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扬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图：2016年6月，钱谷融先生与上海作协理论组成员到扬州活动留影

2017年9月28日晚9点半，钱谷融先生的小外孙李其扬发给我微信，说是爷爷9点08分与大家告别了。我大惊失色，搞不清什么意思，赶紧打电话问情况，当消息得到证实时，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钱先生是在过完虚岁99岁生日当天，在睡梦中离世的。听他小外孙说，钱先生让他把窗帘拉上，说要休息一会儿。就这样再也没有醒过。当我赶到医院，看到钱先生一身西服直直地躺在床上，我喊了一声“钱先生”，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同时赶来的赵丽宏老师、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和钱先生的儿子女儿，都悲切地站在一旁，大家不知道讲什么好。医院的灵车来了，我们将老师抬上车。赵丽宏抬头，我抱着钱先生的腰，感到他的背部还是暖暖的。送别老师，办完手续，已是凌晨时分。送走了所有的人，我独自沿着空旷的街道缓行。天空晴朗，桂花的飘香阵阵传来，天边有稀疏的星星。我望着遥远的星空问自己，如果人真有灵魂，不知道我的老师此刻驻足在哪一颗星上？

一

我是1990年9月开始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此前，钱先生已经招收了两届博士生，第一届是吴俊；第二届是徐麟、胡河清；我与袁庆丰是第三届。记得年初临考前，硕士导师黄世瑜教授带我到钱先生家见面，问及复习迎考，钱先生的回答干脆利落，他说就照平时的状态准备，该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不用特别准备。如果一定要问考什么，那就是古今中外。那一年他71岁，照现在的规定，是不能招生了，但那时全国还没有这种规定，像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等，都在带研究生。钱先生是名家，带过很多出色的学生，记得1989年曾因培养研究生出色而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作为他新招的博士生，我和师弟都感到压力巨大，生怕自己做不出成绩，辜负了老师的一片期望。所以，那时候是白天黑夜地加紧时间看书。我和师弟第一次去他家上课，他建议我们多读多写、读写结合。他要我们看看朱光潜和何其芳的理论文章，观点不一定完全接受，但他们的文字干净明白，值得学习。至于上课内容，每次由我们自己选一个题目讲，他参与讨论。第一次由我开讲，讲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钱先生听完我的讲解之后，看看自己的手表说，你讲了三刻钟。他接着教育我们，做学术研究，看书写文章之外，口头表达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话都说不清楚，表达啰里啰嗦，不得要领，要想写出好文章大概是比较难的。只有讲得清楚才能写得流畅。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要照本宣科，不要念稿子，一定要脱稿讲。照着钱先生的要求，我们努力改进。后来我讲过几次，他还是会看手表，告诉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半年之后，钱先生开始问我写了些什么文章，我就将自己的几篇论文交给他看。有一天上完课，他告诉我三篇论文看了，感到第一篇题目比较宏大，主要问题是这种自己都吃不准的内容，就不要去硬写。第二篇内容和标题还可以，但是文字不够流畅。第三篇是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清宋诗运动的，他觉得我是花了功夫的，以前研究者不多，值得进一步研究下去，但文字、材料方面还要推敲、改进。他在最后那篇稿件上，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并让我拿回去琢磨琢磨，从整体上再修改一下。我当时搞不清楚什么叫整体上修改，只是逐字逐句重新梳理一遍，对引用材料和文献细细核对。其实，钱先生所谓的整体修改，有他自己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一篇文章文气要贯通，不能材料是材料，观点是观点，论文要当作完整的文章来写。可惜我当时还不完全明白他的要求。在就读博士生的第一学年，我用心体会钱先生的指导，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常常是上完课，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去查资料，根据老师上课提出的意见，有针对性地阅读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我慢慢发现，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细心、关注的。每个人有什么特长，他都在观察，你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他总会善意地提醒你改进。对自己的学生，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会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你讲自己的看法，从来不会冒然打断你的说话，更不会强制你照他的意见办，他至多只会说我的意见你可以参考参考。听师兄们说，以前他们上课，有的师兄高谈阔论，放言无忌，钱先生也是毫不在意，他欣赏自己的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思想。我博士生阶段第一篇论文是10月份发表的，也就是入学一个月后，《上海社会科学》编辑王恩重先生责编发表了我的论文，但钱先生并不满意，觉得太拘谨，没有自由发挥，希望我有好的表现。后来我的一篇论文经过多次修改，钱先生觉得可以，让我投给北京的杂志。投稿的杂志，钱先生有他自己的要求，尽管不一定对每个学生都说出来，但我知道应该是学术界认知度非常高的那些，至少在最初应该如此。这倒不是迷信权威杂志，而是希望学生有自信，对自己的研究能力有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平台。这种从表述、写作到修改和投稿的反复磨练的学术训练，是钱先生有意在培养我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因为对于很多初入道者，有时能力所限，常常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学习、研究。不少名家在谈治学经验时，也都注意到入门的重要性。一个人入门要正，做学生的不知道的东西肯定很多，但门道正，自己又肯用功，慢慢总会进步的。钱先生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学生入门要正，少走弯路，这体现了他指导研究生学习的一种独特方法。同济大学的钱虹教授在记录钱先生对她的研究生学习指导时，也提到过钱先生曾让她阅读风格相近似的几位当代作家的作品，然后告诉她如何来判断艺术水准的高低差异。这种因材施教、正本清源的做法，可以说是钱门家法，数十年来一以贯之。

