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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时节送先生

2017-11-20朱鸿召

传记文学 2017年11期
关键词:王晓明文学老师

朱鸿召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图:钱谷融先生

今年沪上桂花比往年开得晚一些。

9月28日下午,我在沪西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后,晚上还有一个聚会,中间相隔两小时,我约同行的朋友到附近的校园散步,忽然发现桂花开了。蓝天白云下,校园道路两旁,一望全是桂花树,芬芳馥郁,沁人心脾。那种蕴涵修持了整整一年的美好意愿,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从树木心灵深处细细碎碎地倾诉出来,有的金黄,有的橙黄,有的银白,还有丹红,缀满在郁郁葱葱的碧枝绿叶之间,文静而又热烈,雅致而又璀璨。我和朋友,以及其他行人都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拍照,希望留下这个桂花时节的美好记忆。

当晚大约9:30,我忽然收到一个微信,说钱谷融先生刚刚在华山医院仙逝了。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晓明老师,接电话的是师母任老师,说王老师晚上有课,现在不在家。我问有关钱先生的事,任老师证实了刚才的微信,并告诉我,今天下午王老师到华山医院去看望过钱先生,先生精神状态很清晰,晚上就从容地走了。

后来,我知道,当天是钱先生虚岁99岁生日。下午,王晓明老师和其他人一起到华山医院为先生过生日,大家唱生日歌,吹蜡烛,吃蛋糕。钱先生很开心。大约4:00左右,学生们都离开了,先生吩咐拉上窗帘,他想休息一会。就这样,一觉未醒,当晚9:08驾鹤西归。

夜深人静,我独坐书房,默默地为先生至善圆满、寿终正寝而欣慰。窗外清风时时送来桂花馨香,我忽然觉得,今年桂花迟开,莫不是静待先生西归吧!

地上少了先生,天上多了星星。先生人格精神,永远是我引路的明灯。

1986年金秋时节,钱谷融先生(左二)带三位硕士研究生在马鞍山采石矶寻访诗人李白的足迹,左一为赵稀方,左三为本文作者,右一为刘俊峰

1985年7月,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一心向往着报考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可惜当年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没有招生。后来,我被本校该专业录取,上到硕士生二年级,仍然没有学位授予权,经胡叔和老师和有关方面协调努力,安徽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三名硕士生挂靠到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门下。这样,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安徽师大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是华东师大授予的。

期间,我有幸聆听钱先生给我们几位研究生讲课。在关于读书的话题上,开课伊始钱先生就说,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清楚这段文学史的总体文学成就不高,没有出现被世界所公认所接受的世界级文学作品。这在当时绝对是我闻所未闻的高见卓识,给我们这些文学研究初入门者一种醍醐灌顶、当头棒喝的感觉。先生接着说,我们要想做一个称职的文学研究者,需要有敏锐的文学审美能力、鉴赏能力,正如要成为一个美食家,仅仅享用青菜萝卜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读书不能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必须对世界文学名著名作名篇有所阅读和把玩。所谓观百剑而后识器,只有尝遍山珍海味,你才有可能成为美食家。世界文学名著名作名篇,不仅仅是文学作品,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同样是需要我们学习把玩的。音乐作品中,先生说自己对舒伯特的小夜曲情有独钟,优雅从容的旋律中,是如诗如画、娓娓道来的真挚情意。先生提示我们,读书要读有字的书,还要会读无字的书。感谢学校安排一辆轿车,由我们几位研究生陪同先生,从芜湖出发,经宣城,到马鞍山,沿途在敬亭山、天门山、采石矶寻访诗人李白留下的人生踪迹,欣赏品味李白诗歌的生命审美境界。

在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上,先生教导我们,初入门者,切忌求大贪多,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小的论文选题,深入进去,纵深开掘,做够吃透。譬如挖一口深井,开口要小,挖掘要深,坚持不懈,才能淘漉出清爽甘冽的泉水来。先生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要有一份写作试卷,就是当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几乎与专业无关,通常是很宽泛很随意的话题,让学生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并且,这份试卷是一定要由先生亲自批阅的。先生所看重的是学生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能力,是学生是否具有一颗敏于感受的心。当钱门弟子在文学评论领域有所成就,有人采访钱先生,先生谦逊地回答说,这些学生们入学之前就已经是个半成品了。那么,先生的功劳是善于发现具有心灵厚度的学生,然后根据学生心灵的向度,尊重学生自己选择的学术命题,循循善诱,刮垢磨光,把半成品冶炼打磨成型。

