是谁，都势必招致某些人的激烈反对。艾略特作为候选人同样备受争议。

监事会在3月18日将候选人名单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4月7日再度召集会议，会上收到委员会赞同候选人提名的报告；委员会就此项提名报告进行讨论，后以“此事显然尚未成熟”为由休会，于当月21日继续讨论。最终，反对派阵营中的威廉·格雷，“突然做出”董事会将提名重新发回再议的动议，并且以11：10的投票结果通过。

5月19日，董事会向监事会再度做出同样的提名，监事会随即进行了一轮非正式投票，15票赞成艾略特当选，仍有9票反对。紧随其后的正式投票，16票同意，8票反对。

此前，3月20日的《波士顿邮报》评论专栏，刊登了一篇带有预言性质的匿名文章，其中写道：“……他的当选将被证明是哈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将使人们更加全面地审视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制度，……将会造就一批行事缜密、训练有素、注重实效的学者，国内所有的工作和事业领域，都将长久而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影响。”

1860年代末期的美国大学

艾略特曾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可他从未真正热衷于教学。他后来又成为一名称职的化学家，然而科学却不是他的真爱。他觉得他很喜欢理工学院的工作——的确乐此不疲，但这远远不够。我们不可能不相信，他颇有自知之明，又有足够的远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何意义。此时，艾略特的精力将有机会得到最好的发挥。但即便是在哈佛，他一开始也得改造古老的教育机制的基础。如果要理解艾略特改革的意义，首先应该回顾一下1869年美国各大学的基本情况。

哥伦比亚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F.A.P.巴纳德于1869年考察附近地区的入学现状，结果发现进入大学的人数不是逐年增加而是减少，他为此深感忧虑。他发现在新英格兰各州，1838年平均每1294人有一名大学在校生，这一比例在1855年下降到1:1689，1869年则下降到1:1927。有关资料显示，1855到1869年间，新英格兰地区12所学院的古典文学艺术系和其他一些系的入学总数仅增加了3.33%,而新英格兰的人口却同期增长了5倍。然而哈佛学院在这份数据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单是一所哈佛学院的入学增长率便超过了12所学院增长率的总和。如果将哈佛从名单中剔除，那么其余11所学校的总入学率将会下降6%。巴纳德认为根据当下通行的评价机制，学院教育的价值一直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校方不能及时调整课程设置以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院不能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哈佛独特的情形似乎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在他所说的人们对“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期间，“哈佛一直在逐渐完全地投身于新型的教育事业”。巴纳德所言，反映出哈佛正在不断发展这一普遍共识。但他将哈佛的发展归功于最近实施的课程改革，却是夸大了改革本身的作用。哈佛声誉的提高，并非仅仅因为开设了几门选修课，而是另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当然，通过吸引一批著名科学家的加盟，哈佛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这一点已经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但这些科学家的工作几乎完全局限于阿加西博物馆和劳伦斯理学院，他们对凡是涉及学校政策的问题都没有投票表决权。大概只有这样说才比较妥当：这批科学家，加上学院里三四位富有现代治学精神的教授，他们为哈佛带来了自由清新的气息。再加上波士顿、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康科德三地聚集了不少杰出文人，哈佛有幸笼罩在他们智慧的光环之下。正因如此，托马斯·希尔才有充足的理由在其最后一份校长报告中说，美国没有其他哪个地方比这里更便于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但如果有谁肯做另一种比较，肯考虑哈佛与其他地区的未来发展而不是目前状况，那么他对哈佛学院最乐观的估计大概是它将遥遥领先于一批反应迟钝的学校。这一代人中，认为高校改革进展缓慢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并在内战后开始激增。其中既有像西奥多·莱曼这样学养深厚却不以专业权威自居的人，也有安德鲁·D.怀特、D.C.吉尔曼和巴纳德等人，他们或是亲自教学，或是参与教学管理，对此早已有话要说。他们对各所学院的现状了解得十分详细，因此就连哈佛已经实施的改革也无法令他们满意。一名哈佛学生在他在校期间的后三年可以自主选修一半课程，乍听起来确实不错，仔细一看却发现可供选择的课程极为贫乏。学生可以研读某个希腊文或拉丁文作家的作品，但不能读其他人的作品；他可以多少学一点数学，也可以适当减少用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腾出更多精力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和现代语言。然而这些课程也只能停留在初级水平上，很难再有提高。而且，政治经济学、哲学或者历史等选修课的教师的授课方法也很落后。所以，有人会用悲观的口吻提出，是否应在曾大力开展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学的这些学校将其最终舍弃，或是降低其地位。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学之道究竟是该由一批教师进行有关学科的基础教学，还是要以求知若渴的精神，广泛探索语言、文学、历史、科学和哲学等科目的意义及价值。