2017年9月28日，华山医院医护人员给钱先生祝寿

二

钱先生是名家名师，社会上有不少媒体都报道过他，很多谈论钱先生的文章，都会谈到他的散淡人生，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书名就叫《散淡人生》，他也常常对别人说，自己“懒惰”“无能”。这给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他做学问很潇洒，随便翻阅，信手拈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是一个才子型的学者。其实散淡人生只是他内心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落到具体的现实层面，他是一个务实而有清醒头脑的人。了解、熟悉他的朋友、学生都知道，钱先生头脑清楚得很，心里有谱。的确，钱先生相信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就，不会轻易就能获得，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勤奋学习，长期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他诸多谈文论艺的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艺术创作之不容易，这体现了他对人生事业的一种看法，而且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的某种教训。钱先生一生洒脱，淡于名利，但历经坎坷。他说自己做讲师从1943年起，一共做了38年。之所以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其中的原因就是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是为了响应学校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写的。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就在学校组织的研讨会上遭遇批判。唯一站起来为钱先生辩护的中文系学生陈伯海先生，后来毕业分配也受到影响。随后是批判力度越来越大，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甚至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可能计划中准备继续出版下去。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钱先生被当作异类，不要说政治前途一片漆黑，就是个人事业发展，也受限制，诸多机遇被剥夺。职称晋升遥遥无期，永远是原地踏步，老讲师就这么做着，一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了转机。在那最困难的岁月里，钱先生也没有幻灭和绝望过。他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自己遭遇的人生挫折，他说我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错。还有很多老师、学生暗地里同情他，给他以精神安慰，这些都帮助他度过了难关。他经常是在外面受到批判之后，回到家就带上家人，一同上南京路餐馆去吃饭。这种自得其乐的忘忧做法，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乐观豁达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他排遣内心忧愤的一种自救办法。他曾告诉我，大都市的好处是人多，茫茫人海，谁也不认识谁。他走在上海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分子。他可以放下思想包袱，带着家人，在南京路上的餐馆，一家一家地吃过来。还有，上海不发他的稿子，他可以投到北京去。像论文《〈雷雨〉人物谈》1959年就完成了，最初给上海一家杂志，但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无法刊出。钱先生只得给北京的《文学评论》投稿，最后是1962年才发表出来。他说那时的稿费真高啊，拿到稿费，带着全家人到锦江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通。吃完了，发现一笔稿费还没有用完。

2017年5月1日，钱谷融先生为央视“朗读者”节目拍摄做准备

钱先生乐观通达，但他不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在那个政治形势严峻、批判压力增大的年代，他曾三次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这其实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结果。我曾听中文系一些老师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钱先生可以参加职称评定了，但当时并没有让他申报教授，而是副教授，他的学生倒是可以申报教授。所以钱先生拒绝申报副教授，他说要申报就报教授，否则就不报了。他的这种态度，表达了他对那种长期以来压制人才的极“左”做法的轻蔑和极度不满。后来，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教授亲自来听钱先生的课，认定钱先生的学术水准符合教授要求，同意他破格晋升教授。所以，晚年的钱先生乐呵呵地告诉周围的人，自己没有做过副教授，是直接从讲师晋升教授。但似乎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到包含的诸多难以诉说的不平之情。当然，钱先生不会揪住一点个人得失，耿耿于怀，但他旷达散淡的精神背后，是历练人生之后的智慧和洞察，而不是自我逃避与自我麻痹。

