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

诗史钩沉

“珞珈诗派”与珞珈山上的文学传统

荣光启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旨在于全球范围内推广诗歌文化。2016年3月20日上午十点，庆祝世界诗歌日暨“珞珈诗派”诗歌朗诵会在卓尔书店举办。李少君、邱华栋、朱赫、吴晓、车延高、阎志、黄斌、李建春等来自全国各地及武汉本地的诗人30余位，出席了这一活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毕业于珞珈山，被称为“武大人”，曾是校园诗人。当日，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也出席了这一活动，并献上诗歌朗诵。这一天对于当代诗坛，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一个久违的名字——“珞珈诗派”，在三十年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2016年8月，《珞珈诗派·2016》[1]正式出版，此辑收录了王家新、车延高、陈应松、李少君、远洋、汪剑钊、杨晓民、陈勇、黄斌、邱华栋、红烛、刘继明、郎毛、牧南、方书华、索菲、刘予丰、梅朵、李建春、阎志、吴晓、李浔、小引、卢圣虎、阿杰、荣光启、茅草、周良彪、吴投文、李浩、黎衡、朱赫、赵成帅、王家铭、海女、袁恬、述川、午言和张朝贝等39位新老“珞珈山诗人”的作品，重新向世人展现了当下“珞珈诗派”的写作新貌。“珞珈诗派”成了当下汉语诗坛一个不可回避的名词，有人觉得新鲜，有人质疑。“诗派”，从而何来？有文学流派之特征吗？

一、开始

“珞珈诗派”这一叫法起自何时？据若木（王弘弢）、林君子1987年10月31日发表于《武汉大学报》的文章：“继王家新、高伐林等第一代校园诗人之后，续马竹及南方诗派第二代诗人之后，武大的‘第三代’校园诗人群悄悄地聚拢了。1985年、1986年武大诗坛相对冷落，但作家班、插班生给武大诗界注入了新鲜活力，陈松叶、陈应松、华姿、曾静平、胡鸿、野夫等中青年诗人对武大诗界的关注，加上王弘弢、杨健清、刘华、伍东祥、徐芳等人的苦心经营，直到最近宣告成立的‘珞珈诗派’，才正式形成了武大‘第三代’校园诗人群。”[2]这是“珞珈诗派”的开始。诗人矛雪忘（陈勇）当时是浪淘石文学社社长、《大学生学刊》的主编，据他回忆，当时中文系的老师包括陆耀东、曾庆元、易中天、於可训等著名教授，和学生诗人们很熟，校园诗人的写作得到了他们的极大鼓励和支持。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武汉大学报》的张海东老师，他对武汉大学的校园诗人可谓殷切地关怀、多年来一直在热心地推动武大校园诗歌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期《武汉大学报》上，李少君（诗作为《看海去》）、黄斌（诗作为《历史》、《无题》）、陈勇（诗作为《北方河》）、阿杰（单子杰，诗作为《深入冬天》）、孔令军（诗作为《路标》）、王军（诗作为《起身的时刻》）这些本来以“珞珈诗派”自称的诗人，第一次以“珞珈诗派”的名义正式集结。著名作家野夫当时是插班生，不在“珞珈诗派”，当时可能是版面上正好有个空隙，所以张海东老师排了野夫的诗进去。

“珞珈诗派”的诞生与时代的大潮有关，那个时代文学写作的氛围相当热烈，有一批诗人如是集结本不是罕见之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诗派对当时的诗歌主潮的独特认知和对诗歌美学重构的自觉。当时诗派的中坚力量是以现在《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第三代’校园诗人群的特点是人多势众，各领风韵，已先后在《诗刊》、《星星》、《飞天》、《青年文学》、《湖南文学》、《滇池》、《东海》等报刊杂志发诗近百首。但他们照样感到寂寞。于是不甘寂寞的七个人站了出来，他们是王军、陈勇、单子杰、李少君、孔令军、黄斌、张静。他们风格各异，诗的追求不同，但在许多诗的看法上完全一致，形成一个诗派——‘珞珈诗派’。”[3]在时代的大潮中，“感到寂寞”，这是有意味的，对一个诗人而已，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诗歌美学不能够满足我，或者说我看到的、我认为的新的美学与你们不一样。这个诗派的诞生，与诗人们这种在美学与写作上的自觉有关。