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艾伦

自然科学虽然早已向美国的年轻人敞开了大门，但自然科学课的教学方式同样很不理想。与耶鲁一样，哈佛首次尝试将自然科学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开设了理科课程，后来又设立了有别于哈佛学院并与之平行管理的理学院。

尽管任教于理学院的这几位教授声誉高到几乎令别人相形见绌的地步，理学学士学位却没有它本来应有的那种分量。理学院奉行放宽入学和毕业条件从而吸引学生入学的政策，致使其毕业生的质量明显偏低，它也因此遭到哈佛学院的蔑视。理学院的教师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但作风不够严谨，没有致力解决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即如何组织开展那种偏重理科而非古典课程的扎实有效的教育。

在劳伦斯理学院，一个工程系的学生不大可能学习化学，而化学系学生如果对工程学感兴趣，也同样会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许体现了课程设置的专业化，却是教育的一大弊端。

学生私下也能读些英文文学作品，但它不是一门公开讲授的课程。学院在英语文学教育这一方面，可以说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当然也不能说现代语言学习的基础已很牢固，尽管学院课程表上已经列出了若干教学要求，仅有为数极少的本科生能够用法语、德语或其他外语阅读，教师始终需要着力解决这个他们一开始就遇到的难题，因此只得让学生从基础语法学起总体而言，多数现代语言课程还停留在中学水平。

我们只需浏览一遍几所美国学院的教师名册，即可看出其中特有的缺陷。一支典型的教师队伍一般由12到18人组成，包括一直亲自授课或布道的院长，以及所有的导师和初级讲师。“基督教道德教育”“自然宗教和伦理学”“科学与天启教的和谐共存”这些课程，将可能由不止一名教授主讲。平均约有三分之一的教师负责讲授诸如此类的课程，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另一方面，一位教师可以既任教于德语系，同时又是罗马史教授。“自然科学”课程的讲师，好几位拥有教授头衔，而物理、化学和动物学却鲜有教授执教。

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讲教师，通常位列教师名单的最后，仿佛他们只是一些并未列入哈佛长期经费预算的多余摆设，抑或是一批外来人员，勉强获准暂且在此忍辱栖身。那些外国教师通常只能担任聘期短暂的低级教职，因而在教师会议上没有投票表决权。

塔克尔校长对1860年代达特茅斯学院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当时其他所有院校。该学院开设的课程“在头两年跟预科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整个学院总是采取一致行动，无论是传授知识还是培养道德，都是以整齐一律的形式影响每一个学生……这支守旧的教师队伍是一批受过相似学术训练的学者，一种共同的教育目的早已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总之，学院只是一味强调某种纪律，而不是向学生提供自我教育的机会或指导。纪律支配了一切，学生们将老师视为动辄处罚自己的教官。……另一方面，教师几乎从未试图打破那道将自己和学生隔开的阶级屏障。C. F.亚当斯曾经说起他读本科期间哈佛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几位教授……课堂上一遍遍重复着形同苦役的工作，教学方式单调刻板，内容枯燥乏味。至于如何指导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塑造处在最具可塑性阶段的年轻人的心灵，据我所知，我们从来不敢奢望他们会这样做。”这番话也同样适用于19世纪60年代末期的各所学院。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专为本科生开设的高级课程，除了专业学院，也没有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与之相称的设施。1868—1869学年，住校研究生中仅有5人获得文理硕士学位。耶鲁同期的数量是8位，第二年是2位。而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和宾夕法尼亚等校，没有一人获得此学位。学生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如果有意继续深造，远赴欧洲将是他们的明智选择。