1988年7月,我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提交学位论文《在“人”的旗帜下——五四新文学思想论衡》。在钱谷融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在胡叔和等老师的直接辅导下,几年时间里我认真通览了五四时期几种主要报纸杂志,及其新文学作品,在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基础上,形成关于五四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立判断。认为五四新文学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思想主题是“人”的觉醒,其社会主体是觉醒了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他们前世的家国精神传统,他们今生的救亡图存责任担当,历史宿命地决定了他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审美价值追求。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钱先生率领华师大王晓明、方仁念老师,与安师大胡叔和、严恩图、杨芝明、蔡传桂老师组成答辩委员会,经过严格的陈述、提问、答辩,我比较顺利地通过论文审查答辩。

论文答辩结束,走出会场的路上,王晓明老师问我是否准备继续读书,我说当然想读博啦。王老师说,欢迎以后报考他的博士生。我顿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和继续学术研究的精神鼓励。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淮南工作生活数年,深深地潜入中国现实社会之一角。透过酸甜苦辣的生活工作表面,我发现每次政治运动过程中,任何一个具体单位或部门,都会出现政治主流话语与个人恩怨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纠缠穿透关系。事态发展的结果,绝非某一方面势力单独作用,而是显在的势力与潜在的势力纠缠形成一种合力,决定着事态发展走向。近现代以来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本土精神文化之间,就存在着这种复杂微妙的矛盾纠缠关系,彼此穿透,相互抵牾,又相互吸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介于有字的书与无字的书之间的思想文化纠缠穿透现象,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一种普遍存在,并且是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生态。

带着这样的思考,1995年我报考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有幸成为王晓明老师指导下的首届博士生。王老师是钱先生指导下的首届硕士生,平时我们称呼钱先生为先生,称呼王老师为老师。

2017年10月2日,在钱谷融先生追悼会上,王晓明代表钱门弟子讲话,阐释我们为什么习惯于称钱先生为“先生”,而非一般的“老师”,不仅是他文章写得好,在学术上有特别的贡献,也是难得的好老师,还有更深的原因:一是他的透彻,把事情看到底了,才可能养成随和散淡的应世之道,这当中的曲折、智慧和心力,我们虽不见得都能体会,但一定知道,那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二是他的依然率性,虽然洞察世事,决意低调,他却还是多有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的精神的底蕴;三是他的高寿,因为这并非一般的高寿,而是一个胸怀志向却在青壮年时期经受了许多苛待和侮辱的人的高寿,一种即便如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宽厚和从容的高寿,这样的高寿里,正有一种极高的尊严在。

王晓明说:“从某个角度看,他一生经历的,是一个以各种方式把人往卑琐和功利的方向驱赶的世道,我们做学生的,也正以长短不同的时间,跟他一起经历这样的驱赶。但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他近距离地给我们示范:即便世道恶劣、天地局促,人还是可以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我深信,这才是这样的时代里的真正‘尊严’的‘师道’。当我们因此敬称他为‘先生’、在这里送别他的时候,我们也该明白,后生者的责任何在。至少至少,他示范给我们的,我们也该示范给我们的学生,和其他远远近近的后生,如此前后接续,我们才配称他的学生,千千万万的师生如此接力,中国和中国人才有未来。”

先生晚年自称“散淡”“懒惰”“没出息”,其实还有“猛志固常在”的精神火种。1998年7月,我以《“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为题,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把延安十年作为观察思考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典型样本。三年读博期间,我寻访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几乎所有报纸杂志和新闻出版物,站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流变的角度,认为“五四”过后是“延安”,五四与延安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历史拐点,试图提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特征与文学审美精神一种相对独立的解释。论文没有全部完成,提交答辩的大约是写作计划的五分之二内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论文答辩,钱先生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他充分肯定了我的学术探索精神,认为对20世纪延安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从“兵法社会”与“兵法文化”这个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来解读,文字蛮好看,内容也很解渴,希望继续完成未竟章节。论文通过答辩,我心里清楚,先生是鼓励学术研究的创新探索,为创新探索者仗义执言,让创新探索者不惮于继续前行。