二、特征

据李少君作于1989年1月9日的文章，当时他们所感到的是，当红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与朦胧诗人的区别在于：他们自认为是凡人。他们从平常生活中挖掘出诗意，美化平凡琐碎甚至令人厌烦的日常生活和现实。他们的贡献在于从英雄回复到一个普遍个人。但是，他们把自我仅仅理解为现实的自我……在‘第三代’诗人的诗里，一切都存在，都无处不有，恰恰失去了自己——个体的自我……所有的大学生都一模一样，诗也可以互相模仿”[4]。“第三代”诗人本来也出于对朦胧诗的反叛，现在“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也成为既成的文学积习。作为反对者，“珞珈诗派”的成员，他们（“这一代”[5]）首先是界定自己与“第三代”区别及自身的艺术建构目标。

如果说朦胧诗时代，诗人抒写的自我，仍然是一种崇高的英雄化的自我的话；“第三代”诗人，抒写的自我，则是一个淹没在“日常生活流”之中的平面化的自我，而我们“这一代”，则要抒写一个“不仅是现实的也是非现实、超现实的、是瞬间存在自我。”[6]他们强调“以静观的方式确实自我：照，是观照的意思，静照，是指瞬间确定的自我对自我的瞬间洞察……这一代写诗凭灵感、直觉与悟性，而不像‘第三代’那样有随意性、铺张宣泄。”他们也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着这些主张。陈勇、黄斌等人，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珞珈诗派”的人也满有“语言与语言结构的自觉”意识，他们不认同“第三代”诗人对口语的推崇，对口语的诗歌表现力表示怀疑，“自我本身处于一种瞬间确定的静止状态，生命深处的质量与能量的积聚冲撞造成的爆发一旦冲动，语言是同时脱口而出的。语言在这一代那儿，不仅是直觉获得的，也是智慧的沉淀。而诗则是灵性与机智的结晶，有助于揭示生命状况的语言及语言技巧都是允许的”[7]。在结构上，“从表面看来，这一代的语言结构具有某种自我封闭性，自成一体，这是因为自我‘静照’的瞬间是一次完整的自我确定，它不必依赖于其他什么……对‘第三代’来说，诗既然是自我的平面展开，因此它无所谓起止，具开放性，如李亚伟的《硬汉们》一诗可无限延长或缩短。”但事实上，“由于结构与语境上的特点，这一代的诗作具有典型性和典范性，短小、紧凑、精致、丰富的意蕴与博大的美学空间，富于弹性。”[8]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认为“珞珈诗派”的诗歌美学与“传统”很有关系：“他们认为：传统与文化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9]。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珞珈诗派”主力李少君，后来被人们称为“自然诗人”[10]，写出了许多像《神降临的小站》那样的诗作：

三五间小木屋

泼溅出一两点灯火

我小如一只蚂蚁

今夜滞留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中央

的一个无名小站

独自承受凛冽孤独但内心安宁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

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

再背后，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

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

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

和枯寂明净的苍茫荒野

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

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

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11]

这首当代汉语诗歌的名作里，有一种安静而博大的天地人神交相辉映的美学。李少君的诗里，经常出现“神”这一意象，比如《荒漠上的奇迹》：“对于荒漠来说/草是奇迹，雨也是奇迹/神很容易就在小事物之中显灵”[12]；比如《神之遗址》：“仿佛神从大地撤离后留下的遗址/这里处处能窥见神迹，感受神的气息”[13]。李少君的“神”其实是“自然”背后那更广阔的存在，是他对此存在的敬畏，相对于西方的教堂，他“宁愿把心安放在山水之间”[14]。李少君出版有《在自然的庙堂里》（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著，他被称为“自然诗人”不是偶然的，这是他诗歌写作的一种自觉，是他长期的诗歌观念之实践。他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那种对上帝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对人心的改变和道德的重塑之功能，在中国是靠文学，所谓“诗教”。他在这个背景下非常强调诗歌写作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自然”之于诗歌的意义，不是简单地接通当代诗与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努力恢复诗与公众社会之关系（让现代诗有古典诗歌之山水意境、让读者更容易接近诗），而是以强调“自然”的神圣性来反思“文学是人学”这种观念所带来的人本主义，来重塑现代诗的美学境界（他认为这种观念带来了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暴虐态度，以自我为中心，诗歌也由之沦为个人主义的呓语，失去了人与自然相互应和的大美之境）[15]。