跟学生相比，不开设高级课程的后果对教师而言同样严重。一个倾尽毕生精力向学生传授学科基础知识的人，尽管课堂上多数学生对这一科目毫无兴趣，还是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基础课教师、有用的社会成员，但他从事的很难说是学者从事的工作。一所高校的实力在于教师的整体素质和学术成就。在扶持科研的专门决议尚未制订的一段时期里，在该将什么教给学生这一点上，教师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束缚。如果不做出任何努力，以便那些抱负不凡的学生继续深造，教师本身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事高水平或创造性的科研工作。大学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将不会成为有助于教师努力发挥自身能力的工作室，而作为治学场所的学校，也将变得毫无生气。

这就是19世纪60年代末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各学院的整体情形。如果其中一些学院自称大学，要么是为了表达自己良好的意图，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学院董事已经将几个专业学院置于其管理之下，但大学之名仍然多少有些欠妥。没有学识、学术和水准，便无法造就一所大学。

就职演说

校长就职典礼于10月19日如期在木制会场举行。就职典礼场面壮观，盛况空前，令全场观众叹为观止……下午3点半，整座教堂已是座无虚席。

怎样阐述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的关系，艾略特在就职演说的开头部分是这样论述的：

究竟是语言、哲学、数学还是科学更有利于思维训练，通识教育究竟应该以文科还是理科为主，这些无休止的争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毫无实际意义。哈佛大学已经认识到，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没有截然的对立，我们不会如此狭隘地仅仅在古典文学与数学之间，或科学与玄学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将选择所有的学科和最好的内容……一所大学只有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教育，才会密切关注知识的实际运用……任何减少现今美国大学某一学科课时数的建议都是荒唐可笑的。当今一所大学的管理者追求的唯一明确的目标，便是拓宽、深化和促进所有学科领域的教学。恐怕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美国最好的一批教育机构才能臻于完善，足以经受任何优胜劣汰的考验。作为清教徒先祖的后代，我们仍然对父辈在教育园地的辛勤耕耘心怀感激……

较之学科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问题是采取正确的教学方法。艾略特在演讲中谈到不同于单纯背诵的讲座授课方式，谈到考试的方式和标准、大学对各专业学院的依赖，谈到校纪，谈到贫困生和“奖学金制度”，谈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谈到哈佛为何不能在男女同校的前提下录取女生，尽管哈佛也希望设计其他一些有利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径。这些都是当时普遍热议的话题。当然，他还提到了已经广为人知的“自由选课制”:

一个19或20来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什么最适合自己。如果他从前受过充分而广泛的训练，他自然就会知道自己最适合学习的是语言、自然科学还是数学。即使他无所爱，至少也应该有所恶……如果一个年轻人终于得到上帝的启示，明白何为自己的特殊兴趣和能力，应该让他衷心欢迎这种启示的到来，感谢上帝，然后鼓起勇气。之后，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走向幸福，如何获得一份自己热衷的工作，同时在上帝的保佑下，成为一个有用而成功的人。从一个民族所使用的工具种类，可以看出该民族的文明程度……对于个人来说，心无旁骛地致力培养自己的特殊才能，是唯一的明智之举。但对美国而言，它急需的是多样而非单一的智力型人才。

……一所大学必须立足于本土，必须底蕴深厚，但它首先必须自由。去伪存真的自由之风必须吹遍它的各个角落，即便刮起一场飓风，也难以撼动真理。学术自由的氛围是文学与科学赖以发展的根本前提……

就座于“最前排”监事会当中的爱默生，理所当然地露出赞许的微笑，因为他仿佛是在聆听一位自己的忠实追随者的演讲，此人信奉他提出的真知灼见：“上天在将一个智慧生命带到世间之时，总会事先让它充满一种愿望，并希望它能意识到这种愿望，继而为之努力。”约翰·菲斯克和每个想看到美国大学彻底摆脱教派及政治影响的人，都把艾略特这段很明确的话当作一个好的征兆——“切不可摆出权威的姿态讲授哲学”，“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为学生们解决哲学和政治争端……所谓教育，就是让教师以权威自居，向学生们灌输他自以为正确的知识，这一见解在一家修道院或培养牧师的神学院似乎还有道理，但在大学和公立中学，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断然不能成立”。