钱先生是一个有情怀的性情中人，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泾渭分明。1990年我做钱先生博士生时，闲谈之间，免不了会触及到一些社会话题。钱先生以过来人的口气告诫我们，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挫折是免不了的，但各种麻烦总是越少越好。他不大谈论政治，这倒不是历经政治运动有所顾虑，而是从年轻时代起，他对政治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文学和自然山水景观的欣赏。在回忆文章中，他谈及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国民党三青团来找他，希望他在国难时期，拥护领袖，爱党爱国，加入三青团，与党国保持一致，但这一要求被他拒绝了。那时他交往最密切的，是他的老师伍叔傥先生。钱先生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说，伍叔傥先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伍叔傥先生是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对钱先生非常赏识。不仅对钱先生的作业予以高度肯定，曾在他的作业上批有“语语活泼可爱”，而且经常带钱先生外出吃饭。在给《伍叔傥集》所作的序中，钱先生说伍先生淡于名利，精通六朝文学，平时生活中有一种超迈脱俗的诗人气质。中央大学的方东美教授称伍叔傥先生为“魏晋间人”（参见王叔珉《古旧飘零》一文，收入《伍叔傥集》）。当时中央大学有四大名教授，学生予以“四不通”之雅号。伍叔傥先生是“金融不通”，也就是不善于掌管自己的钱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他在重庆时，一个星期不吃饭，只吃西瓜水果等过活。因为伍叔傥先生一个人在柏溪中央大学校区任教，没有家室牵累，从不开伙，也不愿吃包饭，平时一日三餐都上馆子，一个月下来，根本没有积蓄可言。一个人吃饭太单调，伍先生就常常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用餐，边吃边聊，海阔天空，让钱先生受益不浅。钱先生说，伍先生不太吃米饭，常常是喝酒吃菜，边吃边聊，兴之所至。这一习惯也影响到钱先生。我做博士生时，钱先生留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不吃米饭。后来一起吃饭的机会多了，知道他的确如此，除了喝酒吃菜，主食米饭他是不吃的。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说是不吃那些容易吃饱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寻求影响源头，应该就是大学时代的伍叔傥先生。伍叔傥先生晚年的大学同事曾回忆说，伍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教书，他是同事中工资最高的，但他喜欢宴请同事，差不多月月要到附近最好的茶馆喝茶，而且一去就给服务员很高的小费，所以，那些服务生都认识他，只要他一到，大家都热情相迎，恭而且敬地笑语道：“伍教授来了！”（邵镜人《悼念伍叔傥先生》，收入《伍叔傥集》）

伍叔傥先生，浙江瑞安人，是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戚。他又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毕业生，受业于刘师培、黄侃，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是关系密切的同学。尽管抗战初期，他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但也仅三个月而已，是朱家骅做浙江省主席时，硬拉他去的。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做着做着觉得无聊，就不辞而别，回到大学做教授。曾有文章回忆说，伍叔傥先生的一位北大老同学去看他，这位老同学大谈天下大事，而伍先生则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声息，老同学见他没有反应，走近一看，伍先生已经是鼻息有声了。伍叔傥先生曾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等多所高校担任教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台湾胡颂平先生在纪念伍叔傥的文章中，提到胡适先生曾对他说：“叔傥的诗，是用气力写成的。他的诗集印出来没有？你请他寄一本给我。”（胡颂平《追忆伍叔傥先生》，收入《伍叔傥集》）晚年在香港崇基书院教书的伍叔傥先生有《暮远楼自选诗》出版。他的作品不多，但对于六朝文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他的研究偏重于文学欣赏方面。伍先生虽然钟情于魏晋文章，但对于五四新文学持接受态度，他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每天坚持读英文小说。他不仅自己写白话文，而且在主持中央大学国文系时，还介绍新文学家老舍、曹禺等来学校讲座。钱先生回忆说，当时老舍来中央大学讲座，就是他去接送的。伍叔傥先生在自己的课堂上，讲解新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于鲁迅及其作品，是极为推崇的。伍先生与鲁迅先生，曾为中山大学的同事。钱先生追随伍叔傥先生，不仅在为人风格上洒脱俊逸，而且在文学趣味和研究的侧重点上也有相似之处，都注重文学的品评和欣赏。钱先生一直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有一点诗意；对于艺术形式和内容关系，他认为形式的意义不容小觑，内容应该包容在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之中。所以，从师承角度来梳理钱先生的思想来源，我以为钱先生是中央大学国文系伍叔傥先生的嫡传弟子，他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老师的思想。