而另一位主力、诗人黄斌，诗作明显地有着顿悟和语言凝练之风，但又不失人神交会的大境界。《黄梅四祖村下》：“我在碧玉流中看摩崖/头顶是古风尚存的青石廊桥/身边 浣衣的村妇/她捋起衣袖的双手如藕/在溪水经过摩崖的‘泉’字上/揉搓亲人的内衣”[16]。《绝句·秋风》：“秋风被一辆卡车拖走了/接着被一列火车咣当咣当拖走了/我还站在这里/我是秋风没有扫去的干净”[17]。黄斌的诗作既是当下的，又是古典的；既是现代人的经验，在言说上又是传统文人的情怀。在武汉，在国内诗坛，黄斌的诗歌都自成一格。这明显是当年的“珞珈诗派”的遗风。

三、传统

“珞珈诗派”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多少年来珞珈山上的文化渊源和文学传统、和时代的诗歌热潮相碰撞所产生的绚丽风景。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武汉大学及大学里边的珞珈山，自现代以来，一直是文学的重镇和诗意的象征，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和诗歌传统。自1920年代开始，现代中国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都曾在珞珈山上栖息，闻一多、苏雪林、陈西滢、沈从文、凌叔华、袁昌英、郁达夫、叶圣陶、朱光潜等曾在此任教。往后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又有韦其麟、晓雪、王家新、高伐林、方方、林白、野夫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在这里读书、写作，见证了又一个诗意盎然的时代。

1980年代是武汉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王家新、高伐林、张桦等人领衔的武汉大学学生文学社，担负着全国高校文学社团领袖的角色。据徐敬亚先生回忆：“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事’，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而轻巧。当时每月生活费才二十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九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十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大的征订由《赤子心》代办。我记得，当时各系同学反应非常热烈。我一本一本地收着现金，一共征订了两百本。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一百六十人，可见外系同学的比例很大。四角五分，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恰好是一盘红烧肉的价格。当年的穷学生拿出来的，全是节省出的吃饭钱。创刊号目录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发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赤子心》发刊词《心之歌》也被当成诗人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抬举，似乎肯定了我们诗社的水平，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18]这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宣言：“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崭新的文学……”[19]可惜的是，这个《这一代》创刊号即是终刊号。

李少君是1985级武汉大学新闻系学生。“八五级一代人”许多人见证了中国1980年代诗歌的兴盛与衰落。“武大当时被誉为‘高校中的深圳’，是高校改革的典范。那时的校长是刘道玉，教育改革家，现在大学里常设的学分制、插班生制、转系制度等等，在大陆都是从他开始的。武汉1980年代是一个文化中心之一，哲学、艺术、文学等等都出了不少人，全国各地来这里交流、访问的人也很多……当时很多人对什么是‘第三代’还不了解。全国各地的诗人来武大也比较多，武大本身的诗歌氛围就很好，前面有高伐林、王家新等诗人，方方、陈应松、林白他们以前也是写诗的，后来才写小说。武大很早就有个‘樱花诗会’，一些老诗人像曾卓他们每年都来。到了我们八五级，我和洪烛、陈勇、黄斌等又发起了一个‘珞珈诗派’，理论上主要是我写文章，点子也是我出得多。”[20]在当时的“珞珈诗派”的成立及现在“珞珈诗派”之影响的推广上，李少君撰写了不少理论文章。

“樱花诗会（诗赛）”是一个文学盛会，也是武大文学传统的一个象征。诗会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于1983年发起，由最初的武汉大学校内诗歌比赛，逐渐发展为全国高校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创作交流盛会，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十余届。在每年武汉大学樱花盛开的时节，学校举办诗歌大赛颁奖典礼，诗歌朗诵会、全国高校诗歌学术研讨会也同时举办。多年以来，诗赛的成功举办为活跃和繁荣高校校园文学创作，推动新时期校园原创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全国广大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一项传统赛事，也成为武汉大学的一个文化品牌。诗赛也是国内发现人才的舞台。许多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因着“樱花诗赛”，而为人所知。

与“樱花诗赛”相应的是，武汉大学的文学写作传统一直国内颇有影响，武汉大学“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 又率先创办了作家班, 为文坛培养了大批优秀文学人才，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培养的这些人才,已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群体, 有人名之曰珞珈作家群, 其中的知名作家有: 方方、池莉、王家新、高伐林、喻杉、沈虹光、林白、邱华栋, 以及陈世旭、袁厚春等数十名作家班学员。”[21]