演讲临近结束时，艾略特谈到哈佛的行政系统，逐一介绍了各个不同的管理机构——教授会、监事会、校长、董事会，回顾了以往的概况，并阐述了他本人对于它们各自不同职能的见解。这其实是一种姿态，表明他承认哈佛宪章赋予各机构的各种特权与权力，同时也有意打消有关人士心里的顾虑，因为他很需要他们的信任。对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自己当选的监事会，艾略特根据他们的要求尽量做出了让步。“……监事会的真正职责，是促进和监督董事会的工作。没有监事会，董事会将成为一个私人受托性质的委员会，只能自主运行，自我监督。只有在两个管理机构的作用下，哈佛才能像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得到基本保障——机制、权力与特权各异的两个机构之间形成的自然制衡。尽管监事会在事关学校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问题上与董事会有最根本的共同利益，但它应永远对董事会保持一种怀疑而警觉的态度。监事们应永远起促进和监督作用……”

关于教授会，他说：“大学作为一个学习和传授知识的地方，不论何时教授会都是它的主体。大学中的各位教授、讲师和导师，都是知识的源泉，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治学热情。他们每个人都引领着教育的方向……大学的进步主要有赖于教师……有两种人能够成为优秀教师——一种是年轻人，另一种是永葆活力的人。”

谈到董事会，他的话语中透出些许热切。董事会的各位成员果断而又谨慎地履行职责，他们的工作鲜为人知。他用语言描写了这些守口如瓶的先生的形象之后，场上某些人大概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诸位，想必你们已经意识到我刚才描绘的这样一幅画面，它显示了哈佛董事会的精神的真谛；我也已经阐述了新英格兰性格的高贵本质——正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我们这个自由而开明的民族。这样的性格，将促进世界上弘扬人道精神的伟大事业。”

最后，艾略特公开表明自己对于即将扮演的新角色的看法：“不论校长担负了多么重要的职责，也不能忘记他是哈佛宪章的坚定执行者。真正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和判断，而不是他的意见。他是几个审议机构的主管，这些机构做出的任何决定，事先都需要经过磋商和投票表决。校长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任何人。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治学永远需要民主。它可以有偶像，但不需要主人。”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随着W. A.尼尔森出任史密斯女子学院的院长，艾略特的就职开启了美国大学教育史的新纪元。我们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这篇就职演说堪称一份绝妙的历史文献。不过我们好奇，演说本身带有的那种如今在我们看来再明显不过的预言性质，当年是否被人看出了呢？艾略特的理念不算新颖，一切取决于他会怎样将其付诸实施。我们知道他后来做了些什么，自然可以看出，他在就职演讲中，其实已经清晰而又不得不尽量简要地勾勒了他未来四十年推行改革的历程。我们也将此视为他成就卓著的漫长职业生涯中充分体现其献身精神的罕见壮举。但假使这套改革方案没能实施呢？它本来就不一定非实施不可。

真正带有预言性质的倒不是艾略特就职演讲的内容——虽然人们可能认识到他的话讲得很有道理——而是他这位新校长的性格。人们聆听他的演讲，对他的个人魅力准是大为折服。现场听众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哪怕是在教室里的讲话。但是此时他就出现在他们面前，高大、矜持，站在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带着一个耐性和精力极强的男人特有的平静表情，就当下人们热议的一些问题陈述自己的观点，洪亮的嗓音响彻整个会场，即使处在楼厅最隐秘的位置，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仪表风度透出的那种神秘气息，比起握手这样的肢体接触，更能吸引全场观众，他刚刚说出第一句话，他们就受到了感染。显然，他的演讲要揭示的正是问题的本质，而这位演讲者将注定是一位实干家——他不会因为干扰而偏离自己的目标，犹如指南针总是指向磁极，不管旁边木头或黄铜之类的干扰物。他本性之中就有如铁一般的特质，并且早已受过磁化。思想即力量，个性同样有无穷的力量，两者的结合总是能够创造历史。艾略特本人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引领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