在华东师大读博期间,钱先生不再给我们授课,但每逢节假日我都尽量去拜访先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沪工作,逢年过节可以携家人一起看望先生,偶尔请先生赏光,就近一起吃饭。我们与先生谈文学,谈历史,谈社会,谈生活,记得先生说过多次的一句话是,生活得好就是最大的学问。

读书治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谋求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世道。先生是江苏武进人,生于1919年,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经历了无数的战乱、饥荒、动荡、磨难,“生活得好”这一句极其简单通俗的人生意愿,却是极其复杂艰难,甚至流血冲突而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先生不会说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的豪言壮语,但先生的学术精神是与之相通的,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向同行的。先生坚守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人格底线,在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里,在金刚怒目的时代社会中,惟其如此,才更见宽厚待人、从容律己的生命深度与人格尊严。

据说,在那种政治环境极端恶劣的年月里,先生白天上班受到严厉残酷的批判,下班回家尽量陪同家人去寻找饭店下馆子,是宽慰安抚家人,更是在苦痛中磨练心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绝非一般的柔弱,而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柔韧。

先生之子钱震来在钱谷融先生追悼会上答谢词中说:

我想我和他虽为父子,但为人处世不太相同,每代人都会自然而然反叛上代人。如果说我父亲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那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人之初性本恶。对待恶,他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但仍守住做人的底线,我们这一代则更可能是愤世嫉俗,看破红尘,自以为因别人的作恶而拿到了也做坏人的许可证,虽然我们受到的伤害远远比不上我们父辈们的。

鲁迅评价俄罗斯作家朵斯泰也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朵(陀)氏对人的灵魂的解剖是如此深刻,他不但从善的表象中看出人心之恶,他还能再从这恶的后面看到善。我想我只是自鸣得意地看到了笑脸后面的人性之恶,而我父亲则再进一步在恶的背后看到善,所以他活得比我平静、潇洒、快乐,因为他虽然对别人的欺骗、出卖、恶行心如明镜,但他能理解,宽容,不求全责备,深知包括自己在内谁也不是圣人。

这种心态当然由他的DNA天生注定,但他对文学艺术,对美的追求更加强了这一秉性,因为所有好的文艺作品最终都是对人性中美的一面的追求、放大、升华,对在人世间并未实现的正义在文艺作品中给予精神上的补偿。

非常希望人性美的一面最终战胜恶的一面,非暴力战胜了暴力,就像我父亲平凡的一生最终画上了还算完美的句号一般。

我想钱先生坚持倡导的“文学是人学”思想主张,应该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生境界中去理解,去把握。

1983年,钱谷融先生在日本关西大学讲课

1998年7月,钱谷融先生(前排左)和王晓明老师(前排右)参加三位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后合影,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我相信钱先生是经过深刻的思考,甚至痛苦的煎熬,最后选择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主张,并始终坚守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为此付出了一生,在大学讲师的岗位一站就是38年。之后,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先生学术思想是建立在生命经验基础上,学术研究与人生修为,现实社会与历史精神,都是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的。既然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出现经典作品,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要探究是在什么样的土壤气候环境下,生长出如此这般的文学植物、文艺园地和文化生态的,先生更用自己的学术人生为我们近距离地示范了文学艺术应该有的理想精神风范。这样的学术思想,不是案牍经学,而是生活人学,理从事来,文从己出,情理交融,通体透明,拒绝一切虚伪矫作,勘破任何虚假高调,崇尚真情真理真话的学术,追求真实真诚真正的生活,用这样的文学艺术涵养人心人性人生,知行合一,人文合一,修行体面尊严从容的生命。

“一句名言垂千古文学永远是人学,百年大德抵万书无声此地胜有声。”这是陈思和老师敬献钱先生的挽联,道出了“文学是人学”的价值意义。

文学艺术是美好人性的家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恪守文学是人学的精神底线,用文学艺术涵养真善美的人性,提升中国人的文化道德水准,我想,这是我们对钱谷融先生最好的纪念。

2017年中秋节 沪上双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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