与这个文学研究传统相应的是珞珈山上的文学研究传统、特别是新诗研究的传统。建国后，武汉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镇。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于1956年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为数不多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和新诗研究领域，陆耀东先生的成就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陆先生收集的新诗第一手资料，其历史价值和丰富程度在国内领先。他的新诗史和新诗人物论方面的著作，因资料的丰富与详实，而成为新诗研究领域可靠而重要的参考书[22]。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曾称其是“最有资格撰写新诗史的专家”。於可训先生的《新诗体艺术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是一部较早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探讨新诗发展规律、注重诗歌本体研究的诗学著作。今天，在於可训先生的带领下，陈国恩、方长安、萧映、荣光启等人，一直努力接续、发扬珞珈山上的新诗研究传统。在国内文坛，珞珈山出身的诗歌批评家程光炜、王家新、罗振亚、汪剑钊、吴投文、李润霞、陈卫等，也都是当代诗歌评论界的重要力量。“珞珈山，是诗意的发源地，诗情的发生地，诗人的出身地。”2016年3月20日武汉卓尔书店庆祝世界诗歌日暨“珞珈诗派”诗歌朗诵会活动的这个主题词，是有根据的。

四、今天

不过，今天的诗人们重提“珞珈诗派”，其目标不是重温过去的荣耀，而是一方面为了接续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建设一个诗意的未来。今天人们重提“珞珈诗派”，认识到这个词是一个既有历史内涵、又在向未来开放的概念。这个词包含着珞珈山自1920年以来现代文学传统、1980年代的诗歌热情及新世纪人们对文学和诗歌的新的想望。这个词也吸纳着这个时代的丰富、复杂的现实经验和诗歌技艺，它所代表的写作群体，也试图在珞珈山悠久、深厚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文学风景和诗歌美学。

在王军、陈勇、单子杰、李少君、孔令军、黄斌、张静等“老”的“珞珈诗派”之后，珞珈山上的诗歌脉络始终没有断绝，浪淘石文学社、倾城诗社等学生社团总是能涌现出一些杰出诗歌写作者。新世纪以来，武大的学生诗人一拨拨地涌现于诗坛。平生、贺念和陈群；刘奎；李浩、黎衡和朱赫；袁恬（女）；王磊；王琦（女）；韩伯啸、董金超；赵成帅、王家铭；海女（女）、张朝贝……这些诗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诗坛注入了新鲜与活力。这些武大的本科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首先是读书人，是勤勤恳恳的好学生；同时又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只顾在学校取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对人生的关切、对自我生命的审视和思虑；他们有对文学的爱好和热情；他们的写作有知识和文化的功底，不崇尚口语，倾向智性、抒情，追求技艺，文本多略带晦涩，如果说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特色的话，可以说有一定的“知识分子”特征。这不是他们故意追随、效法什么阵营，而是他们的青春、学识和才气使然。他们的写作连接着珞珈山的文化传统，又吸取着当代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资源，这种青春的书卷气、学府内的对知识的渴慕，是武大年轻诗人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也使他们在校园时期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使他们还在校园里诗作就小有名气、使他们走出校园后很快就见出成就。

写作不是天才的事业，武大这一批年轻的诗人不太认同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写作需要灵感，但这种灵感也与个人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在阅读上的广度深度密切相关。在诗人李浩的自述中，他坦言他的写作植根于现代世界诗歌，有一个漫长的现代诗人的名单，他以此为根脉，在这种阅读和学习中不断矫正自己：“在阅读中，我总是在浩瀚的书籍里亲近并珍惜那些给我带来喜悦，并强化我的生命力的人物，当然，这必须是来自高贵灵魂的。在传统中，最近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吸引我，在遥远的地方召唤我，那就是唐诗。我一直在努力积淀自身的能量，试图走进唐诗与之融为一体，我深知这是一个理想。这可能是‘我’以及将来的时代需要穷尽全部生命去完成的事业，在这里，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做一个‘死者’。在现当代汉语诗歌中，我的一部分反省的时间是潜在鲁迅、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冯至、穆旦、多多、王家新、海子、西川、肖开愚、陈东东、李建春等，以及台湾诗人商禽、郑愁予、哑弦、洛夫等前辈诗人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中，吸纳其中的营养，不断地让自己在他们中清醒，以接受我认可的光照。在现代世界诗歌的版图中，我深感我们天生就处在地理的最低处，而我们中的睿智者，已开始领受天主恩典——那正在传遍喧嚣、焦虑的中华大地的智慧之福音。西方诗人中，我尤喜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蒙塔莱，永恒的但丁是‘我的祖父’，我是他根脉的一部分；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兹·赫伯特、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爱尔兰诗人叶芝，希默斯·悉尼；英国诗人T.S.艾略特，拜伦；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哥特弗里德·本恩，保罗·策兰，当然还有里尔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纳克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的至爱；美国诗人爱伦·坡、艾兹拉·庞德、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更生、罗伯特·弗罗斯特；杨·卡切霍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 1530～1584）和西普利安·诺维德（Cyprian Norwid, or Cyprian Kamil Norwid 1821～1883）、保尔·克罗岱尔；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等等啊，就简单到这里吧。这些诗人，以及那些没有列举的诗人，面对他们的作品，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深思他们在各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勇气、智慧与使命。”[23]正是这样广阔的阅读视野和深切的生命思忖以及对大师们的广泛学习，使李浩的诗越来越成熟，风格宽阔而明朗、意蕴深切而感人。