2017年春季，钱谷融先生与学生王晓鹰等在一起

三

钱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无怨无悔的，体现了做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理想精神。他不止一次在自述文章中说，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是一个教书的人，而且自己是真的喜欢教书，喜欢与学生打交道。钱先生教过千千万万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很多知名的人物，像沙叶新、鲁光、戴厚英、王晓玉、陈伯海、夏康达以及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学生赵丽宏、孙颙、王晓鹰、毛时安、陈丹燕等，还有就是钱先生亲自指导的研究生、访问学者和外国留学生。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初，他就在这里工作。听50年代毕业的华东师大学生讲起当年的老师，钱先生是他们最欢迎的，原因是课讲得好，受到学生的追捧。记得有一年我请莫言来华东师大演讲，他大哥管谟贤恰巧是从华东师大中文系60年代毕业的。听说莫言去母校华东师大讲座，管谟贤特地打来电话告诉弟弟莫言，当年教他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正是钱谷融先生。所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告诉记者，研究莫言的文学世界，应该注意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影响作用。因为一个小学五年级便辍学回家的山东农村孩子，他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阅读到一些文学经典作品，与他大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接受到的文学教育有很大关系。大哥将大学里读的文学作品带回老家，将老师课堂上教给他们的文学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小弟弟，由此开启了莫言的文学世界。钱谷融先生对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他是最具人格魅力的老师，他的精神品格，深深地烙在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身上，由此形成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特有的学风和精神气质。记得有一年，我随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组外出活动，遇到上海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邓牛顿，他是复旦毕业的，言谈之际知道我是钱先生的学生，很感慨地对我说：“你真幸运，遇到一位好老师，钱先生是一位好老师啊！”类似的话，我在王元化先生、李子云老师、李伦新老师以及诸多前辈口中都听到过。我想这是钱先生一辈子做老师所获得的最高奖赏，如果他在天之灵听到这么多朋友、学生对他的爱和衷心赞美，一定会高兴的。

2016年，钱谷融先生与本文作者在苏州留园合影留念

钱先生作为教师，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他的有教无类的平民精神。钱先生培养过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的普通百姓家的子弟，钱先生自己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所以，他对于那些乐于学习、事业上有所追求的学生，都抱有好感，从来不做贵贱之分。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事业有成，顺利成长。对于学生请求的帮助，都乐意援手。曾有老师写文章说钱先生乐于成人之美，这是很准确的描写。90年代，我还在做博士生时，钱先生就经常收到学生、朋友寄来的信，有各种帮助的要求，钱先生都亲自回信，有的还要反复往来通信好几次。收入他《闲斋书简》中的通信，仅仅是他一段时间里的一小部分，还有散落在各地学生、朋友中的书信，很能够见出他的热情和性情。譬如他与鲁枢元的通信，对一个远在河南的有志于文学研究的青年，钱先生一点都没有架子，而是平易近人、推心置腹地与鲁枢元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对自己在美国的小外孙李其扬，钱先生不忘教导他多用中文练习写作。

在钱先生的追悼会上，王晓明兄代表钱门弟子致辞，他说大家之所以平时喊钱谷融先生为先生，而不是老师，包含着对钱先生的敬重。之所以敬重，是因为钱先生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钱先生的儿子钱震来代表家属致辞，他说他自己与父亲代表了不同的两代人的价值观，面对社会之恶，作为儿子一代，对社会的很多方面是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而钱先生是用善和宽容来对待，即便是受到恶的伤害，他依然相信人性是善的。这就是钱谷融先生，这就是我老师的为人之道啊！

2017年10月13日于沪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