我在旅途中遇到一颗种子。

我弯腰拾起它，装进胸前的口袋。

我深信，我拾起的是一棵大树。

因为一阵风，我深信在这颗大树下，

一定能看见：你回家。

风剥开我手中的洋葱，迎面

涌来的威胁，使我加倍伤心。

风，使我成为岁月的象征。

因为风，窗口一直都是敞开的：

朴素的生活，如同流水，清澈

而安谧地流淌；如同阖上大钢琴的

盖子。因为风，我绝对相信，

那棵大树会结出，箴言的果子。

（《白色峡谷·4》）[24]

在组诗《消解之梯》之后，他的写作越来越自己的风格，组诗《白色峡谷》、《静物诗》和《我的马是我的故乡》等作品，说是近年来汉语诗歌的杰作，应不为过。

这些珞珈山上走出去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随从这个时代的文学习俗，坚持个人所必须的对生命的经验与思忖，作品中有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经验上的凝重与风格上的轻盈。黎衡曾经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社长，才华横溢，有着不可抵挡的热情与锐气，但他很快意识到：更有效的写作是一种将你的个性慢慢“变冷”、“变暗”的写作，就像写《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大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所说的那样，“一个艺术家的前进就是不断的自我牺牲，不断的个性的消灭。”[25]

冷却自己的个性当然不是放弃个性，但个性化的情感、思想仅是诗歌写作的起点、必要因素，如何使你的情感、思想成为一种能让更多人感受得到的情感、思想才是最根本的。这是写诗的奥秘，黎衡早就在此比同龄的诗人要优胜。更令人惊喜的是，近年来黎衡的写作，关涉到一种信仰的经验，在这种经验的言说上，你能看到一种克制、忍耐的技艺。《光荣》：

旷野早已无人

四十天的暴雨和四十天的沙石

宇宙蠕动着饥饿的胃

你要独自走向哪一个小小的星球的背面

穿过沉默的光环

开始说话，未来一直涌出鲜血

忍耐，使紧闭的门

从死亡的海底被喷泉顶开

你的梦盖满灰尘，你梦见你不停地

走向自己，你自己就是国家、

山巅、洁白的衣服

你在衰朽中成为流浪的琴弦[26]

这首诗处理的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一经典题材，但他却写出了新意，他没有将诗歌的言辞变成圣经话语的解释，没有无节制的抒发对耶稣的情感，而是“忍耐”，思想这件事的“未来”，短短的诗行中，他将耶稣流血牺牲、受难、死亡、所开拓的未来及成为今天许多流浪者的“琴弦”等等意思表达得非常充沛，让人深感诗歌简练而丰富的美。《来自风》：“‘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天晚上，我们从莲花山公园/绕出来，越过一座人行天桥，想去/初见时的广场吹吹风。窸窣的雨/使街道卷曲，行人都是影子。//但我们走反了方向，在从未见过的/路牌之间兜圈，梅林的街区/“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迷路使我们更饥饿，//更无知。我忽然记起附近有一座教堂，/于是带你去寻找，‘风不住地旋转。’/经过斜坡、树丛，我们循着诗班练唱的/歌声，发现它，在风的无限安静中。”[27]这首诗来自《新约·约翰福音》3章8节，同样的经典题材，黎衡在处理时携带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他将迷途、饥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信仰的漩涡中，在不住旋转的风中，“你”会发现教堂，它“在风的无限安静中”。诗作最后一句极有意味，那“安静”，犹如风暴中心的安静；这是迷途与知返的人生历程中的风暴与安静。黎衡的诗歌写作技艺的娴熟之风一如既往。2015年3月，黎衡诗集《圆环清晨》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这是臧棣主编的“千高原诗系”，也可以看出诗坛、尤其是北京的诗人群体对黎衡的诗歌写作的一种认同。

这些诗人也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著名诗人、前辈的极大认可。李浩、黎衡等人在读书期间就获得过北京大学“五四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等。这批诗人虽成长于校园，但其诗艺甚少校园诗人的稚嫩，即使放眼中国诗坛，当时他们的写作在同龄人中也是相当出众的，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影响力当年就已经从武汉波及到北京、上海等地。时至今日，像李浩、黎衡、王家銘、董金超、赵成帥等，已是国内80后诗人的中坚力量。

五、结语

当我们追问“珞珈诗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特征时，我们可以回答：如果当初王家新、高伐林那一代人，在写作中突出的是对时代的担当意识、呈现的是汉语中诗人的精神重量、人性尊严的话；在李少君、黄斌、陈勇“这一代”这里，呈现了一种尊崇自然、亲近乡土、经验深切又不失语言的灵动之风格；那么今天，在李浩、黎衡、王家銘、董金超、赵成帅、袁恬、张朝贝、海女这批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写作中，除了整体上诗艺比前辈诗人更为高超之外（也是时代使然），在经验的传达与美的言说上，更有复杂性和书卷气，带有“知识分子写作”的某种特质，其面貌也是清晰可辨的。当然，任何一个诗派的成员，在写作中，在经验及美学上都不可能极为统一，“珞珈诗派”自然也有诗人在生存经验及言说方式上的多样性。

一个作家群体，其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相近性，从文学流派的要求来说，“珞珈诗派”自然成立。但这个“派”有更大的意义。今天诞生于珞珈山上的这个“派”，不仅仅恢复一个过去存在的“派”，更不是曾经一帮在武大、如今散落五湖四海的诗人，为了江湖冷暖而拉帮结派（如有的城市的诗歌群体，如是宣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年文学社团之花开遍全国，这个“派”的重新宣告、集结，乃是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兄弟诗派的遍地绽放，期待着又一个热情、繁盛、挚爱、深切的诗歌时代的来临。

注 释

[1]吴晓、李浩主编：《“珞珈诗派”·2016》，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若木、林君子：《武大校园诗人群》，载《武汉大学报》1987年10月31日，总第463期，第4版。

[3]同上。

[4]李少君：《一九八八：诗的新世纪前期》，载张海东、陈作涛主编：《珞珈风——武汉大学校园文化作品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5]这里的“这一代”，是指1976年“四五运动”之后的那一代诗人，语出1979年由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发起、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由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的刊物——《这一代》。

[6]同上，第224-225页。

[7]同上，第227页。

[8]同上，第228页。

[9]若木、林君子：《武大校园诗人群》，载《武汉大学报》1987年10月31日，总第463期，第4版。

[10]吴晓、李浩主编：《“珞珈诗派”·2016》，第57页。

[11]李少君：《神降临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2]同上，第7页。

[13]同上，第12页。

[14]同上，第102页。

[15]李少君：《自然之于当代诗歌的意义》，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第26-29页。

[16]吴晓、李浩主编：《“珞珈诗派”·2016》，第152页。

[17]同上，第153页。

[18]姜红伟、徐敬亚：《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徐敬亚访谈录》，载《诗探索（理论卷）》2006年第一辑，第99-100页。

[19]十三校《这一代》创刊协商会全体代表：《写创刊号的前面》，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出版，1979年第1期，第1页。

[20]姜红伟、李少君：《樱花树下的诗意青春》，载《信息时报》2015年5月5日C07版。

[21]於可训、刘曼：《当代校园文学活动与文学人才成长——以武汉大学为例》，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8页。

[22]陆先生的重要著作有《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徐志摩评传》（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和《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补编》等，商务印书馆（香港）公司1993年版。

[23]李浩：《跋：“那个个人”——关于我的阅读与思考的片段回顾》，《风暴》，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3-184页。

[24]李浩：《风暴》，第167页。

[25]T.S.Eliot，“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 p.41.

[26]黎衡：《圆环清晨》，黄河传媒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2015版，第80页。

[27]《诗林》，2015年第05期，第6页。

荣光启，男，农历1973年生，安徽省枞阳县人。文学博士，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